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我们返回县城度月假。这次我搭乘一辆墨绿色皮卡，安多藉老师拉辛是我们这辆皮卡车的司机。皮卡行至峡谷，突然停下来。才旺扎西副校长也随后停下车。我以为大家准备下车休息，呼吸些新鲜空气，观赏这冷冽的美景。一路下来，残雪给山峰圣洁的修饰。北侧刻着硕大经文的青峻的火山岩岩壁上有一眼微弱的飞瀑泻下，错综复杂的经幡包围着，给它增添缭乱的色彩，峡谷底部一条湍急清澈的小河成了飞瀑的归宿，安置于河床上的转经筒在水力作用下为信徒做祷。
六位老师一起走到河流边，小心翼翼地俯身将随手捡来的塑料饮料瓶没入水中，我以为他们取此处的水和曾经在此扎经幡的人一样，是出于宗教目的。他们走到皮卡车头，将手中满瓶的水洒向车轮轴，散热的白色蒸汽伴随着滋滋声升腾起来。
原来是前轮轴因为摩擦急剧升温而影响发动机。此皮卡已经有五年历史，和毛庄学校那辆，乃至和全县所有教育机构墨绿色皮卡一样，车门上印有“北京市人民政府捐赠”的字样。那时玉树地震发生后，沿海的发达省份以各种形式支援灾区重建。这车原本就算不上优良，加之五年来在崎岖山路上频繁参与外勤运输，又缺乏必要的保养，他真的衰老了。
等到车轮转轴不再冒出白汽，大家再次将手中的瓶灌满水，坐上车。拉辛老师递给我两瓶，并幽默交代，“拿好了，这可是救命水。”“这刹车坏了。”有老师给我说明。这句话换来的是皮卡在山路上始终踽踽慢行。扎西才旺的车紧随其后，保驾护航。
其后，在临近宽阔河谷的最后一个盘曲山路，这几瓶救命水再次派上用场。
月初，我对阿成提到了因为身体原因，打算退出服务。月假里，我当面向阿成提出申请，阿成联系北京办公室之后，对方给出的答复是让我去医院检查，基金报销检查费用。
然而，我的想法是，既然这病情是慢性的，那么除了用药，恢复也是长期的，既然是身体对高原的饮食产生排斥，即使身体康复，我也不能再回到岗位了。最重要的是，一般的医生检查胃的病变，总会走胃镜这个途经。“一根管子从我嘴里伸到胃里，我都好想吐，不舒服得很。”在甘肃一所乡村学校服务时，一位去汉中医院治疗胃病的学生对我这样倾述。我不想走胃镜这条路。
我不能拒绝阿成的好意，在他陪同下，我们一起去县人民医院。来到收费窗口等了一两分钟，负责挂号的医务人员才出现在视野内。他是位戴帽子的小伙，先是给我一张对应的值班医生桑周多杰的挂号单。在急诊科病房和接待室来回一趟，没有找到桑周多杰医生。看来只有问他的同事了。一位戴白口罩的女医生对我说他刚出去转经了！只好再跑一趟收费处，这次帮我诊断的是一位女医生。这位有耐心、亲切的女大夫听完我的叙述，得出的诊断结果和我预期一样，与高原环境和食物有关。
在她跟我分析病情的期间，一位藏族病人先后三次打断我们的谈话，医生只好耐心跟他分析病情。虽然受到这种无礼的打断，但是我能理解，也许那位病人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使他有些焦急。
果然，最后她在开出一份我正在服用的药单外，还建议做一个胃镜检查，以便确认。我道谢之后，和阿成走出医院。
10月27日，是曾敏杰、杨浩罹难的纪念日，县政府、香达学校、吉尼塞学校的几位人物，和阿成、美久曲忠一道，举行悼念仪式，地点就在密多盖拉山垭口附近。北京办公室已经同意我的退出申请，自然没人叫上我同去。其实，当年一道不幸遇难的还有位藏族司机，只是他的名字，这位小人物，从基金网页到办公室工作人员，再到囊谦校方，几乎不被人提起。
我决定11月2日离开囊谦，义群得知后，提到11月3日就是县域内一年一度的盛大法会。法会将在体育场举行，持续大约十天，宗教色彩比较浓厚，主要是诵经，少些乡庆、县庆那样的文艺活动。在商人敏锐的嗅觉那里，这也是一次获取利润的机会，小到路边的小吃、宗教饰物，大到不那么明显的交易。
最后的日子里，在县城遇到两位着晓学校的老师，我一如往常地跟他们打招呼，没有提到自己离开的打算。
走着走着还会想起，成林曲忠、美久曲忠和其他同龄藏族教师都曾开过的玩笑，说让我留在囊谦，娶一个牧羊女，“为什么是羊？你们这里不是牦牛更多吗？”我试图打乱他们开玩笑的节奏。
“好吧，牧牛女。你想，一头牛就能卖一万，按照我们这边婚嫁习俗，女方要送男方很多彩礼，送你一百头牦牛就是一百万了，多好！”然而，这样的玩笑在我这里没有幽默价值。
有一次，准备找个食店吃晚餐，在三完小附近的陡坡遇到迎面而来的索南老师。她说城里教学竞争太大，自己教两个班的语文，共计一百来号学生。这是着晓学校学生数量的一半，因此批改作业自然比以前辛苦。的确，在着晓学校，我可没看见有老师晚上待在寝室批改作业或备课。
“你看，那靠教学墙背书的就是我学生。”一排传浅蓝色校服的学生贴满墙根，她继续道，“有的老师给学生补课到天黑。”
的确，有好几次吃过晚餐回到三完小能碰见稀稀拉拉三五个学生回家。当时傍晚八时许，西边的火烧云只剩下最后两缕暗红的火焰。县城东山苍白的石漠带却被渲染橙红，像从铁匠铺熔炉中取出的上红的铁具。橙红逐渐揭去，一轮明亮、豁达都远胜骄阳的月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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