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回顾：29日，网友 @陶**姐姐 发布微博称，在读武汉理工大自动化学院研究生的弟弟在导师长期的精神压迫下，不堪重负坠楼身亡，这条微博随后引发广泛关注。据新京报报道，武汉理工大学相关工作人员证实，3月26日，该校一在读研究生陶某在校内坠楼身亡。公安机关调查结论为高坠死亡，排除他杀。事件发生后，学校成立专班调查和处置相关事宜。
近些年来，诸多高校导师压迫学生，甚至导致自杀等恶劣后果的事件不断披露，为当前中国学界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因为我们深知，这些高校恶性事件并不是突然间层出不穷地爆发，而是早而有之，只不过学生囿于种种原因无处发声，才导致呐喊的求助声被淹没在体制的黑潮下。
例如不久前刚刚披露的“原北大教授沈阳性侵学生高岩事件”，当事件在网络上被曝光后，4月6号，北京大学发布说明称：“经查阅相关材料，二十年前，即1998年3月，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对这一事件作出事实认定，给出调查结果；1998年7月北京大学对沈阳做出了行政处分。”
随后，7日上午，南京大学文学院在其官方网站，发表《南京大学文学院关于北大校友网上发文的声明》，其中表示，北京大学的处分已经证实沈阳的师德师风存在过问题，任何处分都不能代表事实的消亡……经讨论，建议沈阳辞去南京大学文学院的教职。
一位性侵学生导致其自杀的教授，竟然还能够隐瞒事实二十年，道貌岸然地扮演着教书育人的“导师”，其中的讽刺不言而喻。
我们回到爸爸理工事件。自事件曝光并持续发酵以来，网络上对于王某和爸理工的批判已有很多，王某的不知悔改和爸理工的公关措施，也着实让他们没有丝毫回旋和洗白的余地。对此事，我是坚定地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但对于其常规意义上的批判，我在此不再赘述。我准备以一种精神分析视角解读本次事件。
本次事件中最广为流传的就是那以下这张截图：
其中，最夺人眼球的便是这段对话
——“坦坦荡荡地说出那六个字。”
——“爸我永远爱你！”
首先，我们暂时忽略其具体内容，我们可以显而易见地发现这是一场典型的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询唤”的显化。意识形态询唤作为主体的个人，或言之，意识形态将个人询唤为主体。在阿尔都塞看来，主体是不存在的，主体是意识形态之产物。通过“询唤”，个体实现了主体的建构。个体对社会身份的认同过程，就是意识形态将个体询唤为主体的过程。
而这里的“主体”也不再是独立的个人，而是一种“臣服的个体”。阿尔都塞认为：“一切意识形态都是通过主体范畴的作用，把具体个人呼叫或建构成具体主体的”，在这里就是“日常生活中意识形态认识的物质仪式的实践”。
我们回到那段对话，王某通过一段显在的“询唤”，使陶作为“儿子”的主体建构起来，同时反过来，陶的回答也使王某建构起“父亲”的主体，从而在对话完成的瞬间建立起一种话语上的“父权”结构。
而这种“父权”结构才是一切压迫得以实现的现实场域。此种“父权”结构场域是一种双向的权力结构。首先王某通过取得的话语权实现对陶的奴役，此种奴役并非单纯意义上的话语规训，而是一种从精神到肉体自内而外的规训模式。这种话语权并非是单纯意义上的强权压迫，而是一种实在界-想象界-象征界的“父法”建构模式。
陶同学作为刚刚踏入学术界的新人，就宛若拉康意义上还处于懵懂无知阶段的“婴儿”，眼前是繁杂难分的实在界（Real Order），当他将要凭借自己的实力大展身手时，通过大学的学术环境——这个大他者来实现“镜像阶段”第一次自我的指认时，却遭到王某“父法的阉割”。
于具体事件而言，就是陶同学的保送资格的被剥夺。这一“阉割”是一次“父法的介入”。陶同学受到的挫败成为了他原初的创伤，也成为了日后“父法”的“询唤”结构得以建立的可能。而这一时期对他者的认识与自身的原初创伤，让他开始产生一系列以自我为中心的，不可控制的消极反应。而父法的“阉割”又使他缺乏自我的认同，渴望回到最初的统一状态，渴望得到他者的爱。
