中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昨天在成都有一个演讲，谈了两个问题：城市化要符合规律，要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篇演讲被著名城市专家、《大国大城》作者陆铭教授解读为：“这是要调整的信号。”
其中，关于城市化要符合规律有几个观点：
城市用地指标要跟人走，人多则地多；
城市人口发展要符合规律，片面驱逐低端人口是错误的；
居住用地和产业用地要平衡，片面强调产业用地，压制居住用地也是不对的。
关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一是中央的态度是认为这项工作进展太慢；二是不能成为市民的农民工返乡是极大的劳动力浪费，甚至将影响国家竞争力；三是控制特大城市规模主要是对中心城区城市功能的控制；四是农民市民化不仅是态度问题，还要有系列服务保障。
以下为演讲摘读：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
“城市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也是当前中国扩大内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结合点。正确的城市化政策既能扩大有效投资和消费需求，也是空间结构、经济布局、人口分布的结构性改革。”
一，遵循城市化规律：
第一，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第二，城市化布局是集中的。
第三，城市用地和人口要匹配。
第四，城市是不同职业的人组成的。
第五，城市用地结构要均衡。
第六，城市是要职住平衡的。
第七，城市规模要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
二，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不让农民工市民化，是对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这里的城市指的是中心城区，不是行政区意义上的城市，也不是城区意义上的城市；要控制首先要控制的是功能，而不是要控制人口。
过早鼓励农民工大量回乡，作为他个人他一生的收入就会减少，作为国家全社会的生产效率就会降低。
不恰当的鼓励农业转移人口回流农村，最终影响的是国家竞争力，还会带来长远的社会结构失衡的问题。
【详细观点】
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城市化是经济发展自然而然的过程及结果，虽然城市化有助于经济增长，但不能本末倒置，把结果当作源泉，把城市化当作拉动增长的手段。
推进城市化不能盲目规划建设新城新区、圈地、造城、建房，这些虽然短期内可以拉动投资，但是如果没有产业、就业，没人居住，就会变成鬼城，投资没有回报，举债无法偿还，不仅增长会停滞，还可能带来债务危机乃至金融危机。目前地方政府规模巨大、五花八门的隐性债务，其实很多就是以城市化的旗号举借的。
城市化布局是集中的。
城市化就是就业和人口集中的过程。
一些发达的国家，最终成为城市化密集的地区，也就是几片地区。对中国这种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而言，最终成为城市化密集的地区也就是十几片，绝大多数国土最终就是农产品的主产区，或者是生态功能区。
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人口最终是要走的，所以大量的造城建房是没有希望的。
城市用地和人口要匹配。
城市化是农业人口向城市集聚、农业用地按相应规模转为城市建设用地的过程，但人地要平衡，进多少人就要占多少地，而不是反过来占多少地就要进多少人。
在土地财政的模式下，所有的城市都是只要地不要人，所有城市都认为给自己的土地指标太少了，而中央要求他们给进城务工人民落户的时候却迟迟没了动静。结果是城市建设用地的规模超出了人口集中的规模，城市建成区的人口密度大幅度下降，这是不符合城市可持续发展要求的，而且严重背离了中国人多地少平原缺的国情。
我国虽然有960万陆地国土空间，山地33%，高原26%，盆地19%，平原只占12%，丘陵占10%，人均平原面积只有860平方米，也就是说人均1.3亩。美国人均有12500平方米，欧洲是人均8400平方米，我国的吃饭问题、城市化、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设等等都必须主要依靠这860平方米的平原面积，所以集约利用平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浪费湿地占用平原是在吃子孙饭、断子孙路。
城市是不同职业的人组成的。
城市化之所以成为必然是因为城市的效率高，效率高是因为城市的社会分工可以不断细化深化，互相创造需求和供给。
我们许多城市都要建成高大上的功能，比如说都要想成为科研中心，但是建成科研中心光有科学家就能建成吗？科学家也要吃喝拉撒，也要有人为他服务。
