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 敦煌写本43首诗中， 《宫中三章》题署“皇帝侍文李白”， 李白的这一身份， 也已引起学者们的注意， 傅璇琮先生《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序》云：“这次我在此书上编法藏部分中， 看到P。2567、P。2552所录唐诗丛钞， 有李白《宫中三章》， 即其《宫中行乐词八首》之前3首， 原卷题下所署作者为‘皇帝侍文李白’， 这对我忽似一大发现。据考此卷传钞时间为天宝十二载 （753） 以后， 顺宗李诵即位 （805） 之前。可见这一距李白时间很近的钞录者， 确把李白仅仅视为‘皇帝侍文’， 这是最为切合李白当时身份的。又如同卷页78录李白一诗题作《从驾温泉宫醉后赠杨山人》， 据徐俊校考， 宋本《李翰林集》卷8、清编《全唐诗》卷168， 均题作《驾去温泉后赠杨山人》。我认为从诗中所写， 及李白当时的身份， 应是李白作为一个‘皇帝侍文’， 随从玄宗游骊山， 酒后作诗赠一友人。”[4]1周勋初《李白诗原貌之考索》：“《宫中三章》之下署作者之名， 曰‘皇帝侍文李白’。这里所记， 虽然不是规范的官衔， 却是确切地反映了李白的身份。可知这组诗歌作于天宝二年左右， 李白正在翰林供奉任上。身为文学侍从之臣， 任务就在以文字侍奉皇上， 玄宗正与杨贵妃行乐， 李白自然要写一些词采富艳、音节和婉的词作供奉内廷了。”[21]值得注意的是， 学者们一致认为“皇帝侍文李白”表明的是李白的身份， 而又不是规范的官衔。实则上我们考察敦煌抄卷对于诗歌作者身份的记述， 有“王昌龄， 秘书郎”， “陶翰， 礼部员外郎”， 都是规范的官衔， 按例如果仅对于李白录其不规范的官衔， 似乎不合道理。
另外， 就李白身份而言， 我们考察史书记载， 《旧唐书》卷190下《文苑传》：李白“与 （吴） 筠俱待诏翰林”[22]卷40，3207。《新唐书》卷202《文艺传》：“帝赐食， 亲为 （李白） 调羹， 有诏供奉翰林。”[23]卷202，5763李白《为宋中丞自荐志》：“翰林供奉李白。”[9]卷26，1217是李白为翰林供奉， 即翰林待诏。但翰林供奉以下应该有具体的职责， 考《资治通鉴》卷217：玄宗天宝十三载， “上即位， 始置翰林院， 密迩禁廷， 延文章之士， 下至僧、道、书、画、琴、棋、数术之工皆处之， 谓之待诏”[23]卷217，6923。《旧唐书》卷43：皇帝在大明宫、兴庆宫、西内、东都、华清宫都设立了待诏之所， “其待诏者， 有词学、经术、合炼、僧道、卜祝、术艺、书弈， 各别院以廪之， 日晚而退。其所重者词学”[24]卷43，1853。《新唐书》卷46：“唐制， 乘舆所在， 必有文词、经学之士， 下至卜、医、伎术之流， 皆直于别院， 以备宴见。”[23]卷46，1183是翰林待诏有文章、经术、数术、书、画、琴、棋之士， 盖即侍文、侍书、侍画、侍棋之职。在诸职之中， 最重者是词学， 其身份就更加重要， 故而唐时编纂《李白集》就题署李白的身份为“皇帝侍文李白”， 敦煌写本根据诗集抄录， 成为这样一种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