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孟笔记5

作者: 田园读书人 | 来源:发表于2017-11-17 16:10 被阅读25次

    公孙丑上(1)

    一、

    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

    学生公孙丑问孟子:如果父子你有机会担任齐国的执政官,你觉得你能够恢复当初管仲、晏子的功业吗?

    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艴然不悦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

    孟子笑道:你也真不愧为齐国人,就知道管仲、晏子。这么和你说吧,曾经有人问曾西(曾子的孙子),先生和子路相比,谁更加伟大?曾西很为难地说:子路是祖父曾子所敬畏的人,(我不敢和他相提并论。)这个人又问:那么先生和管仲比谁更伟大?曾西很不高兴地说:你怎么能把我和管仲做比较?

    管仲得到齐桓公给予的信任,给了他那么大的权力,而且持续了那么久,所成就的事情实在不值得一提,真没想到你会把我和他相提并论。孟子说:曾西都不愿意像管仲那样做事,你觉得我会吗?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曰:“以齐王由反手也。”

    公孙丑不解的问:管仲辅助齐桓公称霸天下,晏子辅助齐景公声名远播,管仲、晏子你还觉得不能和你相提并论?孟子说道:以齐国的实力,他们本来可以很轻易地施行王道,(遗憾的是他们或是称霸、或是扬名。)

    曰:“若是,则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

    公孙丑接着又问:你这么说,弟子就更不明白了。周文王那么伟大,活了一百岁也没有能统一天下。后来是周武王、周公旦继续了他的事业,才使得周朝的文明被全天下接受。今天你却说施行王政是那么的容易,你的意思是周文王也没什么可以学习的,是吗?

    曰:“文王何可当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

    孟子说:我们当然不能和文王比,(文王当初遇到的情况,和我们现在大不一样。)殷商自从汤开国到高宗武丁,出了六七个圣君。那时商朝统一天下已经四百多年,是很难改朝换代的。所以高宗武丁征服诸侯统领天下,就易如反掌。

    从高宗武丁到纣王也不是太久,一些好的风俗、好的政策都还有保留。再加上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这些贤明之士的辅佐,所以纣王的商朝还是保留了很久。那个时候,全天下的土地,全天下的人民都是纣王的;而相反周文王是从百里的小块土地开始的,所以才困难。

    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

    齐国有这么个谚语:再聪明的人做事,也不如顺势而为容易;再好的农具种地,也不如顺应农时有效。现在就是实现王政的最佳时机。夏、商、周,即使是在他们的盛世,也不过千里之地而已,而如今的齐国拥有这么多的土地;而且在这宽广的土地上,鸡鸣狗叫的村落连绵不绝,生活在这些村落里的都是齐国的百姓。齐国的疆土不需要再去开辟,国民不需要再做增加,推行仁政而以王道统一天下,没有谁可以在阻挡的。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而且已经太久,没有出现圣君了;百姓苦于恶政的伤害,已经超过以往的任何时候。这就如同饥渴的人不挑剔饮食,(百姓对圣君的盼望,也没有那么挑剔了。)

    孔子说过:高尚文明的传播,比起驿站传递君命还要快。现在这个时候,一个大国来实行仁政,给百姓带来的喜欢,如同把他们从倒挂于悬梁上解救出来。比起古人实行仁政,可以事半功倍的,只有这个时候。

    许多人冒充仁义之师而归于失败,然后又否定了仁者无敌的说法。那么就仔细揣摩孟子关于周文王王天下的描述,仁者无敌是指历史的必然,当然不是某一次的争夺。

    二、

    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

    公孙丑问孟子:如果现在夫子你被委任齐国的行政长官,推行了王道,自然由此就能统一天下。面对这么重大的责任,你会有所担心紧张吗?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曰:“不动心有道乎?”

