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生在闫景中学的一宗寃案

闫景中学“反党小集团”案件真相

                      曹学仁

          我们这一代s11月4日

                  【第020期】

曹学仁，1937年生，山西省万荣县万泉乡荆淮村人。长期从事行政和纪检工作。曾任万荣诗联学会理事，诗文多发表于《万荣人》、《后土文化》、《山西农民报》等报刊。联作入选数部中国对联书典。

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生在闫景中学的一宗寃案

编者按：这是一个关乎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的复杂事件，对于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很难明白政治运动造成的各种遭遇囧途，以及对其一生的影响。作者以亲身经历还原历史真相，一方面为自己和同学的命运多舛鸣不平；另一方面又在启迪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当加強自身休养，克己奉公，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虽然社会是螺旋式向前发展的，期间难免有迂回，甚至走弯道，但不犯或少犯伤害人民利益的错误，善莫大焉！（本栏记者：卢国旺）

李家大院，一颗镶嵌在山西省万荣县南端峨眉台地的旅游文化明珠。自上世纪中叶至本世纪初被开发为旅游景点之前，这里先后是山西汾南中学（由万泉县中学、荣河县中学和猗氏县师范学校联合而成）、山西省立万泉中学、万荣县闫景中学、运城地区师范学校及运城地区戏剧学校等教育基地。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风云激荡中，为新中国的建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培养、输送了数以万计的栋梁之才，它必将被历史铭记、与共和国同辉。

曾几何时，校址是当地乡绅李子用的宅院，建于清末民初。其建筑风格是晋南民居的典范。它原有院落20组，房屋280间，现有院落7组，房屋146间，另有祠堂花园遗址等，占地125亩，相当于10个“乔家大院”的面积。整个建筑为竖井式、聚财型四合院。精致大宅门接地通天，特别是砖雕、石雕、木雕及铁艺等饰品，处处彰显着晋南民间多子多福、耕读传家、富贵平安等吉祥含义，在装饰艺术上也把民族文化渗透到建筑艺术的各个角落，具有很高的观赏性和研究价值。

闫景中学的主体建筑显得有些特别，相较于那个时代的建筑艺术，似乎有点西洋化。原来西院院主李道行（字子用）曾留学英国，娶英国女子麦孺为妻，从而使整个建筑呈现出明显的西洋风格，门楼外形的整体轮廓高、直、尖，线条轻快，造型挺秀，是标准的十六世纪欧洲“哥特式”建筑，而它表面的砖雕图案却是典型的晋南民间艺术，局部反映了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艺术特点。

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生在闫景中学的一宗寃案

本文所要讲述的是发生在上世纪中叶、时为万荣县闫景中学的一桩震动全省学界的“反党小集团”案。当时社会上普遍认为这是“反右”斗争中的典型事件，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更是一起不折不扣的冤假错案。为了正本清源，作为五人“反党小集团”中唯一健在的我，有必要对此事做一个详实的交代，还原事实真相，以期告慰已经作古的受害同学的在天之灵。

一、“警钟”板报惹祸端

宏伟、壮观、美丽的闫景中学，1956年夏季，阳光灿烂，万木葱茏。有着30个班级、1000余名师生的校园内，处处洋溢着勃勃生机。随着校园上空清脆钟声的荡漾，朝气勃勃的青少年学生，或操场上步履整齐，英姿飒爽；或教室里鸦雀无声，专心致志；或晚自习灯火辉煌，书声琅琅。一切都显得那么活泼、静谧、和谐。

但是每到开饭时间，嘈杂的礼堂兼饭厅里，学生和炊事员顶撞吵嚷声，甚至噼里啪啦的砸碗甩筷声便不绝于耳。原因概出于伙食的管理不善。撇开饭菜的单调和质量不论，单就饭菜的不卫生和炊事员歧视、训斥学生的恶劣态度，就让大家十分恼火。当时主食以焖煮的东北红高粱米饭和合子饭（米汤、蔬菜和面条混煮）为主。学生每端起炊事员用铁勺扣进自己碗里的饭菜，首要任务是用筷子拣剔不时可见的沙粒和煮熟的虫子。饭厅里到处都是喷吐出来的饭食和菜渣。校领导和老师吃的是小灶，很少看到哪位领导到食堂和饭厅视察过。全校各班级同学每逢召开班务会，谈论最多的是伙食太差这个话题。但无论大家怎样批评、提意见，始终都未能得到校方的重视和改进。

