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付永坚
所谓故乡，是祖宗漂泊旅途中的一个驿站。祖宗漂泊到哪里，在哪里落地生根，哪里被确定为生存和繁衍生息的意义，哪里就被冠以“故乡”的概念。
从大的范围来讲，国家为故乡，省份为故乡；从小的概念而言，县市为故乡，镇村为故乡。而从另一个角度上说，还有心灵的故乡，精神的故乡和灵魂的故乡。
我从山村走出，到合江古镇，然后到县城再到一个地级城市。屈指算来，我离开故乡至今已整整三十年。这期间，作为物理概念上的故乡，似乎已渐行渐远，就像远山和流云一样影影绰绰，而作为心灵的故乡，却愈走愈近，日渐清晰，乃至梦牵魂绕。从某种意义上说，故乡于我，如生命一样重要。这种缱绻的情结，所诠释的，岂止是血脉延续的情怀，而是与生俱来的赤子之爱。我的华祝美情结因乡情的召唤而汹涌澎湃！
我出生前，1962年1月我父亲在医院找到护士工作给母亲，1962年6月，上级通知，凡1961年1月1日后参加工作的人员，一律压缩，从那里来回到那里去，自找工作。
1962年9月，我父亲在学校找到民办教师职位给母亲，1968年1月13日，我出生于化北文楼镇，我母亲1965年5月就教于文楼农业中学，1970年7月，据上级指示：当时化县各公社（镇）农业中学停办，文楼公社（镇）农业中学也不例外停办了。根据上级政策，所有各公社（镇）农业中学员工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各自找职业。（1971年我父亲通过学校、教办和当地行政部门找到民办教师的职位给母亲）因此，我四岁的那年（1971年），我跟母亲回到父亲出生所在地——我家的原籍，合江镇同志堡华祝美村落户。也是我家族命运重要转折点的一个虽经历苦难坎坷却值得珍视的岁月记忆。自此，我们全家与村里的乡亲一样，成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地地道道的农民。1964年我父亲在县第二人民医院遭受迫害造成的冤案，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平反恢复名誉、复职后，母亲和我兄弟姐妹才回到”城”里。
作为农家子弟，我在经历无数磨难的同时，曾一度满怀梦想和渴望。渴望重新拥有一个“城镇”户口，渴望快点长大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渴望将来考取大学，变得有出息而改变自己乃至家庭命运，甚至渴望自己忽然变得强大，不再挨饿，不再遭人白眼和欺侮，可以任意“主宰”一切……以至多年以后读到叶赛宁的诗句：“走出故乡便是最大的胜利”。我以为，这就是当时少年的我的心境的最好写照。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岁月的推移，我内心渐渐发现，故乡是永远走不出去的。作为有形的身体，你可以背井离乡，与故乡作暂时或永久的分离，但你总是走不出缱绻的乡情，走不出永远的乡愁。“当他走在异乡的黄昏上，异乡就是故乡；当他以为远离了故乡，其实正背负故乡行走在路途中（黄金明语）”。是的，故土可以变作你浪迹天涯的“有形物”，你可以把他揣在身上，藏在心中，背在行囊中或挂在房子里。不管你漂泊到哪里，在哪里落地生根，只要你愿意，你便可以永远拥有这片土地，永远与故土不离不弃。
1978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启之年。那年我十一岁，在家乡同志堡小学读完小学三年级后，便跟随在镇上某单位工作的父亲一起离开故乡小山村，正式开始了“城”里的读书生活。这一年，对于整个中国来说，因为“改革开放”的全面启动而成为中国经济改革乃至政治生态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而幸运赶上这一年的我，却成为我对故乡的第一次出走，我的命运之河也恰恰在这一年进入人生的拐点。自此，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到参加工作，我走着一条无数莘莘学子所走过的共同的轨迹。所不同的是，我“一不小心”成为了抄书码字的作家。也正因为于此，我可以幸运地以文字的方式深入故土，对故乡进行虔诚的凝望和无边的抒情，甚至任意涂抹在我斑斓的人生记忆上。我想，可以无拘无束地将故乡揽入心中，倾注眷恋和深情并放飞想象，无疑是一件最幸福的事情。
有时，我总是冒出这样的念头：我一直从来没有离开过故乡。这不仅仅是读小学时常回家度寒暑假，以及后来每年不怎么间断的回乡扫墓活动，而且是日益灼热的乡情召唤和情感皈依，我的灵魂深处常常涌动着故乡的潺潺流水和声声松涛。那青山包围白云萦绕的小山村，总是在我的梦中若隐若现，挥之不去。麻竹腰、六塘坡、禾地屋、鸭儿窝、木兰、屋背冲、陂头岭、竹根斗、荷木塘……我的记忆深处总是常常出现那些儿时再熟悉不过的地名，以及在那些地方所发生的乡情故事和乡村记忆。
