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手机的应用并非因绝对的物理空间而变化，“碎片化使用”的意识使得研究者通常将不同的媒介使用空间统筹在一个指标下进行全面考察，“碎片化”并不能概括所有媒介使用的现状，非物理性的时间、空间感知仍然是移动化媒介使用的某种边界所在。
有学者提出，媒介的“时空体积”是是否进行不同时空下媒介选择的衡量标准之一，并提出“时空体积指数”由两个维度共同决定：占有（强占有型→弱占有型）与情境（高情境要求→低情境要求）。
社交媒介的使用也并非一言以概之，在公共空间、公共时间中，使用社交媒体更倾向于一种类似音乐的背景式行为；在个人空间、公共时间中，社交媒体的使用是一种接近网购和短视频的轻型娱乐性使用；在个人空间、个人时间中，大体积的影音娱乐类媒介被高频使用，社交媒体更多地是被当做和新闻APP较为一致的资讯来源；而在公共空间、个人时间中，社交媒体是人们独一无二的“开小差”式选择。
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
（一）社会时空理论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派生于时间和空间的分离和它们在形式上的重新组合，正是这种重新组合使得社会生活出现了精确的时间—空间的‘分区制’，导致了社会体系的脱域；并且通过影响个体和团体行动的不断输入，来对社会关系进行反思性定序与再定序。”
吉登斯提出的“社会时空理论”在将日常生活例行化实践与制度化分析相结合的基础上，将行动理解为时空情境下的“行动流”，他还援引媒介环境学派代表人物哈罗德·伊尼斯 (Harold Innis) 和马歇尔·麦克卢汉 (Marshal McLuhan）的观点，认为主导型媒体引发的时空转型会促使社会与个人日常生活方式发生转变。
基于社会时空理论的时空社会分析，是社会时间分析和社会空间分析的再综合。它强调社会行动或结构与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之间的固定联系和相互影响，并不排斥自然时间和空间作为外部环境。
社会时空理论认为，时空环境与行动本身之间具有互为因果的关系，前者既是后者的结果，又是后者的条件，因此把社会时间划分为：个体层次的“自我时间”（self-time），对应非正式群体层次的互动时间（interaction time），对应正式群体的层次的制度时间（institutional time）。
抽象地看，空间比时间拥有更复杂和特殊的属性。空间中有可能向不同的方向运动，但是时间仅仅会流逝，是不可逆转的。空间的度量相对也较难标准化。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社会空间主要分为五类: 1) 心理空间，是指社会主体的精神活动世界；2) 行为空间，是指行为可能活动的范围；3) 关系空间，是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构成的世界；4) 权力空间，是指权力所可能施展的控制、占有范围；5) 信息空间，是指网络、知识、文化所生成的信息世界。
时空形式是感性最基本的依据，正是依据时空形式，感性具有了表象能力，它可以把杂乱无章的感性材料整理为可见的现象。
（二）媒介时空与社会时空
传媒与工具和机器不同，工具和机器是我们用来提升劳动效率的器具，而技术的传媒是我们用来生产人工世界的装置，它开启了我们的新的经验和时间的方式，而没有这个装置，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是不可通达的。
在库尔德利看来，这不过是人通过媒介做什么或是在做什么与媒介相关的事，然而人的此种“做”必是与媒介的设定与其刺激、推动断不开的。“通过媒介做什么”和“做什么与媒介相关的事”，首要的必是与“什么媒介”有关。
流动的空间（space of flows）和无时间的时间（timeless time）是卡斯特对媒介时空的论述，在他看来，“流动的空间”是这样的地方：通过它，媒介基础设施使得来自不同地方的社会生活能够继续进行，就好像它们实际上在场和相近一样。它是“没有低于邻近性的社会共时性”。
而“无时间的时间”是我们关于过去和未来融合在当下的感觉，因为数字媒介将已经发生的事情带给我们，并让我们立即体验来自遥远地方的文化。它既破坏了我们的“逻辑时间序列”，也破坏了我们的“生物时间感”。
发源于大众媒体时代的“媒介仪式”研究认为，“我们仍然需要解释媒介在给我们的生活施加秩序、对我们的社会空间进行组织时的角色。”社会秩序不是既定的活的自然的状态，是在实践中构建的，用符号表征的；媒介对社会生活秩序的表征有助于秩序的规定和运行。
