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周浩晖的《死亡通知单》，发现和《心理罪•城市之光》中探讨的话题基本相同：一个人是否有权利通过自己的方式，去惩治那法律无法制裁的坏人？其实这个问题，无论是小说中还是现实中，其实都有答案，但答案却在某些时刻显得苍白，特别是那些作恶的人依然作着恶，法律和警察却毫无办法，其他人更是无能为力。
直到看了小说中专案组的几位成员和丁科论菊的一段，忽然发现找到了一些答案。菊园中的一株菊花长偏了，不仅影响了旁边花的成长，还影响了整个菊园的景致，怎么办？专案组大多数人都认为直接拔掉这株菊花，Eumenides会拔掉菊园中所有类似的花一株不留，可是丁科却认为没有一株花应该被清理，因为“每一株花都有自己的‘因果’，我们根本无法追溯出一个真正纯粹的‘罪恶之源’。”忽然想起自己前些年在家看了许多TVB的刑侦剧后得到的感慨：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是啊，每个可恨之人之所以会变成可恨之人，都是有因果的，所以也才有《悲惨世界》中那句让我至今难忘的话：有罪的并不是犯罪的人，而是那制造黑暗的人。
丁科说，“找不到‘因果’的源头，但我们却可以切断‘因果’传递的途径。如果知道花株的根系会互相挤压，那么在播种的时候，就该留下更大的空间；如果知道光线会受到遮挡，那我们为什么不创造出更多的阳光？当这些问题解决之后，便不会再有歪斜的花株产生，我们也就不会再陷入规则和情理的矛盾冲突中。”看完这段以后，我忽然想：或许，教育的意义也在于此吧！
可是，再看如今的教育，我们是不是走得太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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