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 思维与思想
本文的核心论点是: 语言是思想得以表达的形式系统。在实际行文中，我有时说思想，有时说思维、思考。我们知道，在论证过程中不加说明地变换用词这种做法常隐藏着取巧，因此，我应在这里加一段解说。我若把这篇论文译成英文，在大多数场合，思想、想、思维、思考都将译成thinking。这意味着它们其实是同义词吗? 那么，在用中文写这篇论文的时候，我竟可以随意把这几个词调换吗? 这又回到我们由之出发的那个问题了:用汉语思考或用英语思考有区别吗? 抑或我们可以跳出汉语英语改用一种通用语言思考?先放开这一点，眼下的问题还涉及语词的日常用法与论理用法之间的复杂关系。我在别处已经就此做过比较详细的讨论，［18］( 第四章) 这里只说一点。在英译汉的时候，针对thinking 一词，该译成思想、思维还是思考，译者可能颇费踌躇。还有些时候，汉语译法中根本不出现“想”或“思”这类字，例如: “John thinks very low of Jack． ”反过来，汉语句子中包括“想”或“思”这类字，译成英语也可能完全见不到“think”，例如，他想站起来。而在穷理活动中， “think”和“思想”却往往被当作同义词对待。
有意思的是，即使翻译的是论理文著，有意无意间，译者也会随上下文把“think”和“thought”译成不同的汉语词，例如，前面我们引用过萨丕尔的如下译文: “思维可能另是一个自然领域，不同于人为的语言”，接下来的译文说: “就我们所知，言语似乎是通向思想的惟一途径。”这两句话的原文，前一句里用的是“thought”，后一句里的是“it”，复指前一句的“thought”，［19］( P15 － 16) 而译者却分别译作“思维”和“思想”。我相信，译者选用不同的汉语词翻译同一个“thought”，基于对这两个汉语词的正确感觉——— “思维”一词更多指涉心智活动过程，而“思想”一词则更多指涉心智活动达至的成果，指涉一种完成的、成形的状态。我们若用“思想”来指涉心智活动，常加上“活动”两字，说“思想活动” 〔the process of thought〕。此外还有“思考”，它通常也指涉心智活动过程，但它不同于“思维”: 像思想活动一样，“思考”更多从归宿方面说到心智过程， “思维”更多指涉过程本身。做白日梦的时候，我不算在思考，但的确有思维活动着。实际上，“思维”这个词带有理论意味，日常话语不大用到它，因为我们很少会去谈论心智活动本身。Le Penseur 默想沉思，但他不是在做白日梦，在思想者、思考者那里，思维活动将结出果实。所谓结果，就是在某种形式中表达出来。
§ 16 思想归宿于语言
思想通过种种形式表达出来，例如通过行动。但这里所说的是，思想通过语言表达出来，在语言中结成果实———我首先指字词语言，但也不妨结果在其他类型的语言中。不妨说，思维以达至思想为标的。思想活动是有标的的心智活动，是归宿于表达的心智活动。我们前面曾引用过的一些说法，从这个角度来解读，意义应变得更加显豁，例如施莱尔马赫所说的“话语是思维共同性的中介”，“语言是实际思想的方式。因为没有话语就没有思想。……没有人能无语词地思想”，以及狄尔泰所说的“只有在语言里，人的内在性才找到其完全的、无所不包的和客观可理解的表达”。思想活动以语言为归宿，思想住家在语言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思想不能与语言分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维果茨基可以说: “思想不仅仅用言语来表达; 思想是通过言语才开始产生并存在的。”［14］( P136) 猎豹和青蛙没有语言，它们不思想，虽然它们也有大脑，它们的大脑里也发生不少活动。
萨丕尔有一段话，本文已经提到两次，这里再提一下。萨丕尔一方面说“thought 可能另是一个自然领域，不同于人为的语言”，另一方面又说thought 高于语言，而且，“就我们所知，言语似乎是通向thought 的惟一途径”。从前一方面看，思想与语言没什么关系，而从后一方面看，思想又似乎完全依赖于语言，由此甚至可能走向语言决定论。不消说，这里的困惑正是本文尝试加以澄清的重点。我认为，萨丕尔有此困惑，因为他以及他所使用的“thought”一词未曾分辨汉语里用“思维”与“思想”所标识的区别。
“Think”〔及“thought”〕这个词有时指涉思维活动，例如在“His thought was interrupted．”这一语例那里。在另一些语例中却显然不是，例如说“John thinks very low of Jack． ”翻阅心理学文献可知，心理学家在讨论thinking的时候，通常都这样提出问题———当我们思想的时候，我们心里或脑子里在进行什么活动?我当然不会否认，当我们思想的时候，我们心里会出现一些活动; 然而，thinking 并不一般地等同于思维过程。这一点，明眼人早已指出过———伴随着心灵过程说出句子，这种情况我们的确有时称之为“想”〔Denken，think〕，但我们并不用“思想” 〔Gedanke，thought〕来称这种伴随者。［11］( P332)认为thinking 始终意指某种思维活动，这背后有一个更为广泛的误解，那就是一般地认为动词总是指涉过程或状态。万德勒曾就“看”这个动词说过一段切中肯綮的议论。一个水手站在甲板上看着前方说道: “一片漆黑，我什么也看不见”。过了一会儿，他说:“现在我看见一颗星星”。我们问他: “发生了什么?” “云散了。” “可此外还发生了什么?”“此外什么都没发生。”当然，在世界上和水手的心里发生了许多事情。但他的“看见”却不是所发生之事中的一件。［20］( P203)
