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大三上学期，我决定到一个我完全不会语言的国家——法国去做交换生。
由于暴雪和飓风，我在路上整整花费了48个小时。行李由于中转出错滞留途中，站在戴高乐机场的出口大厅，我一身“轻松”。只有身上的一套衣服、一个背包、证件、诺基亚手机、和打印好的资料。还有欧元现金。
在我还没见识到法国人的傲慢之前，我见识到了他们的确不怎么说英语。虽然我把从机场到酒店的路线图打印了好几张A4纸，坐那趟车、转哪线、到哪个站全部都标清楚了，还把最后两公里的步行路线图都画出来了。但是中途我不得不断求助路人。我指着终点，靠着世界通行语言——手势和表情。
当我最终坐在寄宿母亲的对面，我才缓过神来。这是一家街角的小餐厅，里面有有一些小圆桌围着在中央的吧台。顶上的灯光是晕黄的，但是有很多很多灯泡。餐厅的门像是卷起来的屏风，人可以更自由地进出。我们两人的桌子就摆在这个卷门旁边。寄宿家庭是一个英法混血的独居阿姨，她叫Olivia。Olivia用法语跟穿着服务员沟通，时不时转过头问我的意见。
在那接下来六个月里，像极了这段旅途——在人群中孤独着、在前进中困难重重。
我在语言学校里，从头开始学习法语。在像文物保护的几百年历史的教学楼里，认识了新的同学、新的老师。我可以乘坐地铁上下学，可以和身边的人友好相处，可以看菜单点菜。
但是这不是全部。我幻想过自己会非常顺利的完成课程。
我认为既然自己可以把英语学得这么好，法语有什么难的？在十四个人的班上，大家语言都不同，老师只能用法语解释法语。虽然说是初级班，但是有一半的人母语是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法语属于同一语系。而其他亚洲人，他们都多少有法语基础。其实真正从零开始的，只有我和另一个韩国女生。而这个韩国女生和另一个有基础的韩国女生是好朋友。
我的高中英语老师告诉我，如果你把一门语言学得特别好，你的梦里就会出现那门语言。我想告诉他，这是错的。因为我开学的第三天晚上，就用法语做了梦。我做梦肯定不是因为在三天我可以流利的说法语，而是每天眼里、耳里、口里都是法语符号。
学校安排的是早上九点到下午四点离校，我早上会提前到校，晚上会更晚回家。巴黎人习惯在晚上八点酒店吃完饭，那刚好是他们下班、坐地铁、做晚饭的点儿。这样算下来，我每天都有12个小时都在学习。
Olivia问过我，在家要不要和她用法语交流，不说英语。我立马摇头，说自己白天在学校学得太多了，想休息。
但是真正的原因，是我发现我即便花了如此大量的时间，我依然无法听懂她说的大多数简单的字句。即便我是班上花费“看起来”最勤快的人，但是我是一个基本上没什么进步的人。我不想和她交流，是因为我不想一次又一次去面对这个事实。
我承认和许多朋友也有非常快乐的时光。海明威说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这一点，他的叙述充满了画面和真实感。站在巴黎的街头，感觉像是穿越了几个世纪然后又穿越回来。
在那接下来六个月里，Oliva是我最有机会倾诉的人，但我从没有告诉她实话。我尊重她，喜爱她，就像我尊敬和喜爱的过往的每一个人一样。
在交换项目要结束的最后一个月，我内心有了一些转变。
我为了一个新的发型去了德国。
当时我已经完成了法语项目，进入了我正式的交换项目。我也搬离了Olivia的家，到了巴黎北边Cergy的郊区住学校宿舍。我的交换项目不再是法语，而是全英语的。这个项目里的人一共有138个，都是来自全球各地的年轻人。很多人是欧洲的，他们基本上会说三种语言，也都有游历四方的经历。同学们的课业也不差，他们会做非常棒的课堂演讲、小组作业。
在去法国之前，我就有做这个发型的想法。脏辫(dreadlocks)，追溯起来有三千多年历史[1]，在希腊雕像中这是一个战士的发型。比较精彩会看到非裔人士有满头的小辫子，有的小孩的脏辫让头上的纹路特别清楚。等到我的头发长到了肩膀以下，这个头型的原材料就足够了。
