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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国货币史》
中国的币制，自汉末三国时起一直到南北朝的时候，还是很混乱，缺乏统一性和连贯性。当北方的一些民族还在过着游牧的自给生活的时候，南方则因实行货币减重而使物价大为波动，人民常以谷帛来代替钱币。所以这一个时代，大体上可以说是钱帛本位的时代，钱为主，帛为副。
在两汉，铜钱的单位是钱，一钱以上以万进；到了这个时代，单位为文，一文就是一个钱，文以上以千进，一千为一贯。换言之，大数目的计算单位，由万过渡到千。汉人说千万钱，从此以后就称万贯了。所谓“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的话就是产生于这个时代。另外一种新的发展是年号钱的出现。钱上记年号，增加了钱币的史料价值，不但使钱币的时代容易决定，而且纠正了一些文献史料上的错误。
铜钱中仍以五铢钱为主，这是中国历史上用得最成功的一种钱。王莽第一次改革币制，也不敢废五铢；后来因为要实行贬值，才大胆加以废止，可是人民继续使用。不久刘玄就铸造五铢。刘秀（光武帝）相信谶纬，想保留货泉，但结果还是恢复了五铢，史家认为是一件好事。董卓铸小钱之后，曹魏还是恢复了五铢，币制才稳定下来。南北各朝铸五铢钱的也很多。
刘宋的币制，在中国货币史上，有特别的意义。第一，自司马晋的政权成立以来，一百五六十年间，不听见有正式铸钱的事，在货币史上好像形成一种真空状态，这是秦汉以后所绝无仅有的事。到刘宋时才结束了这种状态。
东晋在孝武帝太元三年（公元 378 年）的诏书中，提到有人把铜钱运到广州，卖与夷人，改铸铜鼓；特别提到贪比轮钱的斤两重，运出很多。大概一些厚重的钱都在那时偷运出境，改铸铜鼓；所以到了梁初，只有中样的钱币流通。这些钱中，也是互有大小轻重的，萧衍一再下令禁止流通，只许用两种新钱，然而没有效果，所以才尽废铜钱，改用铁钱。
北朝的魏、齐、周也曾铸钱，而且一般说来，北朝的钱币比南朝钱币整齐。说得更确切些：北朝的私铸问题没有南朝那样严重，因而才显得规矩些。
在这个时候，中国钱币艺术的水平突然提高：南朝的陈钱和北朝的周钱都是异常精美的；而且在钱币的制作上，南北相像，都是狭缘，文字书法都近乎玉箸篆；三种周钱和两种陈钱都有内郭。永通万国钱篆法华丽，可以认为是魏晋以来钱中之冠。南北钱币在制作上的这种接近，不应当是偶然的，它是当时整个中国造型美术发达的反映。
铸钱加上锡镴是开皇五年前后的事，而且是出于政府的规定。这种白钱很可能就是杨广在扬州所铸的。这种钱之为隋钱是毫无问题的。第一，它的颜色同史书所称的白钱相符。第二，它的制作同上面那种所谓置样五铢有几点相像的地方，如五字旁边有直画形成内郭线，阔边，钱背更是同置样五铢一样，即内外郭都肥。所不同的是比较小样，但厚重的也有三公分多一点。文字笔画很细，而且书法不像置样五铢，而像陈五铢，五字曲笔。这些特点不但不排斥它为杨广所铸的可能性，反而加强了这种可能性。杨广是平陈的元帅，开皇十年正是灭陈后的第二年；杨广平日接触过许多陈钱，一定会发现陈钱书法比魏钱的书法要漂亮得多
这几百年，在中国美术史上，是一个伟大的时代。由于受到佛教美术的影响，中国的造型艺术在原有的基础上渗入一些外国的血液，而获得了高度的发展。钱币的艺术水平一般是很高的。孝建钱文的书法以及南陈、北周钱币的文字和制作，都有高度的艺术水平。
由晋到隋那三四百年间，金银的使用又比较盛行起来，特别是白银。这点大部分是受外国的影响，因为使用金银的地方，是以交广和河西为主。交广是中国海上贸易的集中地点，波斯等国人很多，他们是使用金银的。河西则为中国陆路贸易的大门，同拜占庭波斯等国的关系很密切。至于其余地方，则因国内币制混乱，所以容易接受金银。
为什么在盛用黄金的西汉不铸金银钱，而在两晋南北朝铸造金银钱呢？也许西汉曾铸造过，可是不见记载。这问题单从当时币制的混乱是不能解释的，因为金银钱并不是正式代替铜钱的。金银钱的铸造似乎是受了外国的影响，受了外国金银币的启示而铸造出来的。
谷帛在中国，是两种重要的支付工具。它们的货币性，各时代只有程度上的不同。当钱币缺乏的时候，或当币制太不统一的时候，或当货币购买力波动得太厉害的时候，谷帛的货币性马上增强。有时甚至于完全代替钱币的地位。这种事情，在外国也有过
中国人是一个讲究实用的民族，西汉的理论家，已经一再说到金银和钱币的无用。几百千年来，中国人不知经过了多少次丧乱。战争、天灾和通货贬值，总是接连发生的。在这种时候，人民有钱买不到所需要的东西。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最重要的无过于谷帛。这两种实物作为货币，虽然有许多缺点，但在乱时，它们是人民所最愿意接受的东西，这是货币所最不可缺的一个条件。
