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古代世界的政体选择
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
为什么人类曾经尝试过的古典民主制与古典共和制都没有获得持久的成功或仍无法与君主统治模型共存？
城邦政治概述
古希腊兴起的城邦民主制是古代世界的一个例外。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雅典城邦的古典民主政体。
由于考古资料的有限性，古希腊的早期历史不甚清晰，但大体上可以追溯至公元前3500年到前1100年的米诺斯文明和公元前1600年到前1100年的迈锡尼文明。公元前9—前8世纪，古希腊的城邦时代开始兴起，整个古希腊后来出现过数百上千个城邦。
古希腊九成以上的城邦从面积和人口来看，大体仅相当于中国今天一个人口密度较低、面积稍大的乡镇规模。
最大规模的三个城邦是斯巴达、雅典和叙拉古，它们的面积都超过2000平方公里，人口处于75,000～250,000人之间。（相当于中国今天一个人口较少、面积较大的县的规模。）
全新的政体模式
古希腊城邦的重大创造在于，他们发明了一种贵族和公民参与城邦公共事务的全新政体模式。
跟君主统治模型不同的是，古希腊许多城邦的政治权力都包含了三个主体：行政首脑，即王；人数有限的长老议事会；所有武士参加的民众大会。
斯巴达城邦位于古希腊南端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之上。以斯巴达公元前9世纪晚期推行的宪制改革为例，其关键制度结构包括：
（1）实行双王制，国王掌握行政权，但受到限制；
（2）吉罗西亚会议，即长老议事会，拥有讨论和决定公共事务的较大实权，除了双王，30名成员中的其他长老须为60岁以上，由人民大会通过欢呼法选举产生；
（3）所有“平等人”均可参加人民大会，人民大会在固定时间地点召开；
（4）设有五名监察官，每年由人民大会通过欢呼法选举产生。
总体上，相比于人民大会，国王与长老议事会在斯巴达的政治结构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因而斯巴达被视为寡头政体。
倘若国王犯罪，监察官拥有逮捕和审讯国王之权。
三次政治改革与古典民主制的形成
雅典城邦可以被视为人类政治演化史上的一个首创性的政治发明。雅典城邦位于阿提卡地区，左邻科林斯湾，右邻爱琴海。
从公元前6世纪初开始，雅典城邦先后出现了三次关键的政治改革，最终于公元前5世纪形成了雅典城邦民主制。
第一场重要改革是梭伦改革。
这场改革通常被视为雅典古典民主政体的开端。梭伦改革主要分为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两个方面。
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取消平民以身抵债的债务。另一改革措施是取消土地抵押，让平民重新获得土地。
在政治改革上，梭伦把所有雅典公民根据财产划分为四个等级：五百斗级、骑士级、双牛级和雇工级。这里是用粮食产量来度量一个家庭的收入与财富，然后再确定其社会等级的。
梭伦的另一项政治改革，是设立了四百人会议制度。
与此前贵族会议的精英统治相比，四百人会议的设立增加了城邦政治的民主成分。
梭伦还对司法审判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其中的首要措施是，每个社会等级的男性公民均可担任陪审员，并由评审法庭而非原先的司法执政官来决定案件的判决。
第二场重要改革是一位名叫克里斯提尼的政治家，于公元前508—前507年开启的一场新的政治改革。这一改革对梭伦改革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最终促成了雅典古典民主政体的成型。
克里斯提尼把雅典重新划分为10个新部落，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五百人议事会——新的10个部落分别派出50人参加。
克里斯提尼的另一措施是建立了选举产生十将军的制度。
克里斯提尼还恢复了被僭主统治中断的雅典公民大会，重新开启了民主法庭和司法审判制度，并设计了新的陶片放逐制度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基层治理单位是雅典城邦民主体制的基础，克里斯提尼的改革措施是设立了一种新的基层治理单位，即139个德谟，相当于139个村社。
