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报频频催，终于催动蒋介石身离慈庵。1924年1月16日，蒋介石姗姗到广州，面见孙中山。他说：“在去苏联之前，我十分相信俄共是真诚的，是愿意帮助国民党的。但是，苏联之行使我失望了。共产主义虽好，但是不适于今日之中国。‘联俄容共’，从短期利益来看，可能会形成反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力量，但是从长远来看，苏联的世界革命计划比老的殖民者对中国的独立具有更大的威胁。据我考察的情况，我们可以利用俄援，以苏联红军为榜样办校建军，但不能实行联俄政策。俄共政权一旦臻于强固，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其对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
孙中山说：“未免顾虑过甚。国民党唯一的朋友是苏联。难道苏联没有承认国民党是唯一能领导民族革命的党吗？难道不是苏联敦促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并接受其领导吗？越飞不是承认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吗？目前的革命形势迫切需要国共合作，对待共产党的唯一办法是，将他们置于国民党的领导和控制之下。这样，就能进行北伐，而一旦北伐胜利，就能实现三民主义。”
蒋介石写一封信，抄送国民党各常务委员，并在不同场合散步言论：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决无此理！苏俄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恺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
这样的信，这样的言论，为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思潮推波助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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