John 说他think very low of Jack，这时，他并不是在报道他的心理活动或心理状态。他的这个想法也许从来没有以语词的形式出现，说到这个想法的时候也无须伴有Jack 的心象。如果这里竟说得上“心理状态”，那么那也是John 一般的心理状态，而不是此时特有的心理活动。这一点还可以从反面看到。我们有时“不假思索”说了这个那个，这并不意味着当时没有出现任何心智活动。
§ 17 形象思维
现在，我们也应该能够比较贴切地解说人们所说的“形象思维”是什么意思，而不至于被这个说法导入歧途。如果把“形象思维”理解成思考的时候心里浮现形象，那么，形象思维就不是艺术家的特权———我们非艺术家思维时心里都常有很多形象。“形象思维”是说:通过形象类型的语言获得表达。画家不仅心里有形象，他用以表达的语言是颜色、线条、形象。文学家用文字描述出个别人物和场景，他通过这些“形象”表达思想。一方面，逻辑学家、物理学家尽可以心里充满形象; 另一方面，文学家，甚至画家，心里不必有明确的形象，他心里同样可以只有“一团不定形的、模糊不清的”浑然思想。他们的区别不在于他们在思想时心里都浮现出了些什么，而在于他们用以表达思想的媒介。思想，无论通过字词语言还是通过其他语言得到表达，都不是在描摹或表征我们的思维活动，也不是描摹现成的图像，无论这图像在身外还是在心里。我们常谈论艺术家的创造性，创造就是成形，把chaos 转变为有秩序的kosmos。上帝的灵在绵延不分的水上行走，上帝说: 要有光。于是有了光，于是天和地相分，于是曾芸芸不辨者，如今各得其所。
§ 18 表达让思考变得清晰
在语言中成形，这不只是为了把思想传达给别人，而且也是为了使自己的思考对自己变得清晰。〔虽然我相信，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是先学会对别人说话，才能够对自己说话。〕清晰的一层重要含义是distinct，环节分明，而环节分明是语言的一个根本性质。难怪维果茨基在说到“思想是通过言语才开始产生并存在的”之后，就用儿童的思维来对照，他这样说到“儿童的思维”: “朦胧而没有一定目的”。何止儿童的思维呢? 我们的大部分思维就是这种心游目想，它们飘来、拂过、消散。还用维果茨基的话说: “一种思维如果不通过词来体现不过是一个影子。”［14］( P168) 他还引用诗人Mandelstam 说: 我的思想/由于没有落实/回到了隐蔽的国土。
的确，要让思想变得清晰，没有比尝试把它表达出来更好的办法了。常有这样的情形:我有个想法，自己觉得挺清楚的，尝试说出来却是一笔糊涂账。在平克那里，事情倒过来了———思想语里的思想逻辑清楚，达乎〔自然〕语言时却被逻辑不清的语言弄糊涂了。
§ 19 不是浮现，是归宿
我们是否用语言思想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到这里，我可以做出如下回答———我用汉语思考的意思不是我思考时有很多汉语词浮现在我心里，而是说，无论我心里浮现的是什么，它是以汉语表达为归宿的。汉语是我们中国人的心智活动获得表达的形式系统，它就是我们的“思想语言”。我掌握了汉语这个特定的表达系统，我的思想要达乎这个系统以获得表达，就像我掌握了十进位制这个系统，我通过这个系统梳理和表达涉及数字的想法。
当然，在行向归宿的过程中，我心里可以浮现出很多东西: 形象，声音，也许夹杂一个或几个汉语词，但也可以夹杂两个英语词。反过来，我心里也无须出现哪怕一个汉语词。在青蛙的大脑里，在黑猩猩的大脑里，在婴儿的大脑里，在爱因斯坦的大脑里，都发生着一些活动。这些活动都无须以语言的形式出现。把爱因斯坦和青蛙、婴儿区别开来的，是爱因斯坦掌握语言———德语、英语、数学语言，他脑子里的活动可以通过这种或那种语言成形。爱因斯坦的思考活动有一个方向，指向成形，指向表达式，并最后可以结晶在语言中。我们很可以怀疑，爱因斯坦〔同样，还有那些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们〕若非已经掌握了思维向之成形的语言，他脑子里翻动再多的意象，也不会具有太强的创造力。
§ 20 动物不思想
在心智哲学的讨论中，心智活动也应用于动物，至少应用于高级动物，指涉大脑里的活动。在我看，这时使用智能活动更好些，因为动物有没有心灵会惹来争议。好在，心智活动、智能活动这些用语比思维带有很重的理论意味，多多少少可以由理论家自己去定义，不大受日常话语的约束。跟思想相连的一组语词则通常不用在非语言的生物身上，如果把“思考”、“思想”这些词用于黑猩猩或其他动物，我们倾向于加上引号，说这只黑猩猩正在“思考”怎样赢得统治权，以此表示这是“思考”这个词的延伸用法。同理，我们会说一个婴儿正在“计算”怎样获得更多的关注。
平克曾列举几方面的理据来论证存在着没有语言的思考，其中的一个论证是说，倭黑猩猩能够知道自己这群猩猩中的个体各有什么血亲联系。［9］( P58 － 61) 那么，倭黑猩猩用什么思考呢?当然不是用人类语言。那么，它们用思想语思考吗? 而且，为什么停在倭黑猩猩呢? 瞪羚和猎豹呢? 蜘蛛和青蛙呢? 我们该根据什么决定倭黑猩猩思考而蜘蛛不思考? 动物的技能以及它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不在于它们能够思考。明尼苏达大学的David Cole 挖苦说，蜘蛛能够织出不可思议的网，但我们也未见得由此推论说，这在于蜘蛛拥有一种spiderese 或“蜘蛛语”。
§ 21 自限于日常语言?
