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语言和坏的语言》 孙犁
作家想在作品里,表现一个思想,创造一个人的形象,他的最基本的工具,便是语言(文字)。
有人把文学家的语言和画家的颜色相比,画家把一个颜色盆放在面前,红的、黄的、蓝的,画家又调配着这些颜色,画出五光十色的画。鲜艳夺目的,阴沉浓重的,愉快的人,或是悲愁的景物。但不会画的人,不会调配颜色的人,便连一个常见的萝卜也画不成功。
文学上的语言工作也是这样。生活里有无数的语言,各种名词、动词、形容词等等。有人把这些语言放在自己的心里,把它们巧妙地真实地连结起来,便能表现人性、时代。也有人组织不好,语言贫乏,便连眼前一只猫捕住了老鼠的事,也说不清楚。
好书使人手不释卷,是因为里面的思想好,人物使人喜爱。但如果不是那语言把这些东西写出来,形容出来,读者也就不会为它废寝忘食了。古书上记载佛教里的和尚在禅房里讲经,讲得天花乱坠,百鸟全飞来了,猛兽也驯顺了,路上的小贩们也都放下担子来听。这不见得是佛法无边,我想还是那个和尚在言语上有功夫,才能如此引人入胜。
小时喜欢看《西游记》,今天过一个山,明天过一个洞,全凭猴哥神通广大,变化无穷,战胜妖魔,得到西天。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比唐僧还着急,一个山没过去,便想着下回书那个洞了,也是《西游记》的语言功夫好,能引人入胜。
也有那些书,不管里面说着一件什么希奇古怪的事,因为作者没有语言上的功夫,弄得语言生硬起来,丑起来,使读者像夜间下着大雨走山道,绊绊磕磕,疲乏不堪,终于把书一丢,去寻好梦了。读这样的书,人们比作“嚼蜡”,是很形象的。
初学写作的同志们,练习语言,应该像缝工初学用针,木匠初学运斧,要慎重也要勇敢。
有人对初学写作的人,强调文法,结果使人捉摸不定,不敢下笔,将写作视为畏途。我们应该尊重中国的语法、语言的构造,但是不能把文法等等,离开活的语言和写作的实践,当作抽象的法则来谈论。小孩初生,只要叫他接近活人,假若不是低能,几年的工夫,普通的话也就会说了。写作也是一样,假如初学写作的人,经历了一段生活,又有他对这段生活的意见和情感,他就可以在详细观察思考以后,按照他的意见和情感写出来。这当然是对他的语言功夫的一次试练,他可能写得好,也可能写得坏。但这好这坏,是要在他写成文字之后,才有了批评的根据。一个人刚学会千把字,便对他大谈文法,有害无益。语言的功夫,从写作的实践上修养。语言从写作实践上丰富起来。
从事写作的人,应当像追求真理一样去追求语言,应当把语言大量贮积起来。应当经常把你的语言放在纸上,放在你的心里,用纸的砧、心的锤来锤炼它们。要熟悉你的语言,像熟悉你的军队,一旦用兵,你就知道谁可以担任什么角色,连战连捷。写作,实际就是检阅你的军队,把那些无用的、在战场上不活跃的分子,当场抹去他的名字,叫能行的来代替吧。所谓要慎重,就是指的这个。
你心里有了许多话。你要描写一件事,这件事老在你的心里打转,它一切都准备好了,单等你拿语言把它送出来。那你就把它送出来吧,不要怕你的文字不“美”,言语不文。用花轿送出姑娘固然好看,初学写作好比穷人,把你的姑娘用牛车拉出去吧。只要文章的内容好,语言笨一些没关系——但记住这是说初写,你千万不要认为这就好了:我可以永远用牛车往外送姑娘了,这样下去,会弄成车上已经不是姑娘而是粪草了。因为你对语言的工作不严肃,在文学事业上你也一定失败无疑。所谓勇敢,是指用心考虑以后的勇敢。不过,有很多初学写作的人,扭扭捏捏,实在没有我们常说的“丑媳妇不怕见婆婆”那种勇敢精神了。
中国的文字装进“字典”,也是很丰富的。如果一个作家把这些字,和生活结合起来,用思想连串起来,他就会翻江倒海,写下无尽休的作品,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我们日常生活里的语言,是很丰富的,是写作时取之不尽的源泉。如果一个作家真正认识了这些语言,充分掌握了它们,再注意那不断产生的新的词句、语法,他就会有了写作的神通,像我们的猴哥一样,能度过写作的种种困难关口了。
根据我们的最有功绩的文学老师的说法,有如下性质的语言是文学上的好的语言:(一)明确。(二)朴素。(三)简洁。(四)浮雕。(五)音乐性。(六)和现实生活有紧密联系。相反的,这些语言是坏的语言:(一)干燥无味。(二)没有个性。(三)不正确的方言。(四)胡乱的表现。(五)似是而非的“丰富”。(六)不和现实生活呼应。总起来的分别是:一种是真正丰富的纯粹的语言——好的语言;一种是贫弱芜杂的语言——坏的语言。
这便是文学工作者一生的语言工作内容,这工作是持续不断的,如同一个忠实勤朴的农夫对土地的加工,种植对于人生有益的禾苗,锄刈那妨碍禾苗的生长的莠草。那个农夫细心到这个地步:他经常在他的田里视察,拔去苗陇里的每一棵莠草,把禾苗扶植得整齐茂密起来。
选择语言,选择那些明确朴素的、简洁浮雕的,也如同农民选择好的种子,那样他才有希望使禾苗丰收。
拿起笔来,就是这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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