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激荡40年：那些具有开创性的“先行先试”改革

作者：华略智库高级研究员 陆辰佳

来源：华略创智（ID：HUALUETT）

正是由于在不同历史阶段制定并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先行先试”政策，让深圳从追赶到引领，始终站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被称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

2020年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与试验田，深圳借助天时地利人和，从此前默默无闻的“小渔村”，发展成为人口超2000万的现代化国际都市，毫无争议的国内一线城市。

从先行先试到先行示范，从经济特区到强国先锋，“四十而立”的深圳为什么能？华略智库将从制度创新、产业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的角度，探知深圳特区崛起的历史细节，从中找出一座城市诞生、发展、转型和辉煌的基因。本文为第一篇《深圳激荡40年：那些具有开创性的“先行先试”改革》。以下为正文：

深圳用40年的时间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史上的奇迹。而引领风气之先的“先行先试”改革一直伴随着深圳这座“奇迹之城”的诞生、发展、转型和辉煌。正是由于在不同历史阶段制定并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先行先试”政策，让深圳从追赶到引领，始终站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被称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

01

蛇口春雷：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提起深圳发展史，就不得不提到中国第一个外向型经济开发区——蛇口工业区。“先有蛇口，后有深圳”，说的不仅是蛇口创办时间早，更意味着很多改革经验和办法是在蛇口先期试行并逐步成熟后才慢慢推广到各经济特区，进而辐射全国。正因此，蛇口又被称为“特区中的特区”。

1982年，招商局在蛇口工业园区树立的标语牌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讲时效、重实干的口号是1979年由“蛇口之父”袁庚提出的。袁庚是香港招商局第29代掌门人，当时他希望将招商局发展成为一个多元化的大型跨国公司，为拓展业务经营场地，他在四处奔走之后最终将工业区选址在其故乡——与香港隔水相望的广东省宝安县蛇口南头半岛。

1979年1月6日，广东省革委会与交通部向国务院呈报《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提到“在临近香港的蛇口建立工业区，既能利用内地较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又便于充分利用和结合国际资金、先进技术和原材料等各方有利条件”。

《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

不负众望，1979年7月8日，蛇口工业区开山第一炮爆响，也打响了国内改革开放第一枪。

改革开放之初，蛇口最重要的突破在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制度层面的变革，诸如劳动用工制度、干部聘用制度、薪酬分配制度、住房制度、社会保险制度、企业股份制等，让深圳一开始就种下了市场化的基因。

蛇口工业区成立后的首项工程蛇口港建设就遇到了问题。当时，蛇口的工程局、施工队都是国有体制，工人经济来源主要靠工资收入，并对每月几元的奖金兴趣不大，工作干劲不高。为此，四航局工程处决定实行超产奖励制度：每部车每天劳动定额为55车，完成定额后每车奖2分钱，超出定额部分每超一车奖4分钱。

实行新超产奖励后，工人劳动积极性大涨、工作效率大幅提升。据统计，在实行超产奖励的1979年10月到次年3月，工业区多创产值130万元。正是定额超产奖励制度开启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蛇口模式”。

此后，招商局先后在蛇口港码头、华益铝厂、华美钢厂等工程项目中实行形式各异的奖励办法，大大加快施工进度，国贸大厦、地王大厦等大工程的“深圳速度”由此产生。

80年代，160米高的国贸大厦以“3天一层楼”的速度创造了“深圳奇迹”

90年代，地王大厦以“2天半一层楼”的“新深圳速度”，成为“亚洲第一高楼”

但几十年“大锅饭”的路径依赖不可低估，拖延工期、质量不合格等问题依旧屡见不鲜。为突破计划经济的僵化体制，从1980年起，蛇口率先打破固定用工的“铁饭碗”制度，实行员工与企业双向选择，开启劳动合同制度改革先河。

1981年8月，蛇口废除了干部职务终身制、干部等级制并实行聘用制，员工不分身份、不分等级，职务随时可调整变动。此次改革要早于1982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和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宪法修改，发全国组织人事制度改革之先声。

