旺角街头
“不要一个人夜晚在砵兰街晃荡，”住在旺角的桂姨煞有其事地告诉我，“好多鸡窦（卖淫场所）和古惑仔！”
上世纪九十年代，桂姨在旺角弥敦道的茶楼做侍应（砵兰街外侧）。某天，有人叫着跑进茶楼：“楼下有人揸（持）枪抢劫啊！”全场轰乱。客人不知道该走还是不走，侍应不知道该收工还是躲起来，老板慌慌张张地叫人落闸，热闹的茶楼一瞬陷入泥潭。
桂姨后来在报纸看到始作俑者——在车水马龙的弥顿道上，拿着AK47抢劫金铺，与港英政府对峙的那个人。他叫叶继欢，传说中的香港贼王。
叶继欢持械抢劫的场面被市民拍了下来，铺天盖地出现在各大媒体。这单连环劫案，就如本·拉登炸了世贸一样，成为香港的集体记忆。多年以后，56岁的叶继欢在狱中因癌症去世，他再次登上香港各大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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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贼王，不过浪潮中的一滴水珠，投射出的是英国殖民社会裂缝间的灰暗势力。时代巨轮缓慢转动，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将你托上高坛，什么时候又将你碾到泥地。
砵兰街的历史，就是一部小小黑帮史。这里一度遍布情色买卖、毒品交易、地下赌档。但凡地面上禁止的“黑市”，就是砵兰街的“天下”。“旺角有四个帮会，操纵十几条小巴线，一百多间K场，一百多间浴场，三百档报摊，六百家餐厅，七百间公寓，几千个混混，今晚够忙的……”2004年的电影《旺角黑夜》里，要在平安夜加班捉烂仔的警察叹气说道。
在香港的流金岁月里，有个野蛮生长、以力量为法则的丛林。二十世纪下半叶的香港，有两种秩序，古惑仔陈浩南说的，“一种是法制秩序，另一种就是我们这种地下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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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疯狂的时候，1956年14K搞了“双十暴动”。到了六十年代，黑社会学会用财色收买探长，当时流行的说法，“警察管黑社会，黑社会管治安”。后来有了廉政公署和O记（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黑白之间隐隐较量。
位处砵兰街的九龙麻雀馆，是1975年最乱的场口。这里发生过一场大战，双方是负责看场的胡须勇一派和被称为“大圈仔”凶悍广东青年。胡须勇备了三十把砍刀，麻雀馆血流成河，胡须勇后来成为14K教父式人物。（林珊珊《香港往事》）
如今，九龙麻雀馆变成了一个停车场，周边则遍布食肆和药房。白天，游客们在砵兰街大肆购物、吃喝、穿梭，不知道这里曾经上演过的种种戏码。砵兰街如今所剩最后一丝地下社会的痕迹，就是贴在狭窄阴暗的楼梯口明码标价的海报——港妹两百八，北姑两百八，俄罗斯八百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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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上艳色一片的小广告，像是连接时光的通道，多年过去了，还是保持着八九十年代的欣赏趣味。头顶那个印着夜总会字样的霓虹灯箱，已经坏了几个灯管。这条街道的众多赌档、夜总会，和香港的霓虹灯一样，在最近二十年内缓慢淡出，由食肆、药方、商铺取而代之。
仍然健在的夜总会，破皮桌椅混着尘土灯光，人们伴着老歌跳着舞，定睛一看，大部分来客，都已是中老年人。
红色区
2004年，香港自由行开放一年，旺角街头长出一头庞然大物，占地180万平方尺的朗豪坊，一头贪嘴而奢侈的巨兽，一条旺角历史的分水岭。早在九十年代末，香港陷入前途迷茫，许多黑社会大佬纷纷转行。聪明的、有钱的早已进军电影界和地产业，剩下的都是钱不够的、生意失败的。
你几乎没机会再撞见刻着纹身晃来晃去的青年人。也没机会再见大佬带着一大班小弟扫街。有些混混开始在朗豪坊门口兜售A货。他们不再称组织为“社团”，而是“集团”。
他们黑社会得非常隐秘。社会新闻也鲜有他们的消息，偶尔会有报道说O记捉了多少黑帮成员，其外就是暴风捉影的“揭秘”。
据闻天水围是Number（14K）的天下，而屯门是新义安的地头，人来人往的深水埗和油尖旺则分布着好几个势力。他们依旧在色情场所、赌档看场，有些卖私烟和黄片，看管小巴线向档口收取保护费。更多底层小弟负责代客泊车。“你试试没了黑社会，全港的代客泊车谁来做？”（《黑社会2》）
他们在店铺门口吃西瓜。坐在店门口，脚边放一袋水果，吃一早上，皮核扔了一地。这是更加崇尚以和为贵的新时代黑社会发明的一种催数手法。
他们负责维持治安。《亚洲周刊》报道，旺角骚乱当中，帮派们负责维稳，黑社会自掏腰包，按照“合约精神”给受损小贩赔钱。
他们走私奶粉。Tvb电视剧《拆局专家》里有一句台词: “我走私奶粉是让内地人有奶粉吃，功德无量问心无愧，你这臭小子，你却跑去回收奶粉罐，装假奶粉卖给人，你知道会害死人的吗！死小子，我们是求财不是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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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时今日，还在香港找陈浩南，恐怕是找不到了。如果你还有理想化的黑帮情结，或可按图索骥，一一朝圣。
古惑仔片头写道：“1956年，石硖尾大火，香港政府为安置贫民，大量兴建徙置区，随着战后一代迅速成长，数以万计家庭生活在狭小单位，加上父母为口奔驰，填鸭式制度又不完善，很多少年因此走上歧途，徙置区球场时他们发挥精力的英雄地，也是培养古惑仔的温床。”
你心中的陈浩南在哪？
我是赵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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