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了一下从小到大对法律的认识，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形成于包青天系列的电视剧，那个时候的自己觉得，法官或者朝堂就是抓坏人的，就是用尽办法找到 他们做了坏事的实锤，将他们送上监狱或者断头台。那个时代的法律制度是完全的纠问式主义，由于法官居于中心地位，法官的三观直接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幼年的我跟剧里的观众一样，认为送坏人上了断头台便是实现了正义，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剧里的老百姓对即将发生的血腥画面的反应，不是害怕。相反，而是高兴，巴不得用自己手中的鸡蛋替天行最后一次道。总而言之，幼年时候的自己认为，法律是捍卫正义的，而正义就是抓坏人。
第二阶段形成于香港的律政剧。其实有很多律政剧是真的拍得好，现在回想起来，年少的自己完全只是崇拜律师们雄辩的口才，而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能让剧中人物如此鲜活，情节如此跌宕起伏的背后缘由。单纯地认为律师去找证据，去发现事实真相的执着，就是正义的表现。所以年少的自己对法律的认知，就变成了，法律是活在法典中的条文，而它的运用就是律师的意义所在，律师是正义的代言人。
第三阶段开始形成于大二下学期。之所以用了“开始形成“，是因为意识到，一个人要对法律内容或者说制度进行透彻理解，需要花上十年甚至是一生的时间。在我看来，法律的核心和最高追求就是正义。之所以会对其有不同阶段的理解，是因为我们对正义概念的认知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正义是一种信仰，我所认为的法律人，应该是一生都在探求正义终极含义的追寻者。
十二怒汉给我带来的思考是，法律制度的存在，并不是为了让“坏人“受到惩罚，而恰恰是保护“坏人”的权利。曾经我一个朋友问过我一个问题:你会不会为了一个杀了人的罪犯辩护?讲真，那一刻我哑口无言。不过，我想，我现在可以回答了。试问，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除了法官，谁有资格去评判一个人为“罪犯”？反过来说，当一个人真的是罪犯了，没有人有为其辩护的余地。所以，辩护人的当事人是犯罪嫌疑人，而不是罪犯。之所以称其为嫌疑人，是因为案件尚有疑点，有疑点存在，便有可能证明其无罪。而疑点往往很细微，小到或者说不起眼到，它们的存在根本难以去与人性生来的偏见抗衡。我们小时候看的包青天剧里，如何能知道里面是不是夹杂着很多冤假错案？中国古代的审判制度只有一个法官，法官也是人，人难免会犯错，而法官的错误往往是致命的。再退一步说，即使包青天终其一生从未犯错，但是在这漫漫历史长河中，有多少个包青天？这便是纠问式主义也可以说是职权主义的不足，同时，也是英美陪审团制度存在的合理之处。
十二怒汉的全部情节都是在一个小房间里拍摄完成的，十二个陪审员聚在闷热的小空间里，各自发表自己的见解。在有限的空间里，人一言一行中所显现的个人修养与偏见，逃不过任何人的眼睛。他们没有人去研究过法律，他们判断的基础来自于朴素的生活经验。总之，相对于律师法官等人来说，感性势必大于理性。而感性容易被表象迷惑而 少于去深究细节，往浅一些说，会容易跟风、从众。但陪审团制度的奇妙之处在于，一个人的弱点特别容易成为主导，但是不同人的不同弱点聚集在一起便会互相牵制，弱点会被掩盖转变为不同智慧的发挥，然后不断地往真相靠近。
陪审团判断一个人有罪无罪，取决于陪审员心中对案件是否存在合理怀疑，但凡有一处地方解释不通，那就不能定有罪，这样会大大提高对嫌疑人权利的保障。司法制度设立的初心应该从人权保障出发，而正义的本义之一便是不让无辜者受追究。实体真相固然重要，但我们生而为人，又有几时能有幸看到真相本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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