1983年4月，首届工业区管委会成立，其成员突破了上级任命制度，而是通过民意测验、职工投票选举、个别征求意见等方式产生，极大地激发了蛇口发展活力。

1983年8月，《深圳市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办法》出台，深圳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个实行劳动用工合同制并出台相关管理办法的城市。随后，“劳务工”一词迅速被大众接受。

1984年8月，蛇口发布《工程招标管理办法》并将工程招标制度固定下来，有效克服了工程建设中要价高、质量差、工期拖延等现象，真正做到了价平、质优、高效率。该项制度也在中国基建体制改革中起到了先锋和探路者的作用。

蛇口工业区模式和经验的核心，在于企业摆脱了行政干预，充分发挥自主权，按照市场法则和经济规律办事，坚持市场化导向，运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搞活经济。这一逻辑也体现在金融体制改革上。

1984年4月，全国第一家企业内部结算中心在蛇口问世。隔年9月，结算中心又成立了财务公司，并经过一系列努力后，国家外汇局批准蛇口财务公司有权开展外汇业务。

1986年5月，蛇口工业区向中国人民银行提交关于成立招商银行的申请报告，并在三个月后得到批准。1987年4月8日，在工业区内部结算中心基础上，新中国第一家企业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正式成立。此后，招行逐渐扩大业务、开拓分支机构，并登上国际金融大舞台。

袁庚在招商银行开业酒会上致辞

1986年，袁庚接受平安创始人马明哲提出的由招商局牵头组建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的提议。他认为发展保险业已成为经济快速增长背景下的迫切需求，设立保险公司既可为工业区发展提供金融保障，又可突破中国金融体制的计划限制，探索股份制保险公司道路。

1988年5月27日，新中国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商业保险机构——平安保险在蛇口开业。平安保险打破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家独大”之局，将竞争机制引入保险业，成为保险机制改革的一次突破性尝试。

30多年后，平安保险、招商银行均成长为世界500强企业，在2020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中分列第4、第38位。

蛇口今昔对比图

深圳从一开始就承接来自中央打破计划经济的壁垒、开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征程的光荣任务，其“先行先试”政策和制度创新就是“第一个吃螃蟹”和“摸着石头过河”。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是蛇口改革开放的口号，更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冲破思想禁锢、直叩人心的一声呐喊，打破了当时国内缺乏市场观念、时间观念、效率观念的整体局面。从此，“发展就是硬道理”“追求效率”等先进理念开始深人人心。

02

南山经验：

从“科技荒漠”到“创新之都”

深圳从建立经济特区伊始，“三来一补”劳动密集型企业大量涌现，凭借廉价的土地+人力，与外来的资本+技术相结合的产业发展模式，一下子激活了深圳的经济。据统计，1979-1995年，深圳GDP年均增速高达35%。

但繁荣的背后，也带来了环境污染、外来人口迅速增加、水电供应紧张、交通和通信跟不上发展需要的巨大压力。彼时，全球范围内正掀起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要突破口的新技术革命。如何探索出一种崭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成为深圳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

1985年7月30日，在深圳西南部的深圳湾畔，由深圳市政府和中国科学院共同创办的深圳科技工业园成立。它是我国大陆第一个科技工业园区，也是深圳科技产业发展的起点。当时这一带靠近海岸的滩涂，大部分地区仍未被开发，并且没有行政上的归属。直到五年后，南山区于1990年1月4日成立，园区正好落在该辖区的粤海街道。

80年代的深圳科技工业园

1991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深圳科技工业园成为首批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深圳开始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并明确提出“高新技术产业立市”目标，使得这片昔日的滩涂开始渐渐长出希望。大量原本锁在“深闺”的高科技成果在此地转化，吸引了包括长城计算机、长城国际、珀金埃尔默、艾默生、康泰等在内的高新技术企业入驻。

1996年9月，深圳市政府将包括科技工业园在内的深圳开发区内多家园区整合成为11.5平方公里的“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简称“高新区”）。深圳软件园、国家IC设计深圳产业化基地、孵化器等科研机构云集，高新区从原来侧重于科技成果转化，进一步深化到官产学研环环相扣、体系完备的产业链聚集区，并以每平方公里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200亿元的成绩，位居全国前列。

