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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很多人都知道破窗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如果有人打坏了一个建筑物的窗户玻璃，而窗户又得不到及时修复，人们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去打烂更多的窗户。久而久之，这些破窗户就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在这种公众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就会滋生、繁荣。
这个理论起源于1969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Philip Zimbardo设计的田野实验(具体实验内容见百度百科)。13年后，犯罪学家George L. Kelling 和 James Q. Wilson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章，认为破窗理论的结果可以用于更广的范围，比如整治美国高企的犯罪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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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美国的东岸行，纽约是必去之地。每天有大批游人在时代广场上拍照，带着小朋友的家庭游更是不忘逛逛五彩斑斓的MM豆旗舰店。但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纽约是个罪犯的天堂，从杀人越货的严重犯罪到地铁逃票等小偷小摸等不计其数。很多社会人士都悲观的认为，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犯罪率在未来10年会飙升50%。1993年，在一片悲观声中，纽约迎来了一位新市长Rudy Giuliani，他决心整治纽约的犯罪，并很快采用了破窗理论。他和他的团队首先从混乱的地铁系统开刀，投入数百名警察每天抓逃票的小混混。他们很快看到了成效。
到2001年，在市长Rudy任职两期结束时，纽约犯罪率下降了60%－70%。媒体一改最初的嘲笑态度，开始大唱赞歌，犯罪率的下降更是成了这位市长在任期间最主要的政绩。市民和媒体都欢欣鼓舞——原来破窗理论这么神奇，整治地铁逃票就能大大降低犯罪率！
3，
破窗理论看似完美的解释了纽约的犯罪率锐减现象，在几年前的一本畅销书《引爆点》中，作者Malcolm Gladwell也持同样的观点。但你如果仔细分析数据，就发现有地方不对劲。犯罪率其实在1993年Rudy任职之前就开始下降，并且，这种趋势席卷了整个美国，在其他没有实施破窗理论的地区也有出现，比如同样犯罪横行的洛杉矶。洛杉矶是个有趣的例子，在此期间，它的警察局因为受贿丑闻，几乎陷入了停滞状态。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不是破窗理论的实施，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犯罪率大幅下降？
在另一本畅销书《魔鬼经济学》中，经济学家Steven Levitt对此有个有趣的解释：堕胎法案的实施。他发现，纽约犯罪率的下降大约开始于和堕胎法案实施18年后，并且，犯罪率的下降集中在堕胎法案通过之后出生的人群。Steven据此推论，堕胎法案的实施导致由于各种原因不该出生的孩子没能出生，从而避免这些未出生的孩子成为罪犯。这个违反人直觉的学说一经发表就引起很大关注。那么，破窗理论和堕胎法，哪个才是纽约犯罪率下降的真正原因？或是还有什么别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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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引爆点》和《魔鬼经济学》两位作者Malcolm和Steven就此问题，进行了一场沙龙辩论。对于对方的质疑，彼此都有很精彩的回应，当然谁也没能说服对方（见附注[1] ）。现在大多数主流的社会学家，包括最开始提出破窗理论的George L. Kelling，认为破窗理论的实施可能并不是纽约犯罪率下降的最重要的原因，除了堕胎法案的实施，其他的可能原因有：更严厉的枪支管理法，人口的老龄化，钟摆的归一现象（如股票市场一样，在犯罪率高到一定程度之后，接下来就会降低，形同钟摆）等等。这个解释一点也不简洁性感，甚至让人觉得有点活稀泥的味道，也没有媒体喜欢的可以传播的故事，但却有可能是最接近事实真相的解释。
我在这里想说的是，破窗理论和堕胎法案实施，这两种解释在推出的时候，都受到了很大关注，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非常喜欢用一个简单的理论解释复杂社会问题的故事。像“破窗理论”这种生动形象的比喻，或是“堕胎法案”这种出人意料的理论，非常便于传播，尤其受到媒体喜欢，。但现实社会是非常复杂的。比如房价的高企，空气污染问题等等，都不是一个原因，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措施就能解决的。
有意思的是，就我在写这篇文章的今天，我还不断看到有人援引破窗理论解决美国犯罪率的故事。这样的故事的确能吸引眼球，也许能创下10万＋的阅读量，但盲目相信这样的故事，有点危险。事实上，纽约在犯罪率下降的同时，警察的不当执法带来的社会问题也增加不少，对于美国人民尤其是少数族裔带来不小困扰。我们如果想要深入理解社会现象，应该采用查理芒格所提倡的跨学科的思维模式。毕竟，社会和人心是如此多样复杂。
［1］Malcolm Gladwell对于Steven Levitt的质疑的回应以及他对于堕胎法案一说的质疑：http://gladwell.typepad.com/gladwellcom/2006/03/thoughts_on_fr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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