对于校领导漠视广大学生饮食生活的官僚主义作风，同学们不可能永远忍耐和沉默。发声只是迟早、或者说由谁来发声的问题。

我们高中第5班，有位同学叫王承宗，他聪明、睿智、才华出众，时时处处追求先进和创意。当时，他担任全校大型板报《万中青年》总编。在他的建议下，办了一个“警钟”板报。他和编辑潘克勤，召集我们几个平时爱好写作的同学，讨论第一期出刊内容时，大家很快达成共识：既然板报的名称是“警钟”，那么第一期内容就以学校伙食管理存在的问题，给校领导敲敲“警钟”吧！不几天，板报和大家见面。除简短的刊首语外，共选登了三篇短文：一是《从用点食盐难说起》，批评炊事员服务态度恶劣；二是《顿顿吃的八宝饭》，讽刺饭菜粗制滥造不卫生；三为《谈星期日是背馍日》，批评伙食单调质量差，同学们吃不好，只好星期日回家往学校背馍。驳斥教导主任批评同学们从家里背馍是一种不良饮食习惯的谬论。后来，在板报内容的传播过程中，有人还把早年流传的“顺口溜”加了进来，借以讽刺伙食现状：“氢二氧（H2O），煮南瓜，再加一把氯化钠（NaCl）。”虽有锦上添花之意，但并不符合板报宗旨。

高5班教室，位居教学区（时称“西北区”）南北大道之侧南起东二排，是全校师生从生活区（现李家大院各四合院）到教学区必经之处。“警钟”板报的刊出，几篇表达鸡毛蒜皮意见的短文，立即轰动了全校。课间活动时间，来看板报的各班同学络绎不绝，板报常被围得水泄不通。白天来不及看的，便成群结队晚上打着手电筒看。看后，大家莫不欢欣鼓舞，拍手称快。

接下来，同学们纷纷打听敢替大家表达心声的是哪几位同学，姓甚名谁。一时间板报组的同学成了高5班和全校同学心目中的“英雄”。平时不苟言笑的老师们，见了他们都点头微笑。我们几个少不更事的家伙，心中都美滋滋地，甚而至于幻想着校领导择机给予表扬和嘉奖呢。

高5班教室，离“居办合一”在哥特式建筑里的校部仅20多米，有些同学的宿舍就设在后墙开门的校部楼上（原李家大院主人李子用的藏书楼）。板报引起的轩然大波，校领导很快就知道了。几天后，校长段文秀在大礼堂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段校长开门见山：“今天的会议主要解决高5班板报批评的伙食问题，现在先由总务处吴（勉之）主任向大家做检查。”吴主任既检查了自己作为主管领导没有尽职尽责的错误，也表达了改正的决心，让大家看到了希望。

接下来段校长讲话，他没有就伙食问题发表任何意见。只是板着面孔严肃地说：“我想谈谈高5班的板报问题……”他的讲话重点有二：一是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不应该用板报的形式进行公开批评。二是批评不讲究方式方法。饭菜不干净就说不干净，为什么要用”八宝饭”一类的讽刺语言呢？讽刺是用来对待敌人和坏人的，你们要注意自己的立场。师生们听了校长的总结发言后，感情复杂。会议的内容和气氛，似乎超出了大家的意料。

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生在闫景中学的一宗寃案

(此为2002年高五班同学合影。前排右二为趙笃弼，左三为曹汝新，后排右三为作者)

二、事态发展惊上层

全校大会结束后，高5班的同学都垂头丧气，沉默不语。板报组的同学更是五味杂陈，感到委屈和不平。按常理讲，段校长的批评意见也不无道理，事情完全可以就此终止。但这伙“毛头青”却极不冷静。晚自习结束后，班长赵笃弼大声地对同学们说，我们的板报批评没有错，大胆干，怕什么！当晚王承宗召集板报组同学讨论下一步怎么办？大家一致认为，段校长今天召开会议的目的，表面上是让吴主任检查，实际是压制民主，压制批评。最后决定：“警钟”再出第二期，公开批评段校长。

两天后，“警钟”板报第二期便和大家见面。主要内容是：一、不看学生批评的良好动机，专在批评方式上挑毛病，就是不愿意接受批评；二、官僚主义严重，不关心广大学生生活；三、公开压制批评就是作风不民主的表现。

第一期板报的内容，只是对伙食管理存在的问题泛泛而谈，并未批评某个人。第二期内容则指名道姓批评段校长。这无异于小猴子摸了老虎的屁股，也无异于小人物在大人物尊严的殿堂里撒野。段校长来闫中前，曾任万泉县副县长和县长之职。他岂能容许几个毛头小子，挑战他的颜面和尊严吗？二期板报内容，大概也出乎全校广大师生的意料。来看板报的各班同学，更是熙熙攘攘，交头接耳，但少了大声议论和兴奋，多了几分惊慌和紧张。支持学生的老师们比前期更多，也多以微笑点头表示他们的同情和支持。有的班级同学还暗自向我们的教室投送纸条：“高5同学们，大家支持你们的勇敢作为”。