在那个年代，我的乡村童年似乎充满灰暗。这不仅是背负着这个年龄不该背负的贫穷和苦难，而且是一家人永远看不到未来的沉重和悲凉。像当时无数中国农民一样，我们匍匐在贫瘠的土地上，为生计而忙碌着，为生存而拼搏着，卑微如虫豸。虽然每年田里的稻秧都在拔节、抽穗、开花和长成谷子，使我们因为庄稼的收成而看到了一点点解决温饱的希望。但这千年不变的农家物事更使人看不到生活的点点亮光。尽管我们乡村孩子们盛开的梦想像那些绵延山岭上漫山遍野盛放的姑娘花，洁白无暇而又竞争吐艳。但一旦过了花期就会纷纷凋零，结下的血红血红的果子，虽然美艳诱人，但人们摘下放入嘴中，往往又觉得有一种难咽的涩味。这个冷艳的事实，使那时的我固执地认为，这，也许正是一代代乡村少年的宿命。虽然志存高远但大多泯灭，就像孩子嘴里吹起的肥皂泡泡，就算飘升得再高且七彩迷人，但总有破碎的时候。
作为农家孩子，我除了每天上学之外，似乎总有忙不完的事塞满所有校园之外的空间。每天放学后或节假日，我与其他几个兄妹一道总是帮着母亲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甚至一些本不应该是这个年龄干的重活也落到我们弱小的双肩上。那时候，因父亲在外地工作，家里所有的粗细活几乎都由母亲独自承担，母亲既要在生产队参加劳动挣工分，又要里里外外一天忙到晚，时时风里来雨里去，辛苦和压力自不待言。因而，作为子女的我们，能为母亲分担也成为必须完成的“份内事”。小小年纪的我在家喂猪煮饭，下田割禾插秧，上山砍柴割草，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当然，在辛劳的农家生活中，我也同时感受到另一种城里孩子感受不到的田园乐趣。譬如，小鸟鸣啾的欢快，风吹林梢的蔌响，虫鸣与水流的合奏，群鸟从头顶上翱翔的扑翅声，鱼儿在清澈见底的溪水石块间穿梭畅游的惬意，还有田野上那些花花草草，山岭上满山郁郁葱葱的各种树木……这大自然赐予大地的一切，就这样构成了一个乡村少年的想象世界，并时刻昭示着沉寂之中的鲜活，虚空中的丰满，黑暗之中的光明。
记得有一次雨后，我从城里返乡，看到山路两旁已经成熟的稻谷金黄黄的一片，稻浪阵阵，耀眼醉人。而田畴阡陌间那些开放出红色、粉色、白色的不知名的野花和山岭上的层层绿波相映成趣。待走到村口小溪，只见绿色淹没了路边小路，涓涓细流渗出岩壁，那些绽放的花儿和小草叶子上吊挂着串串雨滴,风穿过树枝的声音撒撒作响。山风、鸟啼、虫鸣，空灵而遥远，为恬静美丽的田园奏响了串串音符。不知为什么，看到这种儿时熟悉的景象，一种久违而温暖的感动从心底倏时涌起。我在细雨纤纤中慢慢行走，迎着低沉的灰云，透过望得见的那一线天色，田野上那些沉甸甸的庄稼，好像凝结了这片土地太多的历史，又像沉淀了这个村庄太多的往事。
在村庄和田野山坳间，我走走停停，努力梳理着我们华祝美村的历史文化的肌理。山村与城市有着本质的不同，大抵经历了数百年的城市，一定或多或少地留下一些“文物”式的历史碎片和岁月痕迹。但乡村却不同，一些老房子，因为大多是泥砖平房，经不起岁月的侵蚀和摧残，已不留任何痕迹，除祖祠里地板上一些灰迹班驳的石块，似乎在述说着村庄如歌的历史，让你见证着一种遥远而近在咫尺的宁静和沧桑。而真正把你引入历史深远，追溯祖辈发展足迹的，只有双手合拾，在青烟萦绕后的想象，而远去的岁月，已在这种冥冥的想象中变为记忆的符号。
面对雨后的故乡，我不由想到了华祝美人的使命。对于我来说，故乡犹如写满历史的足印。它散落在山坳、小溪、田野和每一寸土地之间，记载着刘傅氏族与523年的衣钵传承，记载着栋生公开基垦土近200年的岁月嬗变和风雨沧桑。所有的姓氏源流，家族迁徙，以及所有被缅怀的人物掌故和历史物像，都在这里找到古老而绵长的对应。
祖宗的迁徙之路充满辛酸而传奇。从山西平陆县一隅到傅岩圣人涧，从福建的上杭古邑到广东山底的偏僻山乡，我们共同的祖先所走过的足迹，带着岁月风雨的斑斑驳驳和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我们的祖宗没有张骞踏上西域之路的文明传递和文化播洒，也没有唐代玄奘西天取经的惊涛骇浪和经世传奇，但却有着人类繁衍生息的血脉延续，有着披荆斩棘不畏艰险而勇往直前的薪火相传和精神传承。当然，我们祖宗不是胡人南下的木马，也不是女真族的长箭；不是蒙古人的铁骑，也不是满洲人骑兵的长枪；更不是外掳的长枪火炮，他们的迁徙和远征从来就是与攻城掠池和肆意掠夺联系在一起的。而我们的祖宗只是为生存和家族传承而进行的一次又一次人类精神的出发，以及对土地的深沉的爱和责任担当。
颜面易改，青山难老。我们居住的村庄小得如同茫茫旷野的一阵风，无际沙漠里的一粒沙，浩瀚大海的一滴水。在偌大的中国地图上，我们甚至找不到它的任何踪影。但对于千万个华夏氏族来说，它却是无法剥夺的存在。不管岁月怎么变迁，青山依然坚韧挺拔，溪水依然潺潺流淌，土地依然肥沃深厚。尽管历史的遗物必然会在乡村建设的进程中逐渐消失，穿越百年风云，那山却在，那水长流。而对于有着强烈的故土情怀的游子来说，乡愁和故乡的青山与流水一样，永远是不变的音符，永远是灵魂深处不变的守望！
文/刘付永坚 2016.2.28
注：本文原载于第四期《刘傅家园》，见P79、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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