我们分辨“思想”、“思维”、“思考”、“think”、“thought”的含义，这时候，我们差不多总是查看这些表达式平常是怎么用的。我们借用“思想”这个词不用在非语言的生物身上来论证动物不思想。然而，哲学这么高深的学问，岂能自限于日常用法? 在《心智是怎么工作的》一书中，平克尝试驳斥塞尔的“中文屋论证”，② 他最后总结说: “在我看来，塞尔只不过在反复探讨关于英语词‘understand’的一些事实罢了。”然而，“科学的历史对常识的简单直觉从不曾慈悲为怀”。科学发明新概念，用一个新词来表示这个新概念，抑或沿用一个旧词但赋予它以新的技术性含义，本无所谓。无论用不用理解这个词，我们对是什么东西使得理解得以进行的说明都是一样的。按塞尔那个路子，他还可以反驳麦克斯韦理论呢。“说到底，科学涉及的是事物得以运作的原理，而非提供究竟有哪些事情才是一个熟悉的语词的真实例子。”［10］( P95)
科学概念与日常概念的分合，我在别处曾予讨论，［21］( 第五章) 这里只讲一点儿最相关的。我看到图拉真纪念碑静静矗立着，牛顿说，它在做直线匀速运动。这两个说法之间的差别绝不是简单的此是彼非。现在，平克坚持认为科学语言才“葆真了现象的本质”，那么，即便如此，即便科学语言才葆真了本质，我们仍无法否认，在牛顿力学出现之前，我看到“图拉真纪念碑静静矗立着”这话已经有个意思，人们也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很乐于承认，本文所讨论的问题，例如“‘思想’、‘思维’、‘思考’、‘think’这些语词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是否用语言思想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是街上普通人交流时的意思，只是我看不出，我们如何能够抛开普通人交流时的意思来讨论这些语词的意思。这些讨论跟科学都发现了什么只有辽远的关系。我看过表后知道现在是下午五点，我无须知道表盖下面的机械“得以运作的原理”。反过来，我学知表盖下面的机械怎样运作，并不回答“下午五点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科学不仅对运动/静止做出了新的表述，科学还发现了视觉的生理机制。但不管科学所发现的视觉机制多有趣多重要， “我看到”中的“看到”的含义并不曾发生多少改变。关于心智如何运作，我们能够从平克和其他心智科学家那里学到很多，但他们回答的是另一些问题。
别忘了， 《语言本能》《心智是怎么工作的》这些书都是用“日常语言”写就的〔平克写一手出色的英文〕，在绝大多数篇幅里，平克也是在讨论日常意义上的think 和thought，这时他并没有抱怨他使用的语言给他带来什么不便。
§ 22 岩石的语言
我们前面说，瞪羚和青蛙不思考，因为它们没有语言。然而，它们没有语言吗? 这个论断是否有一点武断? 我们有时甚至会说到星球的语言，岩石的语言，寒鸦的语言。我们在延伸的意义上说到它们有语言。语言概念包含很多层次。一个层次是给出信息。星球发出的光线给出了其化学组成的信息，这光线就是星球的“语言”。但星球和岩石并不表达，是我们，而不是它们，懂得它们的“语言”。
再一个层次，是传达。鱿鱼变换其皮肤色素在同种之间传递信息，寒鸦展示它脖子上的羽毛对异性传递信息，鹅伸长并压低它的长脖子向对敌人传递信息。它们不仅给出信息，而且懂得这些信息。我们把这叫作本能，因为动物的“语言”一般说来不是习得的，因而它不知道怎样“更好地表达”或“更好地解读”。蜜蜂的“语言”是最出名的。其独特之处在于，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传递的信号可以清晰地分解，可以视作复合信号———侦察蜂通过复杂的舞蹈指示蜜源的方向和距离，环飞时以横切的轨迹指示方向，垂直向右45°表示蜜源在太阳向右45°方向; 每分钟环飞的圈数表示蜜源离蜂房的距离。然而，那种“语言”仍是本能。人为转动蜂房的方向，蜜蜂将不知所措。
不同于“岩石的语言”、“蜜蜂的语言”，字词语言以及音乐、绘画、图纸之为语言，在于它们各自形成一个须得学而后会的表达系统。当然，这些系统的语言性质又各个同，这里不作深论。
§ 23 爱因斯坦的心象是语言吗?
那么，思考之际在心里浮现的种种，图形、颜色、声音、气息、情绪是不是语言呢? 或者，在这众多媒介中，会不会有一些，例如心里浮现出的图形、辅助线等等，组成了一个统一的表征系统，可以称之为思想语?有些声音组成了音乐的语言。几何图形系统当然也是一种语言，我们用它们来表达我们关于空间的思考，表述几何学问题，进行推论等等。我们可以用它们来思考，亦即，我们的有些思考可以通过这种语言获得表达，就像我们可以不着一字只用地图符号来表达我们的勘察结果。至于我们思考的时候，把所使用的图形画在心里还是画在黑板上，无关眼下讨论的问题，就像我可以不想到的句子从嘴里说出来，而是在心里默默地说。我们思考时心里浮现出音符、图形、辅助线，有时也会浮现出一个词或一串语词。但仅仅浮现，还算不上用语言表达。前文说到，用语言表达思想，是自我领会着的、有标的有控制的活动。说到他常用形象来思考时，爱因斯坦恰恰说，这些清晰程度不一的形象可以由心随意唤起、控制、组合。这里的关键之点在于“随意控制”。如果他心中那些形象构成一个稳定的系统，它们能够由心随意唤起、控制、组合，那么，它们就属于一种语言。
爱因斯坦还特地提到这些形象“清晰程度不一”。请注意，清晰程度与“随意控制”有密切的关联———我们只可能由心随意唤起、控制、组合那些清晰的符号。那些已足够清晰的图形和字词属于这种或那种语言，它们本身不构成一种完整的语言。它们所属的语言没有任何神秘之处，它们就是公共的几何语言，公共的汉语，等等。然而，这里的关键在于，在心里浮现出来的种种东西却并不组成一种语言，例如，爱因斯坦特有的语言。心智活动多种多样，有多层次多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不构成一个一式的稳定的表达系统，我们不能笼统地把这些心智活动称作一种语言。实际上，我们心里浮现的大多数内容清晰程度极低，不是我们可以由心随意控制的，