段校长果然恼羞成怒，很快采取了应对措施。首先命人将板报收交到校部院内，阻止更多的师生继续观看。接着召开全校师生第二次动员工大会。会上，校长声色俱厉地讲道：高5班的几个同学再次利用板报挑事、闹事，严重破坏校风校纪，这是不能容忍的。许多同学甚至老师们也跟着瞎起哄，是错误的、也是不能容许的。他对板报批评他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压制批评的问题避而不谈，唯独谈了“动机”问题。他说：你们强调自己批评的动机是好的，动机和效果是统一的，谈动机能脱离效果吗？大家都想听听高5班板报批评学校伙食管理不善究竟造成什么不良后果和恶劣影响时，他却没了下文。会议很简短，目的实际上是对高5班板报组同学的严重警告和当头棒喝。会后即采取了隐秘的行动，指定几个党团员暗中监视板报组成员的行动。王承宗发现他向《中国青年》等报刊投寄的稿件竟然遭到收发室的拆封检查。

“警钟”板报仅出刊两期，即被段校长查封，彻底夭折了。

板报虽然不能办了，但其影响却不胫而走，很快在社会上传播开来。出乎意料的是，此事竟然惊动了远在临汾（当时运城、临汾两地区合并）的晋南地委领导。是学校领导呈文报告，还是某些师生打抱不平的举报，至今无从得知。

10月下旬，晋南地委派遣以文教部杨佐直部长带领的调查组，专程来校调查“闫中板报事件”。调查组入驻后，首先和高5班包括赵班长在内的五名涉事同学一一谈话，听取事件的经过和个人意见陈述。然后用大量时间，召集各年级班干部、教师、后勤人员、校领导成员等各类型人员座谈，广泛听取意见。大约四五天后，杨佐直部长在校教导主任南仁甫的陪同下，接见了高5班的五位同学。他直言不讳地亮出自己的观点：“通过我们几天来的座谈、调查，认为几位同学用板报方式批评校领导不关心大家生活的做法，没有错误，是正确的。你们没有任何私心和偏见，勇于为大多数同学的利益代言，批评校领导的错误，这正是青年人应具备和提倡的精神。”他以调查组的名义，向几位遭受校领导错误对待的同学表示安慰。南仁甫主任也代表校方向同学们承认错误和道歉。

1956年11月上旬的一天，学校礼堂的气氛严肃、庄重。入夏以来的第三次全校师生员工大会正在召开。不过这次会议是由地委调查组的杨部长主持。杨部长讲了对闫中总体印象后，重点讲了调查组对“板报事件”的调查情况和结论性意见，宣布由段校长做大会检查。段校长就自己所犯官僚主义、压制批评意见和以错误态度对待板报组同学等方面的错误，做了诚恳的检查，表达了改正决心，同时，郑重其事地向高5班同学赔礼道歉。段校长的检讨博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

历时近半年的板报风波，由于地委的干预，就此告一段落。几位天真的板报涉事同学，解除了思想压上的沉重包袱，又轻松愉快、全身心地投入到欢乐的校园学习、生活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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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长择机复夙仇

时间转瞬进入1957年夏季。这是中国政治生态极为动荡的季节。一小撮右派分子，疯狂地向党发动进攻，鼓吹各党轮流执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党中央号召在全国开展“反右“运动。当时中央的政策是“反右”运动在社会各阶层和大专院校进行，中等学校学生不“反右”，只是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批判右倾思潮。与此同时，胸有成竹的段校长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着打击报复高5班板报组同学的准备工作。

一天上午，全校停课。段校长召开1957年以来的第一次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像往常一样，他板着黑黄、清瘦的面孔，以十多分钟的时间讲了全国“反右”斗争的形势和在中等学校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要求。这是1955年调任闫中任校长以来，首次向大家讲时政大事。同学们感到很新鲜，都想认真听听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思想。但是，突然话锋一转，声色俱厉地讲道：“高5班几个学生利用板报闹事，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大家要严肃认真讨论思考。当时许多同学和部分老师也跟着起哄，都要好好反省。”同样是段校长，同样是在这个讲台上，当着地委调查组的面就同一问题所做的“深刻检查”言犹在耳，而今竟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又将板报批评和“闹事”等同起来，并且危言耸听地提出了“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实在出乎广大师生的意料。高5班同学特别是板报组的同学，听后如晴天霹雳、五雷轰顶，预感到大祸就要临头。当大家还惊魂未定时，段校长宣布散会。会议内容单纯，目的明确。

