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地方官及其政治生态”。
说的是清朝的县官，从上任开始，还有在任、卸任，一整段完整的县官生涯。
上任说来轻巧，但仔细想想，一个多年寒窗苦读、埋头学习的书生，平时读的是四书五经，科举考的是八股。
考上进士的时候可能都三十多岁了，接下来要去地方上成为独当一面的父母官，以前读的书其实都不太能帮上忙。
不管换成谁，突然从象牙塔里转到职场当领导，一下子都会手足无措。
所以这个上任过程，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移动到县里，还有从心态、技能等等方面，从头学习一套为官之法、处世之道，从书生、秀才，变成一个“社会人”。
虽然儒家学说教导清代的儒生们当官要当“民之父母”，实际上并不那么简单。
比如到了县里之后，要怎么打点地方豪强，不听话的下层官吏要怎么管理，民众告上来的案子怎么把握审判尺度，等等，这些都得重新学。
作者是日本的历史学者山本英史，他的专长就是清朝历史，特别是地方史。
在《新官上任》中，他别出心裁地收集了清朝官员撰写的官箴书和公牍两种历史文献，来解读清代地方官怎么看待自己的工作。
这个官箴书，就是清代当过官的老油条写给新官的“职场手册”，向这些读了一辈子圣贤书的儒生后辈传授当官的经验。
而公牍，就是地方官卸任以后把自己发过的所有公文，编辑成的一本公文汇编。
这些文书中的内容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包括新科知县如何组建新班子、候任过程中如何抵制物质诱惑、公文内容模板等等。
地方官一方面作为清朝国家权力渗透到地方的行政官僚，必须满足朝廷和上司的需求，要当一个他们眼中的有能力的官吏；
另一方面，县太爷需要面对的人情世故、地方民情复杂得很，往往需要调整朝廷的理念，满足地方势力，才能换取他们的合作。
清朝前半期，是中国逐渐从动荡走向稳定的过渡期。
理解这一时期的县官眼中的政治生态，就是从一个很内部的角度理解了中国古代的地方政治制度；
理解朝廷从京城延伸到天南海北的“毛细血管”如何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维系了一个庞大而又复杂多样的封建帝国，而又最终不可避免地崩溃。
在清朝当县官，很难。
县官的难，就在于理想和现实的分离。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说法，但实际上在清代，“民”有各色人等，官也要左右权衡。
史料大多出自官箴书、公牍，平衡地展现了清代地方官的理想和现实。
在一个由乱到治的时期，清朝地方官的道德理想更难实现，越是难以实现，越是强调要维护自身的道德水准。
而清朝高度中央集权的弊病展露无遗：
既然要强化地方控制，就要地方官和地方势力撇清关系，然而与之矛盾的是，如果没有地方上的胥役、士人，清王朝中央又不提供给地方替代的人手，清廉只会损害县官的行政能力。
无论是收税，还是诉讼，都要靠一小部分的地方精英来作为清王朝权力的代理，才能让知县好好完成两大使命。
被称为“衙蠹”的胥役和被称为“劣衿”的士人明明都是以老百姓为代价，实际上补足了清朝地方权力制度的不足，但却被中央的朝廷视为直接行政的阻碍。
整个清朝都无法解决胥役和地方豪强的腐败，直到清末仍然有报纸控诉这些问题，根源不是道德不足，而是清王朝制度不足。
儒家的道德理想虽然帮助官僚建立了统一的道德观，试图以个人的慈悲去弥合清朝政治制度中无法调和的矛盾；
但是在实际的施政中，就会不断地产生不符合父母官标准的行为，最终还要担忧“面子上说不下去”。
所谓“旧社会把人变成鬼”，在清朝县官的身上，也没有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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