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可以设想，这是一个“情景对话”，或“情景中的评论”。其情景是：孔子遭遇了一个或一群巧言令色的人，或许有深度接触，或许有短暂而实质的接触。但是孔子很快发现了其人的不仁之本质，于是孔子可能愤怒、情绪化地进行点评和总结：巧言令色，鲜矣仁!这是个经验之谈，也是对人的告诫：首先不要对巧言令色感到沉醉，此人可能违仁，甚至不怀好意。其次，不要试图去用花言巧语给别人设套，当对方看出你的违仁和恶意时，你的花言巧语令你更加失分。
“理中客”地说，好听的话、和悦的脸色，这本身是无错的。难道我们讲话要恶声恶气或者干脆沉默寡言?难道我们不能追求言辞的优雅、表达的良好和和悦的态度?巧和令，皆好辞也。在《诗经》当中，巧笑倩兮，是美好的笑;令仪令色，是美好的容颜和仪态。从《诗经》这两句话看得出来，巧和令是极好的词汇，表达褒义而非相反。用今天的话来说，巧言令色就是话说得很好或很有水平，态度看起来也很好——这不仅是可以接受的，根本就是应该追求的，如果反对“有话好好说”和“态度好点”，岂不是有点反智或者反文明吗?
人类的语言始于谈话，在口头对话产生之前，大约脸色和态度也是交流方式，在此基础上，文字产生，产生后的文字又越来越理性化、充实化和优美化。同样，人与人相处的态度也在优化演进当中，狂躁和暴力只能被和颜悦色代替。和颜悦色是一种自我约束，也是对他人的尊敬。只要是正常的交往，人总归应该是和颜悦色的，即使是熟人之间以表面的暴力方式开个玩笑(如捶一拳)，其表达的仍然是浓浓的善意。
而不和悦的脸色，往往给相处的对方带来心理压力，有点不知所措或以牙还牙。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孔子否定巧言令色之举，可能是情绪化的。以孔子之平和与智慧，怎会否定美好的表达和姿态?然而说了就是说了，孔子影响当然大，论语此句一出，巧言令色就变成了批评人甚至骂人的话。
但反过来说，孔子的这句话当然是当头棒喝。在外在与本质、言辞与人品之间，何者更重要?一个人选择什么?无疑，理性和自利的人都会选择本质与人品。就像糖果的外皮里包了一颗毒药，人会不会吃?除非你不知道或者你被引诱，否则你绝对不会吃。反过来说，苦涩的表皮里装了一颗良药，人会不会吃?当然会，虽然初遇苦涩会极不适应。但是，难道有没有糖皮的良药吗?当然有，但是你要仔细分辨。一方面，你要知道糖皮之下，往往危险存焉，你需要怀着警惕，你要参与营造批评毒药之糖皮的氛围;另一方面，你要知道最重要的是里边的良药。这就是说，孔子在乎的是良药、是本质、是人品、是内在。
你在乎别人仁与不仁，不是因为对方如果仁的话，你就打算去骗他或利用他，而是因为你打算对对方仁。你首先怀着善意，其次怀着期待。当此时也，对方话说得好听，态度极佳，你感到自己是对的、值得的，甚至是幸运的，慢慢你发现自己被骗了，怎不悲从中来?假如你自己已经怀抱了仁、持有了仁、怀抱了善意，持有了善意，你的仁和善意是不是绝对的程度?无论对方有多坏，都打算对对方好?这当然不是正确的劝告，所以特蕾莎修女说：“爱，直到被伤害”，也不是“爱，哪怕一直被伤害下去”。所以，自己仁和善意，的确期待对方也能够仁和善意，也就不能不琢磨如何判断对方是真好还是假好，是良药还是毒药。
太难了，但是孔子又是极简的，这里的简，就简到了内在上。先考虑内在的仁和善意，再去提升外在。同样，先去探求对方的本质，再去评估对方的外在形式。自己做一颗良药，同时，自己要找到良药时，也先看本质良否。孔子鼓励你做一个“老实人”，同时鼓励你不要越过老实人。不要想出门就遇到彩虹，要感谢所遇之好，同时怀着一种“太好了，会不会是真的”浅浅的基于幸福感的不安。总之，孔子倡导一种诚朴的内在，诚朴的仁，诚朴的善意。然而，孔子也是人，当他遇到糖皮的伤害时，也要斥责，也会提醒。
至于巧言令色是不是很重要?当然，美好的言辞和态度是重要的。其实，孔子一定不会反对巧言令色同时也仁，孔子不可能不期待内在和外在的统一。一颗药，内在是良药，外在是糖皮，岂不甚好?其实，孔子自己，除了是一位学术大师和一位好老师，当然也是一位好好说话、态度好的有仁者之心的人，是内外兼修的人。孔子反对自己吗?当然不是。孔子是在提醒。
至于如何判断巧言令色?除了“社会经验”，当然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是，必须了解的是，你当然不能对言辞好、态度好的人持有反方向的偏见，认为他是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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