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更像索绪尔所说的“一团不定形的、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对于心智活动中那些模模糊糊的东西，我们无法用它们来表达什么，无法“使用”它们。用语言表达思想，是自我领会着的、有标的有控制的活动。相应地，无论“思想语”是什么，它都不是表达思想的语言，因为，即使我们据有它，我们也不能通过反思知道我们据有它，无法由心随意把它们唤起、控制、组合，不懂得怎样用它来表达，怎样表达是正确的或更好的。〔同样的道理，懂得一种语言不可能是像平克所说的那样，“就是知道怎样把思想语翻译成语词串以及知道怎样反过来翻译”。我们不能翻译自己不懂的东西，也不能用自己不懂的东西来进行翻译。〕
我们重新定义语言怎么样? 这种重新定义过的语言无须是自我领会着的、有标的有控制的活动。我们为何要重新界定? 凭什么做出不合寻常理解的界定? 只是为了支持思想语假说吗? 本文的一个基本目的在于刻画我们语言中的“语言”一词包含哪些内容，如果还有一个另行定义过的“语言”概念，这个新概念跟我们平常所说的“语言”相去很远，那它根本就不是我们的关注所在。
§ 24 维果茨基的“内部语言”
爱因斯坦“用来思考”的符号和图形是这种语言或那种语言的片断。它们提示着从“混沌一团的思想”通向表达的努力，通向清晰思想的努力。
在我们称之为思考的活动中，心智活动以语言为归宿。各种心智活动，有的极为含混，有的接近于成形，有的尚远离语言，有的接近于语言，用维果茨基的话说，“思维和言语的关系好像穿越了一系列层面的一种运动”。［14］( P166)那么，最接近语言的那个层面是否本身就是一种语言呢?维果茨基给予肯定的回答，把这个接近“外部语言”的层面叫作“内部语言”: “内部言语是为个体自身的言语; 而外部言语则是为”他人的言语。”“内部言语是一种差不多无词的言语”，［14］( P159) 但它是“与语词相联结的思维”。［14］( P163) “我们的实验使我们深信内部语言不能被看作是言语减去声音，而是一种完全独立的言语功能。它的主要的和独具的特征是它的特有的句法。”［14］( P151) 它是“一种特殊结构，有其自身的规律，与其他言语活动形式有着复杂的关系。”［14］( P141)因此，在维果茨基那里，我们大致看到三个层面: 最内在的“思维本身”，内部言语，外部言语。［14］( P143) 这里所谓的“思维本身”，维果茨基有时称之为思维流，与人们所称的意识流的意思相近。之所以称之为“流”，因为它不是由彼此独立的单位所组成”。这个思维流中包含着欲望、需要、动机等等。维果茨基是一位心理学家，他在进行语言研究时会格外关注尚未到达“外部语言”的种种思维形式，关心“内部语言”和“思维语言”的特征。K． Goldstein 认为维果茨基所谓的“内部语言”虽然包含了言语动机以及将用言语表述的思想，但它根本不是语言，确切说来，它是一种智力的和情感—意志的活动。维果茨基不接受K． Goldstein 的看法，坚持认为那是一种语言，因为它有“独立的思维语法”。［14］( P139， 151)不过，关于这一点，他的表述有时要弱一些，内部语言只是“较为系统”， “与外部言语相比，内部语言显得不联结和不完整”，［14］( P151) 不过，“它仍然是一种言语，也就是说，是与语词相联结的思维……它是一种动态的、转移的、不稳定的东西， 在词和思维之间波动着”。［14］( P163)
索绪尔关心的是语言与非语言的区分，不妨笼统地把“语言出现之前”的心智活动说成“一团不定形的、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维果茨基的关注点则不同。他提出“内部语言”的设想，从根本上说，是要建立“一团浑然”般的心智活动和语言之间的桥梁，建立“思维与语词的联结”。出于类似的动机，很多论者设想过内部语言，例如奥古斯丁，例如房德里耶的“内部语言”或“心智言说”。思想语也可视作一种内部语言。但我站在Goldstein 一边，认为所有这些所谓的“内部语言”是否应被称作语言是高度可疑的。语言的一个要素是分环勾连，简单来说，一个句子是由语词组成的，而“内部言语是一种差不多无词的言语”。语言是稳定的、系统的设施，而“内部语言”则是游移的、不稳定的，且充其量只是“较为系统”。所有这些都提示，所谓“内部语言”仍属于本文笼统所称的心智活动，或K． Goldstein 所说的“智力的和情感—意志的活动”。我认为“内部语言”并不是一种语言，这不是要否认前语言的心智活动〔思维、思考〕清晰程度不一，甚至有可能分成一些可加识辨的不同层面，甚至可以分出“一系列的层面”，其中有些层面接近于达乎语言。我设想，爱因斯坦所称的“大致比较清楚的形象”当属于这些层面。然而，我们不能把语言视作这些层面中最上面的一层。这里的关键点在于，心智活动发生在个体内部，而语言则是一种公共设施。语言是心智活动的产物，向语言成形是一种心智活动，all said and done，语言本身却不是一种心智活动。心智活动与语言的关系，不是两种语言间的关系。当维果茨基说“很显然，从内部言语向外部言语的过渡并不简单地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14］( P162) 他差不多已经无法坚持认为“内部语言”是一种语言。维果茨基的内部语言“是为个体自身的言语”，它不是一种语言，而是向语言成形的心智活动，① “在词和思维之间波动着”。所谓的“独立的思维语法”恐怕只能是心理学研究有可能发现的某些心理规律，而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语法。通常所说的语法只能属于具有公共性的表达系统。
然而， “内部语言”可以在另一种意义上具有公共性，即，心理学研究也许能发现所有人的心智活动都遵循的某些规律，就像佛多和平克把思想语设想为一种普遍的媒介，是所有人类普遍具有的表征系统。然而，这种“人人都具有”意义上的共同性跟一种设施人人都可利用的公共性不是一回事。② 公共设施有它的用法，语言有它的“语法”。思考要通过语言来表达，可能表达得好，也可能表达错了或表达得不好; 而心智活动遵循心理规律发生，这是因果式的活动，在这里谈不上对错好坏。同理，即使真有思想语，我们心里用思想语这种表征系统来表征这个那个，由于这里的表征活动不是由我们所控制的，那也就谈不上表征的对错优劣。