梅罗维茨指出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造成了“消失的地域”，人们所处的环境不再由物理地域来决定，新媒介重新定义了“地域”，改变人们社会空间和场景感知，更何况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数字媒介。
（三）媒介使用研究的时间测量与空间测量
人如何使用媒介一直都是媒介研究的重要课题，在移动化使用的今天，探寻媒介使用的模式，人们如何在众多媒介中分配注意力意义重大。
斯蒂芬森（William Stephenson）主张从自我意志的“游戏”和“选择聚神”入手考察传播活动的个体主观性。使用者在媒介接触中如何“选择聚神”，受制于组织环境、制度环境或者社会环境的影响，人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和节奏。从这个意义上讲，注意力分配的研究可能要超越一般意义的时间管理范式，去挖掘真实世界更深层次的环境约束条件或者因素。
社会学的注意力分配研究主要集中于时间社会学领域。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社会学侧重研究注意力分配背后的环境因素。根据研究层次的差异，把已有研究分为三类：从天文时间到社会时间的宏观研究；从社会时间到组织时间的中观研究；从组织时间到个体时间的微观研究。
媒介使用的操作化通常是基于时间（time-based）的测量（比如，接触媒介的时长或频率），这是对传统媒介的使用研究的一种沿袭，主要与广播、电视播出时段较为固定有关。
以往的研究对媒介使用的测量多关注人们使用的媒介的时长（how long）、频率 （how often）、形式或内容（what），而“在哪里”（where）、“如何”（how）使用往往被大多数研究者所忽略；大多数研究仅涉及其中一个或两个方面，多变量的综合性测量相对较少，而且这些“综合”中的不同变量不同指标之间的关系和权重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目前，对空间 （场所或情境）维度的实证考察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对互联网媒介使用的测量，因为网络接入的便捷性和移动终端的发展使得受众媒介使用的空间行为越来越复杂。
Google于2011年10月组织的“Our Mobile Planet”研究，旨在调研不同国家的手机使用行为，研究覆盖47 个国家，44400位参与者。报告显示，我国城市智能手机用户使用手机的空间，包括家里、公共交通、办公室、餐馆、路上、店内、社交场合、咖啡馆、诊所、学校、机场等。
然而经验告诉我们，智能手机的应用并非因绝对的物理空间而变化，“碎片化使用”的意识使得研究者通常将不同的媒介使用空间统筹在一个指标下进行全面考察，“碎片化”并不能概括所有媒介使用的现状，非物理性的时间、空间感知仍然是移动化媒介使用的某种边界所在。
有学者提出在使用过程中，媒介的“时空体积”是是否进行不同时空下媒介选择的衡量标准之一，并提出“时空体积指数”（ Time Space Volume Index）由两个维度共同决定：占有（强占有型→弱占有型）与情境（高情境要求→低情境要求）。
也有研究认为，在媒介选择的决策过程中，存在着“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个人通过适时关闭和调整媒介使用的类别，来控制自己与外界的连接关系、他人卷入度与自我卷入度。然而上述理论构想均未得到实证研究的检验。
因此，基于已有的文献与研究，本文的研究问题集中为以下两个：“时空体积”在实践中是否是大部分媒介使用行为的参考因素？在具体的社会时空中，媒介使用模式有什么显著差异？
研究发现
（一）媒介“时空体积”指数适用于不同情境的媒介选择
研究发现，在个人时间个人空间、个人时间公共空间、公共时间个人空间、公共时间公共空间这四种时空维度中，不同“体积”的媒介使用行为存在着一定的分布规律。
图注：不同时空体积的媒介的选择分布
在个人时间个人空间中，大体积的媒介使用行为被选择的频次是最高的，越是体积小的产品越不会被频繁选择；而在公共时间、公共空间中则正好相反，大体积的媒介使用行为远远低于其它媒介行为。
整体上说，媒介的整体选择频率也远远低于个人时间、个人空间，显著低于其它几种情境。在个人时间、公共空间中，媒介使用行为是最为平均的，体现了个人选择的特异性和差异化；在公共时间、个人空间中小体积的媒介使用频率超高，且成为绝大多数人的选择。
对比可知，无论是在同一类空间的不同时间，还是在同一类时间的不同空间，媒介行为都会做出相应的调整，其调整的选择指标与媒介时空体积指数相关——越是小体积的、对自我的卷入和他人卷入都很小的媒介使用行为越容易发生在私人化的“缝隙时间”（公空时间、个人空间），而越是体积大的、对自我卷入和他人卷入都很大的媒介使用行为，越容易发生在整块的私人时空（个人时间、个人空间）里。
