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北京朝阳区三里屯地区接连出现持凶器打劫案件。
经警方监控排查，查出15人团伙，嫌疑人均来自附近高中，都是未成年人，作案时分工明确，不断更换服装、发型。
被告知为抢劫，嫌疑人一脸错愕。。。
三里屯派出所：
初步从录像看，辖区发生的几起案件应该都与他们有关系，目前可以认定是3起。
受害者：
过来撞了我一下，然后几个人大概6、7个吧，就围上来对我拳打脚踢。他们有一个人拿着电棒一样的东西，电着我了。然后又拉着我走到了3号楼那里边，小区里边。在这一块儿（指地点），他们让我蹲着，然后给他钱，钱包里800块钱现金抢走了，然后让转微信300，通过扫码、扫走的。
派出所：
据目击者描述和我们的观察，这应该是一个强光手电带电击功能。他们在人少的地方截住失主，带到阴暗的地方拿刀威胁，并且跟他索要钱财。
当时由于抢劫时，失主说身无分文，其中一名嫌疑人，一气之下，将失主捅了一刀。这名失主无生命危险，收轻微伤。
团伙的年龄应该是都在未成年，不超过18岁左右，并且没起作案的人员不固定，分工非常的详细，并且每一次抢劫他们都更换着装，相互交叉，连发型也变了。
警察询问嫌疑人
警察：多大啊
嫌疑人A：15岁，高一
警察：怎么想着干这个
嫌疑人A：有人带着我，就跟着来了
警察：你们都几个人一块儿抢啊
嫌疑人A：昨天6个，今天5个
警察：他们带什么了
嫌疑人A：刀吧，他们用过，好像
警察：懂法吗
嫌疑人A：懂
警察：那这个叫什么
嫌疑人A：抢劫
(嫌疑人A在询查中还回答一句：要钱呗，不给就留着打他)
嫌疑人B：当时他也不用我们干什么，就是撞完人就在他边上站着就行了，然后我俩就过来了。
嫌疑人B：我俩是拿最少的，给多少，要多少。
警察：给多少啊
嫌疑人B：800，当时第一天弄完以后，就已经知道违法了，这不是碰瓷吗，然后第三天没钱用了，没生活费了，不好意思跟家里边说了，第三天又来了。
嫌疑人B：当时真不觉得这个严重，现在明白了。
警察：说重了就是抢劫
嫌疑人B：抢劫？？？
保护未成年人已经成了全世界的共识，基于这个共识，未成年犯法的处理应以教育为主而不是惩处。
出发点是好的，然而落到现实当中，却有些理想化了。
首先如今的未成年人绝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懵然无知和柔弱，物质的富足和信息流通的迅捷，让未成年人们无论在生理还是心理上都远比我们以为的成熟。
这群涉案的未成年嫌疑人，从作案方式来看，准备了刀具，还有带点击功能的强光手电，并且分工明确，每次作案后还有意识的更外衣物，改变着装。。。
而在这样一个现状下，我们过去制定的刑事责任年龄就不可避免的产生了道德风险。也就是说，法律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可能起到了反作用，让不足年龄的未成年人干起坏事来有恃无恐。
所以，当未成年人有足够的能力实施犯罪，同时又有足够的理性利用法律漏洞的时候，法律就要做出回应了。
学者刘远举：
“如果道德、习惯、风俗等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手段和民事、行政等其他法律手段能够有效调整社会关系、规制违法行为时，就没有必要动用刑法。
这本质上体现了慎刑的观念。而且，通过刑罚来惩罚、隔离问题青少年儿童，并不利于其改造教育，也违背人道主义。
毕竟，青少年即使能够有意识的犯罪，但仍充满可塑性，所以，教育、矫治才是最好的办法。”
但我们需要清楚的一点是，犯罪行为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年龄而改变其性质。
当恶行不可原谅时，宽恕就是另一种恶。
日本作家凑佳苗写过一本小说《告白》，讲述的是一名女教师对杀害她孩子的几个学生实施复仇的故事。
里面女主人公有一句台词，虽冰冷却又真实：
“如果你是邪恶的，那我又何必提醒自己你还只是个孩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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