    孟子回答:不会,我从四十岁以后,就已经心意坚定。公孙丑说:那可以是比孟贲强了许多。孟子回答说:这个一点也不难,告子比我还要早就达到心意坚定。公孙丑于是问道:那么保持心意坚定,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曰:“有。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桡,不目逃。思以一豪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

    孟子回答:有的。比如有个叫北宫黝的勇士,他是这么培养他的勇气的,身体受伤绝不屈服,正视危险绝不逃避。再小的失败,也视同当朝被辱。没有他的认可,既不接受普通人的哀求,也不接受君主的恩赐。行刺君主如同行刺普通人。一点也不惧怕君主,任何对他的言语上的攻击,他必然要做反击的。

    而孟施舍又是另一种培养勇气的方法。他把失败看得和胜利一样,不觉得丢人。如果充分了解敌人,充分分析胜负,然后再决定进退,这是统领三军所要的谨慎,而不是一个勇士所要的。作为勇士来说,重要的是无所畏惧的勇气,而不是必胜的结果。

    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

    孟施舍性格像曾子,北宫黝性格像子夏。这两个人的勇气,不知谁更了不起,不过孟施舍更注重自身的修为。以前曾子和他的弟子子襄说过,孔子曾经告诉过他,什么才是真正的勇敢:如果反躬自问,自己的勇敢不符合道义,那么即使一个普通人,我也不会恐吓他,以显示我的勇敢;如果反躬自问,自己的行为符合道义,即使面对千军万马,我也会勇往直前。所以孟施舍的修为,又稍稍逊色于曾子。

    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

    那么你和告子的“心意坚定”,又是怎么样的呢?

    “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

    告子的观点是:出言不善的人,你就别指望他有高尚的内心;内心不高尚的,你就别指望他有伟大的气度。那么,内心不高尚的,就没有伟大的气度。这句话是对的,但是说“出言不善的人,就没有高尚的内心。”就不对。

    人的内心修为,决定了人的外在气度;气度是充满全身的,存在于身体的每一个表现。内心修为是至关重要的,外在气度取决于内在修为。所以说:要保持高尚的内在修为,但不要放松外在气度的控制。

    “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者,何也?”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

    公孙丑问:既然“内心修为至关重要,外在气度取决于内在修为。”为什么又说“要保持高尚的内心修为,但不要放松外在气度的控制。”

    孟子回答说:坚定的内心当然决定了外在气度,但外在气度如果持续久了,也会影响内心的修为。就如同一个人行、走、坐、卧都是一副不堪的样子,他内心修为一定受到影响。

    “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那夫子是怎么做到比他们更好的?孟子回答:我了解语言的作用,但我注重的是培养自身的浩然之气。

    公孙丑又问:那么什么是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

    孟子回答:这个很难描述。这种气度是最为宏大、最为刚毅的,我们以正直去培养它,不让它被邪道损害,那么就可以大到充满天地,无穷无尽。这种气度包含了正义与仁道,把正义与仁道散布到全身,没有它,身体就如同饥饿一样难受。

    这种浩然之气,是内心中正义感的一次次积淀,而不是从外界的偶然的获得。自身的行为一旦有不符合道义的,则心中自然会如同饥饿一样的难受。所以我说,告子没有真正懂得义,因为他觉得义是从外界强加给人的。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有时内心的正义感没有自然地由内产生,那么我们心中就保留对正义感的期待,当善心还没有结出善果的时候,千万不要急于自外强加。宋国有个人,担心他的秧苗不能快快生长,自己去田里拔他的秧苗,累了一天回家说:今天累死了,我去帮了秧苗,让它们快快成长。他的儿子跑去一看,秧苗都死在地里了。

    天下的人看不到正义善良给自己带来利益的时候,要么就急于求成,要么就舍弃它们。舍弃它们的人相当于不愿意耕耘,急于求成的人相当于拔苗助长,拔苗助长不仅没有用,还会对善良的内心有很大的伤害。

    “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到底语言有什么样的作用?孟子答道:听到偏激的话,知道他的局限;听到过分的表达,知道他已深陷险恶;听到他的言辞邪恶,知道他已经是离经叛道;听到他言辞躲闪,知道他已经穷途末路。这些坏的言辞,出于他们的内心,妨害他们施行仁政;出自他们的政令,就会妨害他们要去做的事业。将来再有圣人出现,一定会发展我的这些思想。

    是的,将近1800年后的王阳明,似乎就是揣摩透了这段话,发展出了“心学”。我们据此可以反向理解这一段。

    人性本善就是那个秧苗,首先对错的标准要去问内心的那个本善,而不是由外界强加( 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发现有不善,如同发现禾苗没有好好生长,不要拔苗助长,而是靠养浩然之气,尽力对本善的内心进行呵护,如同辛辛苦苦地耕耘。如果任由善心包围于各种坏的言辞、态度中,心就会迷失,就如同不做耕耘,任由禾苗在贫瘠的土地中生长。( 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 )。

    “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然则夫子既圣矣乎?”

