唇花

我不记得我第一次说谎是什么时候，但大抵是为了玩笑。那个时候我还不注重真相，身边的一切似乎也与谎言无缘。

后来渐渐长大所说的谎言，也都是为了自保与逃避：“不是我干的。”“我已经打扫完卫生了。”“我早就醒了，不过在闭目养神。”我还不懂得如何用谎言去保护与成全。

直到我也在他乡的月夜趴在窗户边上打电话，在父母“天凉加衣”的叮咛下回答着“一切都好，没有感冒。”的时候，我才感觉到谎言安慰了电话两边的人，同时带去了成全。

那时候我感觉到真相并不重要。包括在平时，小小的各种谎言比比皆是：“我昨晚很早就睡了。”“我不想吃了，你吃吧。”“啊？怎么可能是我干的呢？我这么善良天真的一个人。”，我没有感觉到谎言带来的恶劣，我只是感觉到它像是唇齿之上，言语之中绽放的花朵，点缀了我们日常的生活。

可能是我见的太少，大多玩笑，我成长在一个颇为浪漫的环境里，所以我相信“善意的谎言”。

如果用绝症患者来举例，那他浑身插满管子，躺在病床上无力回天的时候，作为家人，我们是否要告诉他真相？大多数的家人们都应该是调整好自己的心情，走到他的床边：“加油挺住，还有几周我们就可以出院了，到时候我陪你去环游世界啊。”

如果用28岁第一次向父母说谎的爱明举例，他知道父母肯定不舍得他在前方卖命，所以他说他在南京，安全地等待疫情结束。

真相固然是重要的，但是那时，有另外一种因素完全凌驾于真相之上，就是爱。

这些谎言都是以爱为起点出发的。家人们对患者的爱，病人对他们的爱，爱明对他父母的爱，对工作的爱，对疫情中的人们的爱，姐姐对爱明的爱，父母对爱明的爱。这些爱会编织成一朵朵花绽放。

“善意的谎言”其实也可以被称为是一种希望。在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真相时，我们把希望倾注于我们的言语之中，用一朵朵的花来掩盖言语的无力。

我们告诉那个绝症病患者他有大把的时间，是希望他可以走下病榻，可以拉开窗帘，可以被清晨的阳光照耀眉心，和他最爱的人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爱明告诉他的父母他在南京，是因为他希望他的父母可以在疫情期间，安全的待在家里，守着一桌子的年夜饭，永远满怀期待地等着他们的儿子回来。

那时候真相就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在谎言背后，真相之上熠熠生辉的爱与希望。

善意的谎言之所以存在，还因为他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当谎言被戳穿的时候，他背后的真相并不成为他的罪过与负担。

当重病患者终于知道自己时日不多的时候，他也不会去责怪他的家人，而是感谢他们给自己生命中最后一段时光洒上了阳光。

当爱明的父母终于知道他们的儿子一直在前线支援的时候，在心惊过后，更多的是欣慰。爱明自己也不会怕，他知道父母会由衷的为他感到自豪。

在此时，谎言与真相就并不矛盾。

但是，四川雅安69岁的侯某已经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此之前却有意隐瞒途经武汉汉口返回雅安的事实，多次在外活动，密切接触群众达100余人，并且与30多名医护人员密切接触的行为，就是彻底的欺骗。

这并不是撒谎那么简单的事情，而是已经严重威胁他人健康和公共安全，更会给疫情防控工作增加难度，甚至影响大局。撒谎瞒报，肆意活动，所导致的严重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这时候我们再回看谎言与真相。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真相的解释。谎言就是一种解释。当我们以爱为出发点去解释这个真相的时候，这个谎言就充满了爱。当我们以利益为出发点去解释这个真相的时候，这个谎言就充满了利益。

很多时候我们甚至掌控不了事情的结局，整个过程中有太多的突发因素，我们不知道它最终会演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只能选择我们是否做出那个谎言的决定，或者说我们只能选择我们最初的态度。

因为我们无法选择改变真相，真相永远是真相。

而如何解释真相，这就取决于我们当初做出这个决定的目的，与我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都共同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这个世界里充满了真挚，也充满了流言。谎言可以作为金色的花朵在唇齿间绽放，也可以作为枯骨在泥泞间腐烂。

我们大可以选择真相本身，但是我们也可以选择那朵阳光下的唇花。

让唇花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