前一段时间的抢人大战完全背离了城市化的这一规律，只要白领，不要蓝领，城市是根本无法运行的。城市居民现在都抱怨，特别是特大城市，都抱怨保姆护工贵，这里边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因素，但也和所在城市的政策有关。你把所谓的低端人口都赶走了，那就得承受高成本的痛苦。
更严重的全局性的问题是，我国现在还是中等收入国家，但已经呈现未富成本高的状态，其中人力成本的大幅度上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城市政策缺乏包容性，只让农民工进城干活，不让他们在城市落户，表面上看降低了城市的公共服务费用，但助推了全社会人力成本超阶段快速上涨，对保持竞争力是十分不利的。
城市用地结构要均衡。
我国城市用地结构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居住用地太少，就业用地特别是工业用地太多。
全国工业就占了3万平方公里，日本工业用地只有1600平方公里，中国住宅用地占国土面积的0.3%，美国占1.4%，日本占3%，日本的三大都市圈，法国的大巴黎地区，居住用地都是工业用地的5-6倍，而我们的城市一般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都是1比1，北京稍微好一点是1.29比1，北京还是工业最少的地方，但是这里边还没有包括农村的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的结构失衡是因为过去长期以来我们在指导思想上重物轻人、重视工业，而且工业用地的价格低，居住用地的价格贵。用居住用地的高价去补工业用地的低价，助推了高房价，也助推了产能过剩。
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条措施，建立有效调解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合理比价机制，调整工业用地价格，但是没有落地。
城市要职住平衡。
我国城市核心区往往是就业用地多，居住用地少，比如北京核心区有92.5平方公里，居住用地占32%，行政办公、文化设施、公共服务等就业用地占37%，而且居住用地往往都是低层建筑甚至是平房，就业用地多是摩天大楼，北京核心常住人口和就业人口都是200万，估计职住比至少是0.5左右，也就是说每天至少上百万人口从四面八方进入核心区上班，晚上回到非核心区睡觉。
相反，北京的回龙观、天龙苑两大睡城居住人口80万，其中50%人口是20-40岁的年轻人，他们的工作地点多是西二旗、中关村、望京、CBD等等，这两个地区的居住人口大大多于就业人口，职住失衡才是交通拥堵的根本原因，不能都怨老百姓爱买车。
北京二环路以内的面积在城六区面积的6%，但是承担了机动车交通量的30%。解决交通拥堵，治本之策是调整空间结构，促进职住平衡。
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中央提出，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首要任务，并提出到2020年落户1亿人的目标。但是现在这个政策落实得很不利，针对这种情况，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就是说过去落实得太慢了。
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任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宏观背景是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大幅度减少，应对策略之一是要扩大劳动数量。
但是扩大劳动数量不是说要增加每一个劳动者一天或者一周的劳动时间，而是要增加劳动者一生的劳动时间，这对中国是非常有益的。
中国大概有2亿多农民工。不少农民工40多岁就回乡了，也就退休了，所以这些农民工一生就减少了工作20年，少挣了20年的钱，这是对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各地不让农民工市民化的理由是中央提出严格控制特大城市规模的方针，必须得搞清楚一个概念，什么叫城市？在中国至少有3个由大到小的城市概念。
一是行政区，即直辖市、设区市的辖区面积。二是城区，就是设区的市。多数设区的市还是城区小于行政区的，因为它还是有限。三是中心城区，比如北京的中心城区是城六区。
中央提出的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这里的城市指的是中心城区，不是行政区意义上的城市，也不是城区意义上的城市。
解决农民工人口市民化的问题，不仅仅涉及态度问题，还涉及到户籍制度、住房制度、社会保障、教育特别是高考制度，等等。
不恰当的鼓励农业转移人口回流农村，最终影响的是国家竞争力，还会带来长远的社会结构失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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