    宰我、子贡都是很懂得语言技巧的,冉牛、闵子、颜渊则注重道德修为,而孔子则兼而有之,但孔子还是谦虚的说:我在语言技巧方面是很差的。公孙丑又问:那么夫子你称得上是圣人吗?

    曰:“恶!是何言也!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孟子回答:咦!不能这么问。当初子贡问孔子,你是圣人吗?孔子回答:我只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而已,谈不上什么圣人。子贡说:学而不厌,就有智慧,诲人不倦,就是仁爱,智慧而仁爱的人,就是圣人。孔子也不说他自己是圣人,所以问题不能这么问。

    “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敢问所安。”曰:“姑舍是。”

    以前曾听过这么个说法:子夏、子游、子张都得到孔子的某个方面,冉牛、闵子、颜渊则学会了圣人的全部,只是程度上弱一些,不知你和他们比起来又是怎么样?

    孟子回答说:这个话题今天没有答案,我们不说它了吧。

    曰:“伯夷、伊尹何如?”

    公孙丑问:那么伯夷和伊尹谁更伟大些?

    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他们是不一样的圣人。如果不是他认可的君主,他不会为他服务,不是他认可的民众,他不愿意去领导,遇到和平稳定的时代,就出来做官,遇到动荡不安的社会,就退隐江湖,这个就是伯夷的作风。没有什么样的君主,是不可以侍奉的,没有什么样的民众,是不能够去领导的,和平稳定,我要积极进取,动荡不安,我也应该积极进取,这就是伊尹的风格。

    可以出来做官,就出来做官;可以不去做官,就不去做官;可以慢慢等待,就慢慢等待;可以立刻开始,就立刻开始。这就是孔子的风范。他们其实都是古代的圣人,如果问我愿意学谁,我愿意学习孔子。

    孔子自己的说法是: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论语·微子》。或者是: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论语·为政》。

    “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

    伯夷、伊尹与孔子相比,大家都是差不多的圣人吗?

    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不是,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和孔子相比的。

    “然则有同与?”

    那么他们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吗?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

    孟子回答说:有!只要有百里的领地,做个君主,都能发展到征服各路诸侯,最终成为统领天下的王者;但为达成这一目的,需要做一件不合乎道义的事情,杀害一个无辜的人,他们都会选择放弃。这是这几个人的相同之处。

    如果非得据此说孔子不是个好的政治家,那么政治家就可政客是等义词了。 选择放弃,有时是为了对历史的负责,这才是真正伟大的政治家。

    曰:“敢问其所以异。”

    那么他们都有什么不同?

    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污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

    孟子说:孔子的弟子当中,宰我、子贡、有若他们,智慧足以了解孔子,道德上也绝不至于对孔子阿谀奉承。(他们对孔子的了解和评价应该是最为准确。)宰我是这么说的:以我看来,孔子的比起尧舜要更加贤明。

    子贡则是说:看到他制定的礼仪,就知道他会如何施政;听他制定的礼乐,就知道他的内在修为。就算是百世之后的人们,往回看这百世的所有王者,没有人能超越他,那时人们更会看到,孔子是有人类以来,无人可以与其比肩的圣人。

    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有若的评价是:岂止是人类,麒麟与其它野兽相比,凤凰与其它飞禽相比,泰山与其它的土丘相比,河海和一滩水洼相比,那都还是差不太多。即使是其他的圣人和普通民众相比,也都是没有质的差别。

    但要是说能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和普通人有着质的不同的,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超越孔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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