雅典城邦的第三个重要改革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由民主派政治家伯里克利领导。
伯里克利主要是巩固了当时已经成型的各种民主制度。在此基础上，伯里克利还引入了一种支薪制度，就是给出席五百人议事会、陪审法庭和担任行政官员的公民提供日薪。
伯里克利的另一项措施涉及雅典的公民权。
伯里克利发明了一种新的制度，只有在父母双方都是雅典公民的条件下，一个人才能成为雅典公民。
雅典城邦民主制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是公民大会。公民大会是雅典城邦的最高权力机构，法定人数为6000人，通常一年至少召开40次会议，20岁以上的男性公民均有资格参加。
雅典城邦民主制的另一种重要制度安排是五百人议事会。
雅典城邦的公职人员主要由两种机制产生，绝大多数公职由抽签产生，少数则由选举产生。
需要特定的知识、技能与才干，是采用选举制的主要考虑因素。
雅典城邦的另一个重要制度是陪审法庭。陪审法庭的最小规模是201人，也常常是501人、1001人或1501人等。
陶片放逐法，主要针对的是政治上可能会妨碍雅典民主的“危险分子”，通过公民投票来对他们实施放逐，放逐时间为10年，但被放逐者的财产和地位不受影响。
雅典城邦是古希腊民主政治的最杰出代表，但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并不限于雅典。
古典民主制为何出现在古希腊？
理解古希腊古典民主制的兴起，一个重要的背景条件就是古希腊诸政治体普遍地都是小规模的城邦。
在古希腊诸城邦，大部分城邦的规模都比较小。这就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方面，一个统治者更难获得建立一个较大规模文武统治机构所需的资源。
考虑到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些城邦很难有足够的剩余产品去供养一个较大规模的统治机构。这就限制了单个统治者的暴力潜能与组织能力。
当战争开启，作为小规模城邦的统治者，如果得不到贵族与平民全力以赴的参与和支持，城邦就很难赢得战争。
古希腊城邦中的贵族阶层与中上层自由公民控制着城邦的主要武力资源。（重装步兵）
这种以义务兵制组建的重装步兵，决定着当时许多希腊城邦的生死存亡。
因此，较富有的自由公民阶层的相对实力就得到了大大提升，进而导致政治权力的天平向较富有的自由公民阶层倾斜。实际上，这也是古希腊许多城邦从君主专政走向寡头统治或贵族统治的重要驱动力量。
第二个重要事件是，由于波斯帝国的威胁和希波战争的需要，雅典等古希腊城邦开始大规模地发展海军，并开始大规模地建造三桨座战船。
到了公元前5世纪，这种战船已经成为古希腊诸城邦的主要战船。这种战船要有强大的战斗力，关键还在于平民水手奋力划桨所提供的动力。在希波战争中，特别是发生在公元前480年的著名的萨拉米斯海战中，以雅典城邦为首的古希腊海军，凭借以平民水手作为主要战斗动力的三桨座战船组成的舰队，给波斯帝国海军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进而使得古希腊诸城邦得以自保。
海战极大地提升了平民力量在雅典城邦与其他许多城邦中的政治地位，并促进了平民力量在城邦政治中的兴起。
当城邦居民不满意本城邦的政治或统治时，他们可以很方便地选择移居海外。这种退出机制的存在，大大约束了统治者的讨价还价能力与镇压能力。
古希腊的城邦政治格局完全不同于那些形成于大河流域之上的大规模中央集权国家，一个主要的差异就是不同政治行为者之间的相对实力结构。
古典民主制运作的困境
尽管古希腊城邦民主制是人类政治演化史上的首创，但它的生命力远不及君主统治模型，没存在多长时间就退出了人类政治的历史舞台。
当时的一位匿名作者“老寡头”看来，雅典城邦民主制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很容易沦为有利于暴民而非精英的统治。
城邦古典民主制的最大问题是，这种模式当时只能适应规模较小的政治体，而很难有效扩展。
一般来说，小规模的民主城邦在军事上难以抵御大规模的帝国或王国，这就使得小规模的民主城邦往往很难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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