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上的人越来越多，各种红红绿绿的年货摆满了街头巷尾。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过年味儿。
电话响了，是阿妈打来的，她在那头说：“小早子，什么时候回来？家里的那头猪养得肥肥的呢。”我都当父亲了，可她还是叫着我小时候的奶名。
我说：“二十七那天呀。”
阿妈说：“嗯，到那天早点回来呀，大家都等着你。”
自从我参加工作，在外面居住后，每年腊月二十七的前几天，阿妈总会在电话里这样对我说，我也是这样回答，十多年来从来没有变过。
放下电话，我怔怔地站在那儿，思绪像往常一样，又回到了童年。
童年中的年，像一盏摇曳的油灯映照在斑驳的墙上，有些地方迷离。而那明亮的地方，如同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将我的双眼也弄得艳丽起来了。
会持家的阿妈将打糍粑杀猪的日子一般定在二十七那天。
到了那天天不亮时，阿爸和阿妈就起床了。一个在灶里生火，往大铁锅里加上水，支上蒸笼，一个在井边淘洗糯米。
我们起床的时候，蒸笼里冒出糯米特有的香味，飘得一个屋子都是，勾得我们喉结上下滚动，咕嘟咕嘟吞咽着口水。
这时，来帮忙的亲戚和左邻右舍都赶到了，从屋檐下往堂屋里抬石臼的，磨刀的，找绳子的，扛梯子的……没有一个闲着。
待所有的事都做好后，阿爸用一个铁铲从蒸笼里舀出一团团香气四溢、白得几乎透明的糯米，装在一个木盆里。
我与哥哥姐姐四人守在蒸笼旁，翕动着鼻翼，使劲地吸着那香味儿。同时，眼睛睁得圆溜溜的，紧紧地盯着木盆里的糯米，多么希望阿爸说：“你们各抓一团去吃吧。”
然而，阿爸仿佛将他的子女当成了空气，不看我们，也不说话，只顾忙着自己的。他不开口，我们也不敢去木盆里抓糯米吃。
这样看着，肚子里的馋虫蠕动得更厉害，不知是谁说的：“我们去看他们打糍粑吧。”
我们跟在阿爸的后面，来到堂屋里。他将糯米倒入石臼中，两个身强力壮的男人各拿了一根一头粗大的木棒，你来我往“咚咚”地捣了起来。
等糯米捣得黏黏的，像凝脂似的糕，绞在木棒上，抬到撒有厚厚一层大米粉末的簸箕里，阿妈用草绳套在木棒上，将糕拉下来，揉成长条形，手儿一握，一拧，拧下一个鸭蛋大糕团。
阿妈的动作娴熟，飞快，一会儿，长条形的糕被她拧完了，簸箕里出现许多“鸭蛋”。
我们姐弟们各抢了一个在手中，在木板上压扁后，放在手上用两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捏着边儿转动着。
可是，我们的功夫不到家，做出来的糍粑不像大人那样又圆又薄，扁的，棍儿状的，三角形的，一头细一头粗的……各种形状都有，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大人看着我们的杰作一边呵呵笑着，一边找各种话儿打趣我们。
于是，整个屋子洋溢着欢乐的笑声。
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过年的物品丰厚了，糍粑可以买，猪肉可以买，什么都可以买，但年味儿却越来越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