中国的布帛，历代都有定式，汉以后都是每幅阔二尺二寸，长四丈为匹。北魏仍遵用这定式，布帛每幅宽二尺二寸，长四十尺为一匹，六十尺为一端。其间曾一度发生粗制滥造的情形，所以在延兴三年（公元 473 年）颁令严格依照标准
从救济的内容来看，也可以发现同样的倾向。西汉时救济是用钱币，而且数目相当大。
当时为什么货币使用的范围缩小了呢？这应当是由于当局的政策。不管这政策是积极的紧缩政策也好，消极的不进一步实行贬值的政策也好，效果是差不多的。因为经过汉末三国时期的货币混乱，北方的货币经济本来就衰退了一些。吴蜀方面，由于大规模的货币贬值，一般人民也产生了重物轻钱的心理，物价偏高。后来许多铜钱流到南方夷人方面去，特别是厚重的所谓比轮钱，被运到广州卖与夷人，改铸铜鼓。这使中原钱币减少。当局也不讲究鼓铸，许多支付，可以不用钱币的，就不用钱币，而用实物。
司马氏从曹家手里夺取政权是用阴谋的方式，没有引起大的内战。但司马氏的政权建立之后，就有不断的战争。如咸宁五年（公元 279 年）的对吴战争，动员了二十几万的军队。惠帝的时候，有八王之乱。惠后北征荡阴，返驾时囊钱只有三千，以为车驾之资。惠帝被成都王颖带走，逃难的时候，只向部下借到三千个钱来买饭吃。惠帝还没有死，北方的所谓五胡已开始活跃起来，一个一个称王道帝
在建康建立起来的东晋政权更是衰弱。且不说内部的许多困难，外患也是无穷的。前有后赵的石勒，后有前秦的苻坚。东晋政权也曾几次作收复中原的尝试。太元八年（公元 383 年）淝水之战，苻坚发骑兵五十二万，戍卒六十几万，前后千里，东西万里。东晋方面不慌不忙，以几万人来应付，而且取得了胜利。没有听说发行过什么大额货币。这一方面说明当时自然经济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淝水之战同赤壁之战一样，是一次速决战
至于西北一带，币值相当稳定。例如河西一带，大概要算当时中国最安定的地方，使用汉魏五铢，物价不会很高。还有巴蜀地区，使用汉兴钱，可能还有蜀汉的钱币。汉兴钱轻小，巴蜀物价应当比河西要高。
南朝的时间，虽然比两晋长不了多少，但是在币值上，有更多更剧烈的波动。这种波动反映了当时政局的不安定。
在元嘉二十七年以前的二三十年间，社会是比较安定的。史家说是“区宇宴安，方内无事”，“氓庶蕃息”，“奉上供傜，止于岁赋”，“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这就是所谓“元嘉之治”。三十个钱一天，一家便可以食肉
萧齐的通货紧缩，我们应当看作是当局的政策，并不真是因为铸钱成本高。因为如果有意实行货币贬值，随时可以铸造大钱。萧齐继承刘宋的政权，知道通货贬值给予自己政权的威胁远过于通货紧缩。通货紧缩对于生产者是一种打击，但对于消费者却是一种恩惠，士大夫阶级都是消费者。特别是萧道成对于低物价有一种不正常的偏爱。
南齐的通货紧缩，到末年大概已有回涨的趋势，因为府库里的蓄钱放了出来。南齐的二十几年，因为没有战争，所以物价没有发生很大的波动。但萧梁的五十几年，却有不断的战争，先后有北魏的南侵，中间有侯景之乱，所以币值不能维持。
北魏的经济，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在东晋隆安二年（公元 398 年，即后魏太祖天兴元年）以前，他们还是过着纯粹的游牧生活。他们同其他部族的冲突，主要目的是掠夺奴隶和畜产。他们有经常狩猎的习惯。他们的地名都与野兽与家畜有关系，如羊羖、豺山、马城、青牛山、虎圈、白鹿坡、牛川、蟠羊山、犊渚、马髦岭、犊儿山等；他们有名叫羊儿的王子，有名为虎头的皇叔，有叫皮豹子的大将。对于官吏的赏赐是用牛羊。他们怕的是瘟疫，而不是水旱，正如农业社会的人所怕的是水旱，而不是失业一样。
宇文泰创立了一种府兵制，使大批当兵的人，除军事训练外，既不生产，也无其他赋役。武帝宇文邕更加重视这种工作，这使北周的军事力量加强了，但必然会增加财政上的开支。所以宇文邕一即位，马上就铸造大额货币，实行货币贬值。首先是铸造布泉，一枚当西魏五铢五枚，这就等于减重。
炀帝即位以后，开支浩繁，如建设东都，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开凿运河，发男女七百万；游幸江都，舳舻相接，二百余里；修筑长城，又兴众百万。其中有些属于建设工程，尤其是开凿运河，解决了南北的粮运问题，在长期看来原是有益的。不过各种大工程同时并兴，国家财政就负担不了。
中国自魏晋南北朝到杨隋这几百年间，在政治上是四分五裂，在制度上更是混乱到极点。物价的记录很少，而且多是特殊物价。钱币也各时各地轻重不一，度量衡也没有一定的标准，所以即使有正常物价，也不能同前代或后代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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