（二）用户为中心的媒介使用分类方式
在本研究的四类时空中，基于用户角度上对媒介完全不同于最初设想的分类方式：
图注：不同时空中媒介使用的因子分析
1.社交媒体使用的时空化细分
社交媒体的使用是整个移动互联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在本次研究中，以微信、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体现出在不同时空下的不同的使用模式。
在公共空间、个人时间情境下，社交媒体是独树一帜的选择，没有与任何其他媒体形成共同因子；在个人空间、个人时间中，社交媒体与新闻类APP的使用存在显著的一致性；在个人空间、公共时间中，社交媒体与网络购物和看短视频的使用模式一致；而在公共空间、个人时间中，社交媒体的使用体现出与听音乐存在显著的一致性。
可见社交媒介的使用也并非一言以概之，在公共空间、公共时间中，使用社交媒体更倾向于一种类似音乐的背景式行为；在个人空间、公共时间中，社交媒体的使用是一种接近网购和短视频的轻型娱乐性使用；在个人空间、个人时间中，大体积的影音娱乐类媒介被高频使用，社交媒体更多的是被当做和新闻APP较为一致的资讯来源；而在公共空间、个人时间中，社交媒体是人们独一无二的“开小差”式选择。
2.广播媒介的显著资讯型使用
通常意义上，我们将广播与电视相提并论，作为传统媒介中的两大电子媒介，似乎二者天生应该被放在一起讨论其特性、受众，以及讨论“广电”面对新的数字媒介时代的某一种发展策略。
在我们的研究中发现，除了在个人空间公共时间中，广播被认为与看电视和点播影视剧具有相近的娱乐性之外，广播在绝大多数时空里，都与报纸杂志、新闻APP、知识类APP等组成紧密的资讯类媒介使用模式，这几类媒介的使用存在高度的一致性。
3.轻度娱乐与重娱乐的情境划分
从研究结果来看，公共时间内的媒介都存在更细致的模式类型（五类），而个人时间的媒介使用模式较为集中（四类），其中最主要的变化在于对几种娱乐型媒介使用行为的拆分上：在所有的公共时间中，娱乐型媒介使用行为会被细分为两类，较为小体积的轻型娱乐媒介和较为大体积的重度娱乐媒介，而在个人时间中，几类娱乐型使用行为并不会被特别区分。
可见对当前研究中娱乐性媒介使用（RMU, recreational media use）的趋势概括也需要更为详细的情境区分。
4.被强力重组的媒介行为
在我们的研究中，“读书”与“听音乐”因为对个人卷入度和他人卷入度的不高均被编码为较小体积的媒介使用行为，但在因子分析中发现，这是一组强力被组合在一起的媒介使用行为，在任何情境下都有紧密的相关度，甚至与其他媒介的使用模式也完全不同。
只有在公共空间、公共时间的情境下，社交媒介与听音乐之间产生了新的关联，而其他情境下读书与音乐都是一类始终保持颇高一致性的媒介使用行为，值得被继续研究。
结论与讨论
社会时空对媒介使用模式存在着显著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第一，媒介“时空体积”的确是大多数媒介选择行为中的决策指标之一；第二，不同时空下媒介使用模式存在着共性与差异，体现为同一媒介的情境化使用细分，以及一种媒介的使用模式迁移两个层面。
社会学认为，个体时间与社会时间之间存在着：嵌入（embeddedness）-分层（stratification）与同步（sychoronicity）的框架关系。在当下的媒介使用模式中，个人使用媒介的时空与社会时空之间的“嵌入-分层-同步”也将是研究媒介使用模式的有益通路。
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个人媒介使用模式与社会时空之间的“嵌入”关系，描摹了媒介使用行为在社会时空中的基础分布和方向性差异。
本研究的价值在于对于当下移动化媒介使用研究的前提媒介使用的“随时随地（anywhere anytime）”提出疑问，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为个体的媒介使用设置了怎样的边界？集体性的媒介使用模式为移动互联时代创造了怎样新的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仍然需要更多的探索性研究。
编者按：
来源：当代传播；
作者：喻国明，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曲慧，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内容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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