我找到了一个发型师，她的头发样式很不错，但她在柏林。看起来是法国到德国，但是从巴黎到柏林并不远，坐飞机不到两个小时。我选择了我通常的旅行方式，坐火车，八个小时的时间。到了柏林，我打电话过去，是一个男生接的电话。他说女孩儿出去旅行了，他也可以给我做脏辫。
编脏辫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需要用一个特殊的勾子，把一小撮头发勾卷、揉搓、拉伸，再循环。就这么一个动作，要一直重复，头发越长、越多越难弄。这个男孩还邀请了他另外的一个女性朋友给我一起做头发。他们告诉我说，这是第一次给亚洲人做脏辫，亚洲人的头发韧性太好更难弄。
但他们俩人都有非常好看的脏辫发型，我也很放心。这两个德国人都是柏林大学的学生，年龄和我差不多。这间房子是男生的住所兼工作室，400欧元一个月，他说这个价格他很满意。由于他在独自建造一艘船，并且只用木头的材料，所以他比较需要资金。你为什么要修船？我问。他说，他修好了准备用这个船航行。
一个白天的时间很长，他们时不时用德语交流，也乐意翻译给我听。这个房间四周的社区近期举行了一场投票。有一个商业项目，政府希望建在外面的公园原址上。当然，居民需要赞同才行——这涉及到他们公共空间功能的改变。显然，这个柏林非商业区的居民觉得那没有什么有活力，投票拒绝了这个提案。
中途有两个人来拜访，是敲门而入的。女生给我们一人做了一个三明治，算是简单的午餐。
我刚到欧洲的时候是冬天，现在已经到了夏天。等八点做完头发，外面还是亮着的。我到厕所的镜子，面对着镜子中有些陌生的自己，问了一个问题：我居然不知道费用呀。
“多少钱？我们好像一开始没说这个事。” 我问两人。
男生没有犹豫，“250欧元，按照一天来算的”。
这比我预想的还要少一些。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早上付了房费，还吃了早饭。
“我身上的现金不够了，”我走近了说道，“我可以马上出去取钱，或者我们一起去。”
男孩笑了笑，提出了他的解决方案：你明天取了，把差的钱放在外面的邮箱吧。邮箱上有我的名字。
我愣了一下，随即把身上的一百多块掏出来给了他。
我们一起从家里出来，往街面上走。他们顺道把我送到地铁站。临别了，我顺口问一句他们要去哪。女孩说，他们要赶紧找点吃的去。然后男生说，他要去买一些船的零件，然后再干些活。然后，两人骑着自行车给我告别。
过了两天，我回到了学校完成了最后一个月的学习。
在欧洲的六个月里，我体会最深的有两点：
第一点，学习，是对世界的一种逃避；语言，是拒绝沟通的理由。
在欧洲，我的初心是了解这个世界、接受挑战。但是处于习惯的，我的主要目的成了学习、提升自己。就像我多年来被教导的那样，成绩是一切。但是我发现，学习成为了了解世界的一个障碍。我认为我没有准备好应对这个世界是因为我的法语不好，但是并不是这样的。我并没有意识到，真正的语言，是你愿意看见你身边的人、了解身边的世界。有了这门语言，你才能达到与这个世界的进行沟通。
第二点，如果你想得到些什么，你没法从别处找到。
我换了发型到了学校，并没有让我的生活有了什么新的起色。甚至我想来要获得一些新的关注也没有。给我做脏辫的男生，他或许不在乎我一定要把剩下的钱给他。但我可以猜测，当他拿到我放在邮箱里的钱，他会拿去做什么。他可能有钱？还是对人特别信任？或许有这些原因但并不是关键的。是当你真的全身心在做一件事情，你会透漏出一种天然的友善。而如果一个人特别想得到些什么，他一定会从自己身上找到那个东西，而不是过多要求别人、或者这个世界来打配合。就算这些配合看起来是多么的合理，当你逼得太紧，就把自己显得可怜。
很难说清那段孤独岁月是否已经真正结束，但是因为叙述这个故事，我知道自己已经慢慢远离那种感觉。希望这个故事陪伴你2020年的最后一天以及七年后的我。
Photo by Kinga Cichewicz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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