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哲学史上划时代的哲学家康德有一句名言:
“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日新月异、有加无已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
这句话横跨东西屏障,穿越时间长河,至今仍然是人们精神生活的座右铭。
在这句话中,我们需要把握一个关键词:敬畏。
“敬畏”是什么?就是“既敬重又畏惧”。这是人对待事物的情感态度,它囊括了“敬”与“畏”的双重情感内涵:“敬”是指恭敬、敬重、彬彬有礼,“畏”是指惧怕、畏怯、战战兢兢。在这里,“敬”,体现的是一种人生态度、一种价值追求,是对事物人格化的一种尊重;“畏”,是一种行为的警示界限,是一种对自身言行的自律,是一种对萌生不规行为的自我约束。敬畏是一种态度、一种观念、一种品德、一种境界、一种自省、一种约束,也是一种忧患、一种睿智、一种敏锐、一种原则、一种觉悟。一句话,是内在精神境界和价值追求的自然外化。
翻开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人们就会明白,敬畏是中华伦理道德的精髓,是做人之基、成事之道、从政之德、治国之本。在我国,古人对“敬畏”早有精辟论述:有“君子以恐慌修省”之良言;有“善怕者,必身有所正,言有所规,行有所止,偶有逾矩,亦不出大格”的名言;有“有所畏者,其家必齐;无所畏者,必怠其睽”的警告;有“畏法度者最快乐”之达观;有“君子观洊雷威震之象,以恐惧自修饬循省也。君子畏天之威,则修正其身,思省其过,咎而改之”之告诫;有“畏则不敢肆而德以成,无畏则从其所欲而及于祸”的劝解;有“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操守;有“君子大心则敬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节”,“小人则不然,大心则慢而暴,小心则淫而倾”的界限;有“君子之心,常存敬畏”之习惯……
中国语境中的“敬畏”常和“道德典范”联系在一起。孔子曾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天命”对人而言是神圣而不可轻易达致的东西;“大人”是“天命”的承载者,是社会政治秩序的代表;“圣人”是“天命”的阐释者,是人心秩序话语的表述者。由对“天”的敬畏在现实中转变为对“大人”、“圣人”之敬畏,中国人的敬畏对象是指向道德典范的,是现实的、具体的,人们相信只要表达了对大人、圣人之敬畏必然就表达了对天之敬畏,因为大人、圣人是其现实中的代言人。这里的“畏”具有主动性,“畏”由“敬”生。在“敬”和“畏”之间,“敬”是因,“畏”是果。“畏”在这里不单纯是指一种害怕、顺从,而是指一种为了实现人生理想、信念而对自己行为的主动限制、反省,是一种道德自律,表达的是一种有所不为的精神。
而在西方语境中,“敬畏”往往从“敬畏上帝”开始。英文钦定版《圣经·箴言》中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圣经·希伯来书》中则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事奉神”。神、上帝、耶和华,那是隐秘的,这就使敬畏没有了具体可观的意向对象。由于意向对象是不可观的,因而其不可能成为敬畏者的价值取向,对上帝敬畏并不是希望自己成为上帝,而是因为惧怕上帝的惩罚而按照上帝的要求去约束自己的言行。当然,这种怕是与敬相联系的怕,如果不与敬相联系,那么这种怕和动物本能的恐惧也就没有二致了。在西方语境中,“敬”和“畏”之间,“畏”是因,“敬”是果,顺序不可逆转。
然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类自步入工业社会以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极具创造力的生产力要素,将人们的生活送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与此同时,受科学技术进步的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也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表现得比较明显的就是“唯科技至上”、“唯自我至上”的观念逐步占据人们的心灵,人们盲目地将征服自然,改造社会作为自身唯一的价值追求。在这种价值观念的引导下,人们变得狭隘和自私,工具性的思维方式横行,他们开始只关注自我、只关注自身所能控制、掌握的内容,却忽视了对内心的审视,对情感价值的追寻,以及对自我以外的他者的倾听和关注,人们开始显得“肆无忌惮”,无法坚守内心的价值秩序。这给个体心理成长、道德情感发展造成的冲击突出地表现为敬畏意识淡薄,敬畏感缺失。
从前有句老话,常人都知道,说的是:“举头三尺有青天。”还有:“头顶三尺有神明,不畏人知畏己知。”进一步,话更重,道是“人可欺,天不可欺”,或者说“人在做,天在看”。这么多警句,就一个意思,指的是做人做事要有敬畏。我们可以不相信天地神灵,但我们必须心存敬畏。
读书笔记:心存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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