从这一刻起，揭发、批斗高5班利用板报“闹事”的学生，成为闫景中学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段校长命令校党团组织，包括高5班在内的党团员中选拔骨干分子，组成大小、批次不同的突击队。当时，板报组共涉及五人：王承宗、潘克勤，赵笃弼三人是共青团员，是主要“批斗对象”。我和另外一位同学，因是非团员，有幸被列为“帮教对象”。命令交出平时书写的日记或其他文学作品以供查阅，再由党团骨干分别进行“帮教谈话”，态度还算温和。可是，他们几位涉事团员就惨了。白天停课检查，每当夜晚，首先由高5班党团员围攻批斗。因数日不见成效，最后由全校骨干轮番上阵。主攻方向有二：一是你们几个人都搞了哪些秘密活动？二是你们想达到什么目的?批斗过程中，拳头挥舞，口号阵阵。几个挨批斗的同学，多日里饭吃不下，觉睡不着，精神几近崩溃。在强大的攻势下，几个人的口供最终都被统一到王承宗的口径上来，即五个人秘密开会几次，目的是推翻段校长。几个毫无政治经验的同学，根本没有意识到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反对党员一把手就是“反党”。

半个月后，再次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段校长当众宣布：高五班板报组成员是个企图推翻校领导的“反党小集团”。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当场勒令五名“小集团”成员逐一上台检查。他们一个个头重脚轻，跌跌撞撞登台，不知所云地被扣了一堆大帽子。闫景中学五人“反党小集团”就此被确立。校团委很快整理材料上报，经万荣县团委批准，开除了王承宗、潘克勤两人的团籍。

1958年，又是一个夏季的到来。高5班学业届满三年，即将面临高考。段校长对五位同学仍不罢手，命令各有关环节严把毕业鉴定关。其结果是，无论他们毕业成绩和一贯表现如何，毕业鉴定栏一律填写“政审不合格，不宜高考录取和分配工作”（1959年，一位涉案同学被山西体院特召录取，到闫中查档后告知本人）。至此，段校长总算解了他三年来的心头大恨，洗雪了1956年当着晋南地委调查组的面，向全校师生做检查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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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历尽劫难得平反

1957年的“反右”运动，全国有数十万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分子。当时社会上风传闫景中学抓了几名“小右派分子”。这样，五名十七八岁的青少年，头上同时冠有“反党小集团”、“小右派”虚实两顶大帽子。这个政治劫难的魔影，噬咬着他们宝贵的青春年华，有的殃及终身。

笔者因家庭经济困难，未参加高考复习即离校。其他几位同学（王承宗例外）虽复习参加了高考，但他们并不知道那份“政审不合格，不宜高考录取”的鉴定书，最后将他们拒之大学门外。潘克勤同学虽侥幸被山西矿业学院录取，在报到复审后又被勒令退学。

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各自的努力或机遇，几位受害者，后来都在社会上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工作。可是，无论在哪个岗位，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被揪过“小辫子”或立案调查。因此，常如惊弓之鸟，提心吊胆。他们青少年时代怀揣的远大理想、抱负，包括当作家的追梦，全都灰飞烟灭。一位从中学时代起就有写日记习惯的同学，从1957年被查后，一生再未写过日记。

