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逻辑哲学论》[1]的自序里，维特根斯坦说“这本书的整个意义可以概括如下：凡是能够 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书的最后一句话也确实是这么 说的：“7. 一个人对于不能谈的事情就应当沉默。”他的理由是“这本书讨论哲学问题[2]，并且表明，如我所认为的，这些哲学问题的提法，都是建立在误解我们语言的逻辑上的。”于是这本书要做的工作便是通过对“我们语言的逻辑”的具体分析，“为思维划定一条界线，或者不如 说不是为思维，而是为思维的表述划定一条界线”。最后，“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它表明当这些问题已经解决时，所做的事情是多么少。”──引用这些话干什么？我写这篇文章做什么？本 文试图就几句《逻辑哲学论》的文本做一点点简略分析工作（直面事情的、具体的工作，非此等 所谓paper者所能为也），表明那本书所做的事情确实是多么的少──当哲学问题完全被引错了方向，从而虽深无益的时候。
首先什么是哲学问题？
韩林合先生说得好：“对逻辑和哲学的双重兴趣使我选择了分析哲学……读弗雷格、罗素和卡尔纳普……蒯因这些分析哲学大师们的著作时我发现他们的著作的眼界都过于狭窄，于人生伦理问题几无涉及……令我深感宽慰和欣然的是，我的这种缺憾在研读维特根斯坦的著作时得到了完全的弥补。”[3]笔者走过与此极为相似的读书历程。不同的只是那“弥补”对于我远不是“完全”的。就象维特根斯坦的写完《逻辑哲学论》回维也纳老家不搞哲学想当修士，我也曾在踹掉那把“梯子”以后，回到了东方思想的老家想当和尚不搞哲学。是伟大的引路者佛陀给我上了思想艺术和哲学生活的第一课，而他也只有能力上第一课（犹如比起后期来，维特根斯坦前期不过是一年级素描班学生而已）──这差不多是中国学者纵贯历史的文理：从沉湎佛老到反求六经，如宋明诸贤。新儒宗师熊十力更是如此。正是他老人家给我上了关键的第二课。下课之后才翻到《哲学研究》，方知维特根斯坦自己也终于（从维也纳）回到了（剑桥的）哲学课堂，给自己补上了第二课。只是如今在我看来，他对自己的这个“弥补”?
闲话少说。回到“什么是哲学问题？”的考察。还是就便引用韩先生的一段话：“无论是在他的前期著述还是在他的后期著述中，我们都找不到维特根斯坦对‘哲学’这一概念的明确而唯一的界定或使用。也就是说，他是在不止一种意义上使用它的。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不妨对它权做如下的规定：哲学探究的是对人生有终极意义的东西，这些东西以最根本的方式影响着人之为人的生活。因而它至少应处理以下这些问题：作为整体的（现实）世界的存在以及作为其组成部分的任何东西之存在性；人生中究竟什么是最为本质、最有价值的东西？绝对的善、绝对的价值何在？如何才能达到幸福？人生的意义何在？……”[4]
我也相信这些问题就是维特根斯坦碍于逻辑的铁面不好意思明说出来、实际上却秘藏于他心中真正要关怀的问题。但是这里韩先生明说出它来，与维特根斯坦的不明说出来，除了写作策略上各自的方便需要，并没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还是请维特根斯坦自己来作答：“When the answer cannot be put into words, neither can the question be put into words. The riddle does not exist. If a question can be framed at all, it is also possible to answer it.”[5]“A question (can exist) only where an answer exists, and an answer only where something can be said.”[6] 问与答是一个圈套，是一个茧。俗话说进了谁家的门，就是谁家的人；解铃还须系铃人。我自知入了人家的圈套不容易自己出来，所以本文不打算对《逻辑哲学论》的逻辑分析再作一番逻辑分析。但是不打算解铃，却并不一定意味着示弱保身──铃不关己，高高挂起；不解铃还可以是釜底抽薪的打算──非我不解也，是汝本不该系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