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喜欢将“汉唐”并列，合并归结为中国历史上的典型盛世，唐人也喜欢以“汉”自称，认为大唐承袭汉代衣钵，为汉文化之正朔。然而仔细看起来，汉与唐的强盛，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态势，一种相对内敛和保守，另一种则自由和奔放。
唐朝的歌舞升平
隋唐时代文化上的兼容并蓄，并非全部来源于所谓的“文化自信”，创建帝国的武川六镇军人，对于非汉的文化，本身就交往频繁，自然有着较高的包容度。北魏天兴初年（公元398年），道武帝拓跋圭将其东部地区的高门弟子及豪杰两千户迁到北部居住，以镇守边塞。这些鲜卑人世代在此驻守，长期胡汉杂糅，逐渐形成一支不可小觑的势力，被称为“关陇集团”，影响此后数百年华夏的政治格局。
北魏孝文帝实行了全面汉化的政策，虽然起到的效果可能被高估，但对武川六镇军人的待遇却是大幅下降，引起了极大的不满，逐渐成为尾大不掉的军阀势力，与鲜卑渊源极深的杨李两家，本来就沾亲带故，先后创立统一南北的大帝国。于是，对于“胡文化”的偏爱，被推广到整个帝国境内。陈寅恪先生就曾说:“唐朝大有胡气。”
这里所指的“胡”，与“五胡乱华”时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游牧民族已有较为明显的区别。新的“胡文华”缔造者，以一个叫做“粟特”的民族为主。据中国史书隋书记载，粟特人先民原居祁连山下“昭武城”（即今甘肃张掖），后为匈奴人所破，被迫西迁至中亚，并建立了康、安等一系列小国，即中国史书中著名的昭武九姓，分别以“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为汉姓名。
安禄山是突厥化的粟特人，欧罗巴人种
粟特是波斯文化的余脉，人种学上来看属于欧罗巴人种中的雅利安人，起源于高加索山脉。身材瘦高健壮、多髭须、发色黑、眼色深、鹰钩鼻，肤色相对浅白，与战斗民族高加索人有着不少渊源，却与附近的阿拉伯人有着很大差别，文化风格也迥异，在历史上也多有芥蒂，这就是波斯人厌恶别人把他们当做阿拉伯人的根源。
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商人”，乃至达到了“父子计利”的地步，史载 “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国，利所在无不至。”他们不辞劳苦，沿丝绸之路东西往返。由于见多识广、身体健壮、皮肤白皙，又土豪多金，粟特人在当时就是“洋气”的象征，引领了时尚潮流。
饮食上，慧琳《一切经音义》记载：“胡食者，即铧锣、烧饼、胡饼、搭纳等事。” 他们以麦面制品、手抓饭及羊肉为主食，这些吃法也受到汉地居民的追捧，元稹的《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法曲》“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著名诗人白居易还将京城辅兴坊的胡饼，寄与好友杨万州，并以此赋诗“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北方汉人改变了传统的直接蒸煮粮食的做法，吸收了胡人磨制面粉再精加工的技艺，开辟出美食的新天地。
服饰方面，波斯等国的服装样式大为流行，通常是头戴毡皮帽，身着长衣及膝，衣袖瘦窄， 领为圆领、翻折领或对襟开领，腰系革带，下身穿紧身小口裤，脚着皮靴。当时汉人非常喜欢和流行穿着胡服，从唐宫廷、朱门，到平民小院处处可见，大大迎合了当时社会强烈追求时髦的心理。
文艺方面，也以胡人艺术大受欢迎。拥有胡人艺伎的酒肆才能算作“高级会所”，李白的就在《少年行》“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法曲》“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李贺的《龙夜吟》“卷发胡儿眼睛绿，高楼夜静吹横竹。”还有当时最为流行的胡旋舞、胡腾舞，堪比迈克尔杰克逊的太空舞步，让无数人为之倾倒。白居易的《胡旋女》“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
胡人在当时中原人口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包括天竺人、波斯人、阿拉伯人、拜占庭人、回鹘人等，有内附或被俘的整个部族、慕化或避难的流民、自由逐利的商人和传教的僧侣等，数量多得惊人。根据记载，仅唐初北方民族的流人，早在唐朝平突厥之前，就流入一百二十多万，此后陆续流入中原的突厥部众也达数十万人。而此时中原汉人，也仅仅只有几百万人，胡人或者胡化的人口，在当时甚至可能占据了社会的大多数。
粟特人陶俑
从职业来看，包括了使者、质子、仆从、商贾、僧侣、牵夫、车夫、伎乐、工匠、翻译、猎师、马球手等，在唐墓中随葬的陶俑、壁画物品中都有体现。而根据汉人的主流思想，他们从事的都是所谓“末业”，助长了当时社会的浮华之风。
然而物极必反。奢靡的胡化之风，在安史之乱后得到社会的反思，以韩愈等文人为代表，倡导了中唐古文复兴运动，希望弘扬传统的儒学思想，并以此为治国之根本。经历晚唐纷乱之后，宋代的精英阶层更趋向构建一种保守、稳定的政治结构，于是大力鼓吹崇道、尊经、排佛的社会思潮，为“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运动打下基础。
韩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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