维果茨基所称的“内部语言”不是一种语言。在同样的意义上，思想语也不是语言。我们记得，思想语不仅不是索绪尔所称的“一团不定形的、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或小说家脑海中梦境一般流过的意识流，它也不是爱因斯坦说到的“大致比较清楚的形象”或维果茨基所说的“动态的、转移的、不稳定的东西，在词和思维之间波动着”; 思想语有着清晰的、逻辑性的、完备的符号体系，它同自然语言一样有自己的句法和词汇库，是用于表征事物和进行思考的符号系统。然而，除非在达乎语言的努力中，思想活动并不向自己〔或向任何他人〕表征什么。这一点，P． M． S． Hacker 说得很明白: “认为当我们知道或相信事情是如此这般的时候，我们是在向我们自己表征什么东西，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只是当我们说出( 画出、雕刻出等) 我们想的是什么、知道的是什么或相信的是什么的时候，我们才是在进行表征。思想、知识和信念都是信息而非媒介。”③
说完以上这些，有一点需要特加说明。我们说“内部语言”不是语言， “思想语”不是语言，并不是在做资格审查，仿佛在所有心智活动中，只有达乎语言这件事情才是重要的，而其他心智活动都应受到轻贬。达乎语言是“穿越了一系列层面”的活动，当然是各种心智活动协同工作的结果。如果要点在于创造性，那么，创造性属于整个心智活动。这里与平克的要点，无非两个。首先，如David Cole 所言，“某些创造性的思想涉乎语言之外的某种东西，但这种东西是意象类型的，而不是像思想语建议的那样是像自然语言那样的命题类型的东西”。［22］其次，在语言中获得表达，不是把既有的东西搬到语言里，而是成形。成形本身即是创造。把“已经在那里”的心智活动表达出来，这本身是一种最重要的创造活动。
§ 25 意义观念论
对语言性质的初级反思，最容易来到的是语词意义的指称论，即认为语词的意义来自它所指称的事物。对指称论的批判所在多有，这里不赘。对语言性质的进一步反思往往来到语词意义的观念论。洛克说: “语词无非是代表其使用者头脑里的观念……他用自己的一些观念来向自己表现别人的观念时，即使他愿意给这些观念以别人通常〔为别人自己的观念〕所用的那些名字，他其实仍然在为自己的观念命名。”［23］( P386 － 387) 罗素更具体，把“自己的观念”径直解作语词让我们想到的东西。
这个方向上的意义观念论，不啻主张语言意义是“私有的”———语词代表个人心里的观念，人们心里的观念各个不同，于是乎，我们只是貌似在交流，实则在各说各话。但意义观念论也可以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样一条不同的路线，依此，语词所代表的观念在人人那里是相同的。中国思想传统中的形和象大致取这条路线——— “物固有形，形固有名”〔《管子·心术上》〕，“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 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王弼， 《易略例·明象章》〕。表象〔Vorstellung〕这个概念以及房德里耶的“言语形象”〔verbal image〕等等与中国传统的象遥相呼应。
据房德里耶，思想是一种“内部语言”或“心智言说”，在这种语言里，句子〔由一些单位〕连缀而成，一如在出声的语言中那样。他把这种语言中的前语词的“心理单位”称作“言语形象”，“言语形象是两面的，一面导向心智的深处，另一面则反映着声音产物的机制。”［15］( P65)这条思路固然不会滑入私有语言的泥淖，但也带着一个基本疑点———既然依观念论，语词指称某种共有的东西，那么，何不干脆接受原本意义上的指称论，让语词直接指称外物，它们才是明显共有的东西。在语词和外物之间插进观念，颇有叠床架屋之嫌。蒯因大致从这个角度来反对观念论: “语言绕过观念，在物体那里住家。对语言研究来说，很少有什么比观念更没用的了。”［26］( P541 － 542)从托马斯里德到维特根斯坦、蒯因，对观念论提出了多方面的、深浅不一的批判。然而，观念论似乎有它自己的道理。的确，语词与世上的事物太不相像，而且，事物是个别的而语词是共相的，似乎很难设想语词直接代表事物，于是，人们设想，事物与语言之间需要某种中介，它是象，形象，图像，象征，eidos，Vorstellung，“内心观念”， “言语形象”。象这一类中介一方面与事物相像，一方面已经有了意。
无论何种意义上的观念论，都像指称论一样，没有摆脱语言基于表征的思路。而本文的主旨则在于阐明，语言不是映像意义上的表征系统，而是一套表达设施。因此，语词根本不是事物的或远或近的映像。在心智活动达乎语言的过程中，我们并不需要有一些半像语言半像事物的东西。用来射飞禽的弓箭不需要长得像手或飞禽，虽然它的确需要以某种方式跟手和飞禽相联系; 道路不需要长得像脚或人们要去的地方，当然，它必须适应于脚才能领我们走到要去的地方。“内心观念”、“内部语言”等等，须从思想达乎语言的努力来理解。
§ 26 折算与翻译
一种语言是一个系统。系统这个词已经提示出形式性。我们追随索绪尔的langue 直至乔姆斯基的“内化语言” 〔Internalized Language，IL〕，从形式系统的角度来界定语言。相应地，表达、表述等等言语活动在索绪尔那里叫作parole，在乔姆斯基那里叫作“外化语言” 〔Externalized Language，EL〕。言语活动当然不是纯形式的活动，表达等言语活动把心智活动和语言系统连结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也追随上述语言学家，只不过，我不会像乔姆斯基那样把这种连结理解为内化语言的外化，而是把它理解为心智活动借语言系统成形。言语活动一端连结于语言系统，另一端“导向心智深处”，编织在形形色色的经验之中。