成立于1996年的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

也正是那时，深圳在全国最早形成重视科技研发、让科技人员也能先富起来的城市文化氛围。一大批在80年代中后期创办的科技公司，在90年代中后期得到了政府科技政策的大力扶持，迅速转型为研发型生产企业，最终涌现出华为、中兴这两大高科技巨头和一大批高科技企业。

比如，深圳为推动制造业升级，开始“借鸡生蛋”。1999年8月，深圳市政府与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三方联手，在高新区共同创建深港产学研基地。深港产学研基地吸引了一批来自北京、香港等名校的老师学生，到深圳将其研究成果商业化。大疆无人机孵化者李泽湘曾说过，深圳当时的深港产学研基地与香港科技大学支持师生创业的政策，对自己创业起到重要作用。

此外，为解决科技创新风险化解的难题，深圳市早在1997年9月就引入创投制度并成立科技风险投资领导小组；1999年8月，设立了全国首个由政府发起的创业投资公司——深创投；同年10月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简称“高交会”），更是深圳走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道路的里程碑。(关于深圳科技研发体制机制研究，华略智库随后会陆续推出相关原创。)

首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开幕式

1999年，腾讯在第一届高交会掘来首桶金，那时公司才刚成立，而如今早已成长为中国高科技界的巨人。马化腾曾表示，“正是深圳这片热土使得我们对未来始终拥有梦想和激情，坚持不懈去奋斗，也为腾讯这样的公司创造了最佳的创业、创新和成长的环境”。1999年底，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内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已达296.9亿元，占全市的36%。

坐落在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内的腾讯滨海大厦

35年来，从原来的深圳科技工业园到如今的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它见证了深圳产业结构从“三来一补”、加工贸易向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光机电一体化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历史变迁。如今，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国科技“硅谷”。

此外，作为全国性金融中心之一的深圳，也十分注重为高科技中小企业的茁壮成长提供各种融资机遇。中小板和创业板分别于2004年、2009年在深交所设立，刺激了创投业在深圳聚集，与高交会等平台一同为深圳及周边地区的民营科技企业提供了上市融资、迅速做大做强的机会。

可以说，创业板、创投业、科技担保贷款、中小企业集合发债等金融制度、产品和服务所形成的金融体系为深圳科技创新提供了充足的资本保障。深圳是全国民营创投机构最活跃的区域，有关数据显示，深圳的投资机构数量约占全国1/3，本土创投机构数量和质量全国领先，体现了敢闯敢拼的深圳基因。

截至2020年6月，深创投在信息科技、光机电/先进制造、消费品/物流/连锁服务、生物医药、能源/环保、新材料/化工、互联网/新媒体等领域投资1119个项目，总投资额约517亿元人民币。

20世纪90年代初至本世纪10年代，深圳在高新技术领域先行先试的做法被广泛推广，也以大批研发成果、首屈一指的专利量和集群化的创新企业，成为全国科技创新之都和制造业第一大市。

这也意味着，深圳走出了一条从先行试点到全面改革、从粗放式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变革之路，一条从跟随模仿到参与全球竞争、从技术“引进来”到企业“走出去”的开放之路。

03

前海热潮：

以“先行”的实践弘扬“拓荒牛精神”

过去40年间，深圳的发展中心从罗湖到福田再到南山，一路向西。2010年8月26日，国务院批复“原则同意《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至此，作为深圳改革开放再出发的起点，前海开启了崛起征程。2011年3月，国家将深圳前海开发纳入“十二五”规划；2012年6月，国务院批准前海实行比经济特区更特殊的22条先行先试政策；2015年4月27日，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前海蛇口片区挂牌成立，“自贸区”“合作区”的叠加效应推动着前海加速前进。

前海蛇口自贸片区

2010年以来，国家先后赋予前海深港合作区及前海蛇口自贸片区16项重要使命，包括保税港区、现代服务业示范区、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国家金融业对外开放试验示范窗口、世界服务贸易重要基地、跨境人民币创新业务试验区、深港人才特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等。一项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前海不断推出。

前海对标国际规则，在投资便利化、贸易便利化等方面大力创新。截至2020年7月底，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已累计推出制度创新成果560项，几乎每三天推出一项，在全国首创和率先推出212项，已在全国、广东和深圳分别复制推广51项、69项和165项。

