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承认，在人类历史上我最喜欢的人物之一，就是耶稣。细读《新约 福音书》，我强烈感到，耶稣是一个真诚的人，他不会掩饰自己有时候会情绪化的发出诅咒、有时候有不洗手的“缺点”，他更愿意和最穷苦的、生病的人呆在一起、给他们带来安慰；他告诉人们一个内在的天国（“天国就在人心理”），进这个天国不靠外在的形式，乃是靠属灵的“重生”。他告诉人们神更看重人的灵而非其外在的宗教身份、因此要用心灵与诚实来敬拜上帝。尤其是，他用他的生命见证了一个真理：这个世界的败坏是根深蒂固的，没有牺牲，就没有救赎。
诚然，对耶稣的认知是通过接触基督教及其《圣经》得来的，不过一旦深入的接触到作为宗教的基督教的方方面面，就会发现，自使徒时代以来，基督教呈现的面目是那么的不同。可以说，历史上不同基督教表现形式之间的差异有时候会大过其与异教的差异。理解这点其实并不难：人类只能在自身的历史处境中去理解周遭的世界以及世界之上的抽象世界。一个生活在古代中东沙漠中的基督徒与一个生活在现代大都市里的基督徒的世界感的差异是可想而知的，这种差异足以造成他们对耶稣基督的理解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认识水平底下的基督徒那里，差异就被绝对化了，而在认识水平较高的基督徒那里，差异不足以妨害形成对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写在《新约》里的基本信息的共识。
远在唐代，基督教就传到了中国。那时是被唐王朝主动请进来的。那时候的中国是世界的文化中心，中国人有着一种文化的优越感与自信心。可想而知，一个被从容不迫的人们所理解的基督教会是什么样子———人们看重的是它所带来的让人耳目一新的智慧。唐太宗对基督教的评价代表了那时候的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基本印象：“玄妙无为、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见《景教碑》）。换言之，中国人从基督教中发现了某种与道家思想相契的东西，并感到比较受用。
晚明基督教的再次传入让儒家士大夫阶级看到了西方在经验科学上的进步，他们从自己儒家的天命观与经世致用之学出发，在天主教传教士的身上看到了某种与儒家理念一拍即合的东西。他们认为，这个东西可以补儒教之不足。这时候，在文化已呈现出衰势的中国人的心目中，基督教成了一味足以推进中国经世致用之学的良药。即使如此，在中国受基督教影响的一部分士大夫心目中，基督教所带来的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是平等的，是并行不悖的。
时至晚清，基督教的再次传入乃是借着坚船利炮、借着傲慢的新兴的工业文明。文化的衰落与夫政治的危机让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印象产生了巨大的改观。普通小民在基督教那里看到了“洋大人”的势力，感到依附于它会获得现实的好处。而士大夫阶层则看到了假工业文明之“虎威”的基督教文化对儒教价值体系的巨大冲击以及对中国文化主体认同带来的巨大威胁。于是乎，晚清明国之际，中国的知识界掀起了反基督教运动。
四九年以后，随着冷战格局的到来，作为洋教的基督教被纳入党所管控的“三自”系统且备受冷落。不过随着冷战的结束、中国打开国门以及新殖民主义时代的到来，假西方所主导的工商文明之“虎威”基督教新教各派以家庭教会的方式在中国的大地上迅速蔓延开来。不过，心智成熟的人会发现。基督教新教各派（通常有着美国与韩国的背景）在中国的迅速蔓延和两大历史征候有关。一，改革开放与下岗风潮将具有强烈的群体归属意识的大多数中国人抛入到一种失去身份的境地。他们急于找到某种自组织的形式来重新获得身份感。恰在此时，一些肩负着各种“使命”的新教传教者涌入中国，与中国人的这一巨大的历史性渴求一拍即合。二，西方人也从冷战格局中意识到意识形态之争的重要性。西方人认为要击败东方极权主义体制，需要两件意识形态层面的“武器”，一是世俗化与个人主义、消费主义价值观，一是基督教。前者可以消解东方极权主义体制意识形态，后者则可以在被消解之后的意识形态废墟上构建一套新的意识形态。当然，这个新建的“基督教意识形态”是可控的、服务于西方一整套的战略考虑的。
由此我们就可以明白，我们今天如果在中国的大地上接触到“基督教”的话，这个基督教与我们唐宋元明所接触到的“基督教”是何其的不同。这个“基督教”甚至与我今天去到西方的本土所接触到的西方人自己的基督教也很不相同。不是基督教本身的问题，是我们所处的历史条件、地缘政治因素以及现实处境让“基督教”显得非常地不同。正因为这些历史条件、地缘政治因素以及现实处境的巨大“业风”的吹刮，中国人已经很难平心静气、客观地感受耶稣在《圣经》里要告诉我们的真理了。我们在中国家庭教会的氛围中，更多接触到的与其说是耶稣的教导，不如说是历史条件、地缘政治因素以及现实处境的巨大“业风”。
这绝非凭空臆断。中国家庭教会的氛围中，全面客观的基督教神学知识的学习和讨论总的来说是被禁止的，基督徒被洗脑式的灌输某一派的“神学”观念、并被要求奉为正统。在某些中国家庭教会的氛围中，我们可以嗅出强烈的地缘政治因素的味道，美式归正宗价值观在这里被特意强调。而在另一些中国家庭教会的氛围中，中国底层民众无依无靠的现实/精神处境给借基督教之名的敛财骗色者提供了太多的可乘之机。总之，我们如果去到中国的基督教家庭教会，我们可能会感受到我们所缺乏的社会归属感，这是它颇有吸引力的一大原因。可一旦我们带着这样的情结去教会找所谓的“基督”的话，找到的到底是什么呢？心智成熟的人会发现，即使排除受骗上当的情况，我们找到的也其实是一种归属感的满足、找到的是一种足以让我们逃避现实的言说及社交方式。找到的是一种全新的文化态度而已。当然，也不排除附带知晓一些耶稣的言论，但对这些言论的理解，恐怕早就被我们自己的情结所扭曲了。
我不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在保有自己的基本文化认同的前提下，我并不反对异质文化的传入，相反，我认为当固有文化陷于僵化与衰败，它必需要来自异质文化的刺激以重新激活自己。但我认为我们应当对文化的本质有所认识。西方有学者指出：文化也是一种基因（或曰“弥母”）。它会自我繁殖，它会为执行自身的繁殖与壮大而自动地排他。不同文化基因之间有时候也会产生你死我活的“战争”，而人们的观念就是这场“战争”的载体。但人们在执行文化基因的“指令”的时候对此全然缺乏认知。人们总会认为他们无意识所执行的占据了他们心灵的文化基因的意图是“最高真理”、并自动地摒除其它的文化基因。很多基督徒一旦皈依基督教，就会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产生强烈的反感，他们意识不到他们所皈依的基督教其实也不过是一种文化，并非上帝本身。这就是“弥母”现象在基督徒身上的显现。当然，这一过程也同样存在于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身上。
我几乎每天都阅读《圣经》，我很喜欢耶稣，但我绝不选择成为基督徒。因为我认为当一个人自命为带有某种身份色彩的基督徒的时候，他就很可能已经被某种文化基因（弥母）给占据了。而“弥母”的自我繁殖，会赶走真正的耶稣。试想一下，《圣经》里的那个耶稣，不就是被犹太人的“弥母”给钉上十字架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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