于是，陶的俄狄浦斯情结被唤起，开始求助于母亲和姐姐。母亲和姐姐作为陶的小他者对其心理上的自我认同和稳定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是反过来又使其对王某的行为实施绥靖政策，这里就形成了陶同学在自我建构主体上的断裂。
一方面，作为雄心勃勃的有志青年，他渴望能够实现自己的抱负；另一方面，王某利用其权力建立起的“父权”体系，使其成为卑三下四的奴仆，无法施展自己的身手，完全成为被“阉割”的主体，“父法”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威。
而最后真正导致其自杀的是，他意识到真正的“父法”不是王某制定的“父法”，而是大他者的“父法”。如果仅仅只是王某一人的恶行，那么通过陶的家人和朋友的帮助，通过各种诉求方式终究能够获得解脱。但是问题在于，王某建立的“父法”仅仅只是他作为陶的导师——作为一种小他者的“父法”，父权结构真正得以实现的可能性，不在于其本身，而是在于大他者对于这种父权结构的“权力让渡”——简言之，爸爸理工的不作为才是这种父法结构得以建立的真正权力基础。
的确，真正拿着刀进行“阉割”的主体是该校内高压的意识形态话语，是“唯导师至上”的“绝对观念”，通过话语权力的高度集权，使得一切话语系统必须服从于意识形态话语。
我们回到事件本身，2016年9月，陶已经准备出国读博，王某告诉他，“这一次一定要对你狠一点，否则你会以为每次都会不了了之”，随后王某要求陶离开研究所。去年11月，陶去找工作，王某说“研究所没有你这样的人”、“道不同，不相为谋”。
经过高压的意识形态话语改造和父权结构的奴役，陶同学已经欲图解脱却又解脱不得，这已经不仅仅是意识形态对于其肉体的奴役，而是从精神层面建立起“父法”至高无上的权威。我们设想，假如陶同学精神并未受到这种高压，那么凭借其优秀的实力为何不能去读博亦或是找工作呢？又怎会因为王某的话就放弃呢？
有网友说，他无法如此做是因为王某会在其中从中作梗。但是真正看来，问题不在于“从中作梗”，而是“从中作梗”的基础如何得以实现。在我看来，还是爸理工意识形态话语对其的庇护。
我们从事后该校的处理方式就能看出，大量删帖，网络言论管控，以及对于陶家属的胁迫——在4月4日，陶崇园姐姐发声明向学校和王攀道歉，但过后该微博被删除，令外界不解。4月7日下午，陶的姐姐回应：此前发致歉微博非本人意愿。
由此可见，这种权利结构所能影响的不仅仅是身为该校学生的陶同学，其压迫的触角已经可以伸到陶的姐姐和亲属之处，这也足以让人意识到，这一切背后真正的压迫主体，是爸理工高压的意识形态话语。
逝者已逝，望逝者安息。但是对于活着的人而言，这件事给我们真正的警觉就在于我们每个个体，面对高压的意识形态话语保持顺来逆受的态度是否正确，是否没有祸及自身之时就委曲求全，等待着悲剧上演。
当前公共话语领域的日益“粗俗化”，使得全民近乎陷入了一种“犬儒主义”的心态，这是否会使所有人都生活在柏拉图意义上的“猪的城邦”？建立现代的、文明的、严肃的公共话语秩序，是否也是新时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之一？这种良好的公共话语秩序能否对极权式地意识形态话语起到有效监督的作用？这些都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
最后以曼德拉的话语结尾：
如果天空总是黑暗的，那就摸黑生存；
如果发出声音是危险的，那就保持沉默；
如果自觉无力发光，那就蜷伏于墙角。
但不要习惯了黑暗就为黑暗辩护；
也不要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
不要嘲讽那些比自己更勇敢的人们。
我们可以卑微如尘土，但不可扭曲如蛆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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