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声明：文章系原创，文责自负。 文/有殷天乙汤孙师虎父
近现代的先秦史研究特别是建国及改革开放以来，比过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倚重考古学以及金石学的资料，主要是现代考古和分析技术使得先秦墓葬得到系统性地保护和抢救，文物资料得以尽量贴近原貌地展现出来。得益于这些曾出不穷的新发现，我们获得了另一种角度来看待传统的历史典籍。在这里我们举几个有趣的例子来对比金石学和典籍各自的长处。
首先来看看近年来出土的一件有关“城濮之战”（前632）战场情境的文物：大约上世纪九十年代据信从山西闻喜附近出土的“子犯和钟”等文物，经文物商辗转倒卖至台北故宫博物院，铭文记载了从上军佐狐偃（子犯）角度述说关于该战役的信息，其主要内容包括：
……唯王五月初吉丁未，子犯佑晋公左右，来复其邦。诸楚荆不听命于王所，子犯及晋公率西之六师搏伐楚荆，孔休大功，楚荆丧厥师，灭厥渠……
子犯和钟
关于此铭文争议最大的点在于所谓“西之六师”提法究竟所指范围如何。由于此战并无“王人”或“王师”参战，且晋文公在战役之前虽然已经接受了“赐命”和封地，但并没有成为宗法意义上的“侯伯”，也没有从事实上获得以王命征伐的权威，因此不少学者认为此“六师”仅分别指晋三军之六名将、佐。
此外，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六师”即晋之三军加上参战的宋、齐、秦三师：
……夏四月戊辰，晋侯、宋公、齐国归父、崔夭、秦小子憗次于城濮……（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按照此说法，尽管后续《传》文中并没有提到宋、齐、秦三国出兵的具体数量以及具体参战细节，但是无法改变其对战场影响极为有限的事实。无论从各国当时能够调动的兵力以及参战动机来看，真正影响战局进展的都只能是晋国之三军。
当然有记载的仆从国参战曾经多次在春秋时期战场上出现过，例如楚庄王击败晋国三军的“邲之战”（前597）中：
……楚子使唐狡与蔡鸠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贪，以遇大敌，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借君灵以济楚师。”使潘党率游阙四十乘，从唐侯以为左拒，以从上军……（左传.宣公十二年）
以唐国的军事实力其实很难直接在战场上与晋师抗衡，不过楚人仍然请唐侯作为其“左拒”名义上的统帅以追击晋师，目的当然并非真如其所谓“借君之灵”，而是说给晋国制造一种观念上的压力，也即楚国有能力动员诸多仆从国积极参战，而非单纯作为摇旗呐喊的后援。虽然《经》、《传》只承认楚、郑两军真正参战，但是就楚国一方的宣传口径来说，希望证明其仆从国动员规模远远大于实际参战兵力。
当然反面教材也不少，譬如我们多次举例过的郑庄公对周桓王的“繻葛之战”（前705）中：
……秋，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王为中军；虢公林父将右军，蔡人、卫人属焉；周公黑肩将左军，陈人属焉……（左传.桓公五年）
可见陈、蔡、卫参战兵力极为有限，以至于无法单独成军，所以只能分别跟随右、左两军。假设周人真的侥幸取胜了，可以想见其在战后为了纪念胜利所铸的彝器上照样会以“西之六师”的名义来描述此战。
所以无论如何，所谓“西之六师”更多的是来自狐偃事后对“城濮之战”所取得成就的主观论述，而非基于实际意义上的史实。其论证的目的在于占据此战的道义高地，也即“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至于现实战场上到底谁才是主力并不重要。
这就要求我们采信青铜器铭文的时候先明确一个思路，也即金文记载固然有其还原且直观的优点，但同样有其代表主观思维的缺陷。具体而微观的东西一方面来说确实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原貌，但另一方面无一不带有偏颇之处和局限性。此差异的根源在于个体在历史现实中所站的立场以及其所必须服务于的核心利益，而非宏观意义上的趋势和事实。
相比之下，诸如《经》、《传》等典籍当然也受到编纂者自身在资料收集以及个人观点上的局限，但相较金石学的一个优势在于，其可以跳脱作器者的个人立场，相对批判而辩证地看待事实。历史典籍的作者是有机会在不同程度上耳闻目睹来自各方面立场和言行的，但其书史的目的更在于通过反衬和对比等手段，来给后世读者一个自己通过阅读和推理来重新判断历史原貌的机会，此优势是绝大多数金石记录所无法提供的。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