“言语形象是两面的，一面导向心智的深处，另一面则反映着声音产物的机制。”你初到美国，买东买西会把美元价格折算成人民币。这件衣服thirty five dollars，相当于二百三十元人民币。你知道不知道thirty fivedollars 是什么意思呢? 你当然知道，要么你怎么能把它正确地折算成二百三十元人民币? 可是，既然你知道，为什么先要在心里把它折算成人民币数额呢?粗说，这里谈论的是两个层次上的知道。你正确地把thirty five dollars 折算成二百三十元人民币，意味着你在形式上知道thirty five dollars值多少，知道甲形式系统中的某一片断对应于乙形式系统的哪一个片断。你之所以要在心里把它折合成人民币，因为你从经验上知道二百三十元人民币值多少———你无数次用人民币四十块钱、一百块钱、一千块钱买过东西。你知道这件衣服二百三十元的意思，不在于你能把这个语符串翻译到另一个形式系统之中，例如翻译到思想语中; 我直接知道它是多少，因为二百三十元这个数目融浸在你的日常经验之中。
初学英语的时候，我们免不了要在心里或笔下把它译成汉语以便理解，但我们用不着再把汉语翻译成什么别的语言以便理解。对我们来说，汉语就是浸润在切身经验之中的语言，我们理解汉语，是连着我们的经验来理解的。不妨说，我们感知汉语。我是在美国学习开车的，跟驾车相关的语词，我不把它们译成汉语，我直接知道这些语词的意思。用萨丕尔的话说，母语中的一个语词“包括着成千累万不同的经验”。［8］( P12)
前面说，汉语就是我们的“思想语言”。单单掌握两个形式体系中各片断的形式转换不是思想，惟联系于感知才是思想。为了能够用没有感知的机器来进行翻译，我们尽可能充分地把源来语言和目标语言转化成形式化程度更高的符号系统，以便使它们的各个片断能够更准确地互相对应。本文不讨论这种转化能做到何种充分程度，只想指出，我们平常进行翻译并不是这样一种单纯的符号对应工作，而是依赖于对两种语言都有感知的翻译者。在个别情况下，译者可能并不“理解”源来语言，不得不只在形式层面进行一一对应式的翻译。这种一一对应式的或近乎一一对应式的“机械翻译”之所以可能，是由于两个形式系统中有些元素有现成的对应关系，例如dollar和美元，这时，即使翻译者碰上他没有经验之知的语言元素，他也可能通过查字典之类的方式把这个元素翻译过来。同理，根据兑换率，我们可以把一定数量的美元准确地折合成相应数量的人民币。然而，两种语言之间，尤其像英语和汉语这样两种各方面差异极大的语言之间，一种语言中的一个表达式很少能刚好与另一种语言中的表达式相对应。翻译者必须先在经验之知或有感之知的意义上知道源来语言的意思，然后把这个意思在目标语言中表达出来。就此而言，翻译是表达的一种: 重新表达。实际上，翻译者对源来语言的感知程度差别很大，一流的译者差不多是双语人，他富有感知地理解了原文，把这种丰厚的感知重新表达在目标语言里。这是充分意义的再表达。英语和汉语，各有短长。表述美国梦，用英语比较达意; 表述中国梦，最好使用人民日报的语言。话语愈是曲尽一种语言的妙处，这个话语就愈难翻译成别的语言。音乐语言能表达的，绘画能描述的，一旦用字词语言说出来，最多只得些皮毛。我们要讨论直线、曲线、平面、立体之间的种种关系，平常的话语很难说得简洁而又准确，笛卡尔创制一套解析几何的语言，做这类事情变得容易很多。不妨说，这套语言是处理几何问题的“理想语言”，但它并不是普泛意义上的理想语言。我们用自然语言表述的事情，多一半也无法用解析几何的语言去翻译。
§ 27 “第三种语言”
在思想语假说那里，思想语是理想的语言，是所有自然语言的中介。说出一句汉语是把思想语翻译成汉语，理解这句话是把汉语翻译成思想语，通常所说的翻译则是把一种语言翻译成思想语然后再把思想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平克纳闷若这两种语言之一没有第三种语言翻译是怎么可能的。
我们都知道， “毛笔”和“仁”很难译成英语， “pastoral”和“humanity”很难译成汉语。这里的困难看来并不复杂———英国人没有毛笔这种东西，我们中国人没有pastoral 这种东西， “pastoral”这个词编织在中世纪英国人的生活世界和其他种种观念之中。思想语假说则大致这样来说明这里碰到的困难: 自然语言中的一个语汇相应于某几个思想语语汇的集合，设想毛笔相应于思想语里的a、b、c、d 的集合，而英语里找不到一个单词恰好是这四个思想语词汇的集合。我们很有理由怀疑这种理论，但退一步说，即使中国人和英国人真的共享同样的思想语词汇，这些词汇在汉语中如此这般地结合成汉语词汇，在英语中如彼那般地结合成英语词汇，这些不同的结合方式能够还原为它们所包含的元素吗? 这些不同的结合方式难道跟我们如何思想毫无关系吗?
在处理其他问题时，平克也借用了这种“理想的第三者”的思路。例如， “张三打了李四”与“李四被张三打了”这两句话的意思相同，平克争辩说，这里有一个单一的事件，你知道这两句话同样都指涉这个事件，可见，你心里就“必定有另外某种东西在表征那个单一的事件，而这个表征不是这两个语词串中的任何一个”。［9］( P72)
“理想的第三者”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通俗柏拉图学说的理念。为了沟通或衡量短长，必须设想存在着一把短短长长事物之外的巴黎标准米尺。关于这种通俗理念学说的批评也同样源远流长，本文不再多言，只愿再说一遍，母语是被直接说出的，也是被直接理解的。在通常的翻译活动中，源来语言是被直接理解的，翻译成目标语言，是已经获得理解的东西的再次成形。
§ 28 语言塑造思想
我有个意思，然后通过语言把这个意思表达出来。你听到的是语词，理解的是我的意思。这么说来，心智活动和语言是分开的。在一个基本意义上，未获表达的东西当然在获得表达之前已经在那里了，它不依赖于任何一个特定的表达系统而存在。我们的“所想”的确是在语词之外，我们宽泛的感觉、欲望等等在语词之外。然而，表达不只依赖于这个意，同时也依赖于我们借以表达的表达系统。表达不仅与心里所想的东西相连，它必须服从既有语言的约束，依赖于既有的“表达式”。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道路网已经在那里了。不过，道行之而成，最初，道路网是交通的需求塑造的。这一点不难看到。然而反过来，既有的道路系统也塑造着交通的需求。我大多数时候只想去既有道路能领我去的地方: 饭馆、药店、景区。语言塑造我们的思想，塑造我们想什么、怎样想。