尤其是国务院于2011年9月27日统筹设立前海部际联席会议制度，通过这一开发开放的国家决策平台，推动前海在深港合作、金融创新、投资贸易便利化、服务业开放等领域形成一系列“比特区还要特”的先行先试政策体系，使其成为国家新一轮改革的战略前沿、开放的热土和创新的高地。

2013年3月1日，全国首部商事登记法规《深圳经济特区商事登记若干规定》施行。该项规定在全国体现了“六个率先”：

尤其是前海在全国率先实施“多证合一”和“一照一码”等商事制度改革，首创“跨境缴税完善多元化缴税平台”，推动智能化通关、进口商品“1+4全球溯源核放”、深港陆空联运、全球中心仓、原产地证智慧审签等试点改革，其通关效率已接近香港水平。

根据普华永道发布的《前海蛇口自贸片区2019年度营商环境评估报告》，其2019年营商环境便利度得分为79.8，排名从2017年全球第51位、2018年第31位持续上升至2019年全球190个经济体中的第22位。

“前海的改革，要相信法治的力量。”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后离京考察第一站就来到了深圳前海，作出这样的重要指示。

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考察

法治也是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区别于其他自贸区，实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的重要抓手。作为目前国家批复的唯一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示范区，深圳前海在法治创新方面也同样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2011年1月10日，前海设立了国内第一家区域治理型法定机构——前海管理局，体现了立法先行。由理事会和管理局组成管理单元，还成立了前海综合执法局。

前海法治建设还创下多项全国“第一”，如2014年11月中国首家内地香港合伙联营律师事务所落户前海；2015年5月，全国首家自贸区公证处——前海公证处开业办公，进一步推动了前海法律服务业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深圳自1992年7月1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授予“特区立法权”以来，先后通过法规及其有关决定445项，现行有效法规167项，其中30%以上为全国首创。初步形成了与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国家法律体系相配套、与国际惯例相接轨的法规框架。

正是走在全国前面的法治化建设，才保证深圳市场化制度的推行和落实，营造出尊重市场、尊重企业、尊重效率的发展氛围。

04

  尾声：

   从“开路探路者”到“第一艘冲锋舟”

40年来，先行先试、制度创新、改革创新已成为深圳的自觉追求，深深嵌入这座城市的发展基因和历史血脉中。深圳的成功不仅在于其毗邻港澳台的区位优势，不仅在于国家赋予的重任使命，牢牢把握住了时代潮流中的历史机遇，更在于政府能够敏锐洞察市场变化和需求。

深圳在每一项新政策颁布实施后，都会第一时间组织专家学者，着手调研了解政策执行情况以及部署下一步调整完善工作。并且每一次政策的调整，都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一切以市场需求为大、一切以服务企业为主，根据市场变化不断修订完善相关政策，从而更好地服务市场需求，最大限度地激发市场活力。

可以说，深圳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处理好市场与政府关系的典范。在深圳这块改革开放沃土上发生的巨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写下了最生动的注脚。

“来了就是深圳人”体现了深圳“英雄不问出处”的包容态度和移民文化

新时代赋予新使命，新使命开启新征程。2019年8月18日，正值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9周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指出，深圳将从以下六方面聚力建设先行示范区：

先行示范区既要先行，又要示范，而示范的意思是可复制、可推广。因此，与当年的特区试验田的作用不一样：先行示范就是在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将发展的政策和做法模式化。

从“先行先试”到“先行示范”，不仅是对深圳提出的更高要求，也是让深圳发挥先行者的优势和示范引领作用，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具体来讲，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深圳不能仅做“单项冠军”，而是要全面领先。

为此，深圳要继续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智慧和“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实现产业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生态现代化、生活现代化、城市治理现代化等，并在全国发挥示范、引领和标杆作用。

2020年7月31日，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在2020年市委党校开学典礼的讲话中指出：

深圳发展经验告诉我们，经济特区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和中国道路形成的逻辑起点，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与先行者；“先行先试”不仅仅是中国经济特区的功能，也是中国社会完成自上而下强制性制度变迀的有效而又正确的路径选择。在这方面，深圳为全国做了很好的示范和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