对王承宗而言，他的命运更是多舛。1958年参加高考前，校党支部书记杨秉堤突发恻隐之心，念其是高材生，又是贫下中农成份，便趁段文秀校长工作调离之际改写了他的毕业鉴定结论，嘱其保密不可外泄，所以得以顺利考入山西大学中文系。但是就读不到一年，因家庭困难、父母多病，便辍学回到家乡。1959年，他被荣河联校聘为农业中学教师。因教学成绩突出，深受学生欢迎，1960年即转为公办教师。又是好景不长，祸从天降：1961年9月，全县教师闫景整风大会期间，还是在那个闫中礼堂舞台上，当时的教育局长秦居信（因脱党问题，文革初期恐惧自杀）在其动员报告中，突然以极“左”姿态点名道姓地讲道：“一个当年没有带帽的大右派，竟然中途当了教师，岂非怪事！”就这样，王承宗继被打成“反党小集团”成员后，又被秦副局长心血来潮、别出心裁地扣了顶“没戴帽大右派”的帽子，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联区领导听此言，惊恐万状。1962年借国民经济调整压缩干部职工的机会，背着王承宗本人伪造了返乡申请表。领导批示栏写着：“该同志有神经病，胃病严重，受过组织处分。”遂将其从教师队伍除名，迫使其回乡当了农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纠正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路线，果断地拨乱反正，平反了建国以来历届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1980年1月30日，共青团万荣县委，对潘克勤、王承宗做出了平反决定。文件概述了“警钟”板报事件的反复过程后，认为：“王承宗、潘克勤二位同志1956年在板报上提出伙食问题的意见是正确的，学校领导借“反右”强行开除他们的团籍是错误的，应该给他们取消团籍处分，恢复名誉，并对他们二十多年来遭受的政治迫害深感同情，予以安慰。”决定虽未涉及其他三名涉案受害同学，但对潘、王的平反足以说明全案画上了公正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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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遗憾的是，虽然平反了，但王承宗被开除教师公职的问题却终究得不到解决。他历经近三十年的信访奔波，虽在两届县委领导的关注下，县教育局分别于1989年和2008年，两次做出了“同意恢复王承宗公职”的决定，上报县委主管部门审批。但主管部门的领导却死搬教条或出于别的什么目的，坚持认为：王承宗属“六二压”停职，不予批准。公职不予恢复，就等于闫景教师整风会议公开扣上的“没戴帽大右派”帽子仍然没有摘除。这个违反实事求是原则的错误处置，使王承宗衔冤终生。这是他本人的悲哀，也是历史遗留给现实的一枚苦果。

时代车轮滚滚向前，经过一个甲子轮回，当年受害的五名青少年，现在都已成为耄耋老人。他们有的已经辞世，有的长期卧病在床或重病压身。当年的闫景中学校长段文秀也已经作古多年了。今天重提此案，不是耿耿于怀，吐怨泄愤，更不是和谁过不去。而是旨在使这一尘封于校园内的历史冤案之真相大白于天下，让时代的回音壁给世人留下一点有益的启示。如能联系习近平总书记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提出的“三严三实”标准，从执政理念、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高度，总结出一些有价值的经验教训，吾愿足矣。（注：本文撰写过程中，先后与王承宗等涉案同学反复交流，核准基本事实，但文责由作者自负。）

2018年10月3日于万荣县荆淮村

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生在闫景中学的一宗寃案

附录——

一、关于《闫景中学“反党小集团”案件真相》一文的说明：

本文写于2017年夏。涉案的五位同学中，潘克勤已于九年前病逝；趙笃弼（高5班班长）患脑血栓卧床数年，已无交谈能力；王承宗因心脏病曾两度住院。直觉得世界留给我们几个人的时间不多了，简直是以天和时来计算了。六十年前，闫景中学那桩“反党小集团”案的真相，除万荣县团委平反决定的三百余字归档外，谁还能有切肤之痛地综合、说清其真相呢？我自感从事党政工作数十年，应该挑起这个担子，我告诉难友，你们只须在我的初稿中，把好事实细节无误关，其余文责由我自负，社会责任由我一人承担。几位听后皆喜。去冬王承宗自感于世不久，电话紧急约我和另一难友，到他家作临终告别。见面后，他对我的唯一要求就是，千方百计使我写的《真相》能够公诸于世。岂料见面月余后，即溘然长逝。今年5月，和我同见王承宗的同学，也因急性心脏病过世。今天，“五剩一”的我，痛心、唏嘘之余，庆幸还能活着将此文发给大家。也仅以此文，告慰先我而去的四位同窗。（2018年11月1日）

二、“小集团”成员简介

王承宗：1937年生，万荣县荣河镇何庄村人。山大中文系肄业，返乡任教。1962年，被迫回村务农。2017年12月因病去世。

潘克勤：1938年生，万荣县荣河镇龙井村人。退休前，任乡医院院长。2010年去世。

趙笃弼：1937年生，万荣县城关镇七庄村人。退休前任城镇中学高级教师。2017年8月因病去世。

曹汝新：1937年生，曾任阳泉铁路中学教师，1971年返乡务农。2018年5月因病去世。

曹学仁：参阅文前作者简介。

《我们这一代s》期刊编创人员

张 平：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

王义堂：原《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范长江奖得主

解振声：中国著名书法艺术家

主 编：孙爱国

编  委：卢国旺、姚旺才、闫景云、郑文芳、李新民、石申琪、南俊、冯建民、苗丽伟、张盼、张晓辉、陈青海、张同灿、方向江、李培棣、徐荣花、赵志孝、秦文宁、解建国、闫天德、解芳萍、许祖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