语言是公共设施，不妨说，语言在我们“外面”，在我们所要说的意思外面。然而，由于我们的思考以语言为归宿，我们内部的心智活动，我们的意图、愿望、所思所想，不断调整自己以期达乎语言，我们“内部”的心智活动不断由“外部”的语言塑造着。“意图镶嵌在处境、人类习俗和建制之中。若没有象棋技术，我就不可能有下棋的意图。我之所以能事先有句子形式的意图，是因为我会讲德语。”［11］( P337)
我们在第2 节曾经讲到洪堡特、索绪尔、萨丕尔、伽达默尔这些思想家，他们的有些言论固然可以解释成“语言决定论”，但总体上，他们的立场没有那么极端，而是在主张: 语言会塑造着我们的思想。
§ 29 得鱼忘筌
话语与意思，或表达出来的思想与未获表达的意思，这两者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这要看你从哪个角度说。听话语要听的是对方表达的意思，是故庄子有筌蹄之说，王弼有“得象忘言，得意忘象”之说。但这并不意味着，听者从话语去猜测说话人的意思。你给出了特定的路线，你也就给出了你的目的地，就此而言，意思并不在表达式之外———对于熟悉道路网的听者，你给出了你的经行的路线，他就知道你到了哪里。他并不是在猜测你到了哪里。对照寄送包裹的比喻，这一点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在包裹比喻中，从听者说，他只收到包裹皮，由此去猜测它可能包裹了什么。当然，比喻总是跛足的。在筌和鱼的比喻中，鱼上了钩，不是鱼的实现。而意思达乎语言，是意思实现在话语中。达意之言中，意思和话语合一———昨晚我梦见了周公，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心里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昨晚我梦见了周公。意并非躲在言背后，有待听者通过言词去猜测。听言词就是听意思。得鱼忘筌，是得鱼者也，“忘筌在得鱼”，不似不结网而临渊羡鱼者也。
§ 30 同义语
我们的心思是有深度的。有的心思浮在表面，在那里，心思仿佛已经被语词塑造好了，你要说的必须用某种话语说出，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说出你要说的。那些深层的、复杂的、纠缠而成一团的心思则不然。它有好多条路径达乎语言。从一个胡同穿过，人人都这样走，除非有谁无端去绕一个大圈子。但从潭柘寺到国贸中心该怎么走，不是那么清楚，实际上，你有好多路线可供选择。我们应当这样来理解同义语现象———所走的道路不同，却殊途同归，到达了同一个目的地。
不过，如本文再三提到， “意思”并不是一个现成的东西， “同一个意思”也不是现成
的东西，两个表达式相同还是有别，要依特定的情境而定。即使“请进”和“进来吧”这两句话虽然通常可以换用，在特定情境里也会显出区别。更何况，行路并不总是只求最快捷地到达目的地。游山逛水之际，我们不在意绕道，有时还会故意绕道; 我们不是要赶到什么地方去，我们只是要多多观览沿途的风景。
§ 31 找词儿
据说思想语假设有助于解释“找词儿”这种现象所包含的疑难———找词儿的经验被刻画成从思想语翻译成自然语言的经验。然而，这里并不存在什么疑难———存在着未获表达的心智活动，这一点在我们看来是当然之事。说话之前、说话之际，当然有很多语词之外的东西，有感觉、欲望、情绪、不成形的想法。只不过，这些心智活动不具有语言的形态，不是内部语言或思想语，它们在语言中成形，而不是从某种成形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
在我看来，找词儿的经验所提示的恰恰是:语言是思考的归宿。我有个想法，要找适当的语词来表达它，忽然，click，找到了那个适当的语词，同时涌上一阵喜悦。就像我在野山的丛林里东闯西突，忽然来到一处，恰可把一座奇峰收入眼底。
不妨说，奇特的不是我们需要找词儿，奇特的倒是我们通常并不需要找词儿，是我们竟能找到适当的语词。各有各的知觉、感受、想法，它们的差别细密绵延，而我们竟能在公共语言中找到一个适当的表达式来表达它，公共语言里竟有一个表达式当当正正对应上我那特殊的心思，这不是很奇特吗?这样奇特的事情的确发生，这说明我们从一开始就向着表达来形塑我们的思想，我们习得的语言一直在引导着我们的思考。说“请进”的时候，我们并不找词儿。我们平常说话并不找词儿，意思到，话就到了。诗人和哲学家经常找词儿，因为他们在深处思考，在远未成形的深处努力成形。成形的喜悦报答了推敲苦吟。
除了“找词儿”现象，思想语假说还被用来解决另一些“疑难问题”，例如，话说着说着忽然停下来，意识到自己所说的并未准确表达自己所想的。常常，我记不得那人的话语，却分明记得那席话语的意思。思想语假说还被用来解释孩子怎么学会语言，解释创造新词等等。依照本文提供的思路，言说是通过语言系统来表达尚未成形的心智活动，在这条思路上，这些根本无所谓“疑难”。
§ 32 言不尽意与不可说
事涉复杂的想法，从所想直到说出可以是极为艰难的工作。仅仅极为艰难吗? 我们有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发现适当语词的经验，但我们不会最终也找不到合适的语词吗? 这是人们常常谈论的“不可说”和“言不尽意”。一种常被提到的情况是，我明明能分辨两种咖啡香味，然而却无法把这种区别说出来。我请你帮忙到火车站去接一个客人，我仔细描述了他的长相，但你仍然很难根据我的描述在火车站的人流里把这个人认出来———除非他像姚明那样长得极有特点。另一种常被提到的是无法言说痛疼之类的感觉。
字词语言当然不是万能的，好多事情口不能言，只能得之于手而应于心，或干脆手上功夫也没有只是灵犀一点相通。单说关于默会之知的研究，① 对这一点就已经阐述良多。本文不详谈这些，只从本文的主旨出发做出几点澄清。
首先，人们谈论不可说或言不尽意，指的是意思总比语言丰富，言语原则上只能传达部分意思。这讨论的不是言说者对语言掌握得不够好。用英语说话，我常说不出或说不清自己的意思，其实，已有很多英语表达式现成地摆在那里，只是我不知道或不熟悉。就像我围棋不精，不掌握某种高手常用的手筋，因此无法处理某个围棋难题; 就像我进到一座陌生的大城市，找不到一条合适的道路到我想去的地方。
