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买来了一头牛,还有锄头、水桶、镰刀之类的农具,那是一个农民的笔墨纸砚,收纳着他的时光与命运。劳作时,苏东坡头戴竹笠,在田间挥汗。第一年种下的麦子在时光中发育,不断抬高他的视线,让他对未来的每一天都怀有乐观的想象。孔孟老庄、四书五经,此时都没了用场。他日复一日地观赏着眼前的天然大书,对它在每个瞬间里的细微变化深感痴迷。
我们没有必要把苏东坡的那段耕作生涯过于审美化,像陶渊明所写,“晨兴理荒,戴月荷锄归”,因为对于苏东坡本人来说,他的所有努力都不是为了审美,而是为了求生。我从小在城市里长大,不曾体验过稼穑之苦,也没有在广阔天地里练过红心,但我相信,农民是世界上最艰苦的职业之一。对苏东坡而言,这艰辛是具体的,甚至比官场还要牢固地控制着他的身体。他不是“不为五斗米折腰”,而是天天要为五斗米折腰,折得他想直都直不起来。
但他是对土地折腰,不是对官场折腰。相比之下,还是对土地折腰好些一一当他从田野里直起身,他的腰身可以站得像树干一样笔直,而在官场上,他的腰每时每刻都是弯的,即使睡觉、做梦,那腰也是弯的。李公麟《孝经图》卷中的这个细节,就是对这一身体命运的生动记录。一个人生下来原本是健康的,但官场会把他培养成残疾人一一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残疾,死无全尸,因为在死后,他的灵魂也是弯曲的。
土地是讲理的,它至少会承认一个人的付出,一分耕耘,几分收获。张炜说:“这种简单而淳朴的劳动方式本身即蕴含着无可比拟的道德感。”但官场没理可讲,道德更是尸骨无存,谁在官场上讲理讲道德,谁就是脑残。
所以,他的劳动生涯再苦再累,他的心是自由的。土地征用了他的身体,却使他的精神得到了自由。在这里,他无须蝇营狗苟、苟且偷安。官场培养表演艺术家,他们脸上可以变换出无数种表情,但没有一种表情是属于他们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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