其次，一种语言可说的，另一种语言不一定可说。有两种颜色相当接近，熟悉色谱及其名称的中国人把它们分别称作黛色和黎色。英语里没有与这两种颜色相应的两个词，英美人无法像我们这样一言道出这两种颜色的区别。这还只是两种字词语言之间的区别，至于字词语言与其他语言之间的区别更大得多。描述面孔或两种颜色的细微差别不是字词语言的长项，但语言描述做不到的，相片可以做到。字词语言固然有它的短板，但它也有种种补救之方。 咖啡友之间，可以用蓝山咖啡或可娜咖啡来区分两种咖啡的香味，若不行，还可以用有点儿像可娜咖啡的香味这类表达式。我们不能为每一样东西起个特别的名称，但语言里有很多弥补设施，我们利用这些设施可以绕道把想要说的说出来。我们的道路网四通八达，但要漂洋越海，还得改坐轮船，非要到月球上去，得另行发明飞船。字词语言当然不是万能的，但也许应当庆幸它已经够能的。
第三，由于心智活动受到表达系统的塑造，我们平常说话并不总会言不尽意。你说“请进”、“下雨了”、“门口来了个人”，这里，意思和言词通常并无隔阂，你并不觉得只传达了部分意思。你要说的用“请进”说出，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说出你要说的，反过来，你说了“请进”，就把你要说的都说尽了。我不能问你“你还想说什么”、“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另一方面，我听见这些话，也不觉得言有尽而意无穷。“言有尽而意无穷”几乎只用在诗歌品评之际。当然， “门口来了个人”没说出门口来个女人还是男人，但这不算言不尽意。我说出了所有想说的，我本来就不是为了详尽描述世界而说话。如果需要，如果我愿意，我可以说“门口来了个女人”。初学写诗的人总觉得言不尽意。他有那么多要说的。然而，话不在于说得详尽，在于说得合适。诗人千锤百炼，练就“一语道尽”的本事，他道尽了，读诗的人仍觉言有尽而意无穷。第四，言说疼痛与言说人的相貌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你能够言说疼痛，例如你可以告诉我: 我头疼。但你能准确描述那是哪一种疼法吗? 你可以说: 刀割似的，一阵一阵的，连续不断的，等等。如果你坚持说，这些描述仍没有穷尽描述，那我会请你描述李娜抛球时的动作，无论你描述得如何准确细致，你都不曾穷尽描述。但描述疼痛跟描述抛球的确有重要的区别，这个区别不在于前者无法详尽，而在于: 你描述不清李娜抛球的动作，你可以带我去看她怎样抛球，你却不能把你的头疼拿出来给我看。〔也不能让你尝尝我头疼的滋味。如果我知道头疼的原因，也许我可以让你也头疼，但即使这时候，仍不能像确定两张相片上是不是同一个人来确定你的头疼跟我的头疼是不是一样。这将导向“你我的感觉是否相同”这类特殊问题。〕最后，如果说“言有尽而意无穷”几乎只用在诗歌品评之际，那么，不可说多半涉及的是哲学中的玄理。柏拉图直截了当认为，不可言说的是“最高的事物，万物的第一原理”。
虚无、太极，说不出: 虚者无象，无者无名。我们平常说话，没觉得不可说，也不常觉得
言不尽意，为什么到了论理的时候就来了这些遗憾? 我想，其一来自论理固有的困难。我在《说理》一书中谈了论理特有的一些难处，［18］这里不赘，只提相互关联的两点。其一，论理不像说“请进”或“电话在书房桌子上”那样目的明确，何时我的意思已经说出何时尚未尽意殊难把握。其二，道理连着道理，说到一个道理，难免又牵进了另一个道理，不说到那至极的真理似乎总难尽意。可说到至理，把它叫作太极，似乎还有无极，说到无极，无又牵连着有，于是又绕了回来，于是不可说不可说。
无论描述还是论理，总可以不断说下去。然而，我说“门口来了个人”，“电话在书房桌子上”，我说出了所有想说的。论理呢? 在我看，就像我们不是为了详尽描述世界而说话，我们论理时也不要打算说尽天下的道理; 有人有这想法，那是他糊涂。
§ 33 结语
这是一篇长文，扼要涉及到言意之辨的很多方面。我们从“我们用语言思考吗”这个问题开始追问。对这个问题有截然不同的回答，“语言决定论”回答“是”，“思想语假说”则断然否认我们用自然语言思考，主张我们用“思想语”思考。本文指出，思想语假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包含着一种误解——— “用什么思考”的意思不是“思考时心里浮现了什么”，而是心智活动通过什么表达系统获得直接表达。依此，本文认为，我们的确应当说，中国人用汉语思考，英国人用英语思考。我们用〔自然〕语言例如汉语思考，这话的意思不是: 我们在表达思考之前，先用汉语默默在心里说了一遍，而是: 我们的思考直接用汉语表达出来，即，通过汉语成形。表达是未成形东西的成形，而不是一种现成物转换成另一种现成物。
这种理解显然不会导向语言决定论。的确，思考以语言为归宿———在言说活动中，多种多样形式的心智活动通过一个单一形式的公共表达系统获得表达; 换言之，言说活动一端连着言说者的种种经验，另一端连在语言上。语言不决定我们的思考; 但说话的动物习惯以语言为归宿来思考，因此，语言参与塑造我们的思考。用英语用汉语、几何图形思考，思考会各有不同。
本文经常借用道路系统来理解表达系统。心智活动在我们心里，语言却不在我们心里，就像道路系统不在我们心里———除了在这个意义上: 这个城市的随便哪条路都在我心里。我们心里的活动可以分出层次，但不宜把其中任何层次称作语言。维果茨基〔及其他论者〕对“内部语言”的刻画表明，它所指的应是接近于表达层面的心智活动。每一种表达系统都是一种语言，其中，字词语言是人类最主要的表达系统，这却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经验都可以通过字词语言获得充分表达。除了通过字词语言，我们还通过其他类型的语言表达我们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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