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

下面写的是我的故事。也是一则广告。

我是一个放在人群中都扒拉不出来的女人，普通到不能再普通，平凡到不能再平凡。今年34岁，有家庭，有两个孩子，在读心理学博士。做心理咨询是半路出家。说起来，是一个漫长的故事，在此不提。

【我的专业生涯】

做心理咨询工作，从业两年多，算是新手。本是无可吹嘘的。但是我的起点却和99%的人完全不同。在整个社会大部分精力聚焦在孩子和青壮年，我的起点却是老年人。你们知道老年人要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吗？教科书上会写社会角色的改变、疾病、丧偶等引起的适应不良，会有无价值感、脆弱、孤独种种不良体验。可是，可能大家都忽略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带着时代的烙印的，是集体的，是中国特色的。一个92的奶奶用白话跟我讲她年幼时的经历，是关于亲情和丧失的，这个创伤跟了她将近一个世纪。这个创伤不仅仅是她自己的，也是那个时代的人的。她说，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过。终于，她找到一个不属于她的年代的、愿意去听她讲的人来诉说，尽管我听白话很费力。再者，生活在这个时代的老人是经历了建国、文革、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时代变化太快了不是吗？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中“我是社会主义的螺丝钉”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从集体共融中脱离出来，“我”是谁？“我”现在的价值在哪里？这些问题就浮出水面。越是受过教育，越是成就卓越的老人愈是面对着这个问题的考验。然后是更加深刻的问题，死亡焦虑和无常。死亡焦虑不是直接以对死的恐惧来表达的，常常以非常隐晦的方式隐藏在关系纠葛中，你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你甚至不知道你们之间是什么在撕扯。无常是什么？就是很多人这一秒还好着，下一秒就严重的脑卒中或者脑出血，你和TA一样在思考，剩下的人生怎么过？很多人问我，这部分你怎么处理。我说我不知道，或者说我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做了什么，或者起了什么作用。对于我而言，生相对于死更加不易。跟这些老人工作，老人开始面对死亡，而我对生生出了希望。这可能便是咨询师与来访者的“缘分”，我们从对立的两面共同去面对同一个问题。

我的咨询生涯的另一个重要分支，是做心灵花园志愿者。我服务的孩子是残章儿童，特别特别困难的残章儿童，唐氏和脑瘫，身体障碍、智力障碍。跟这些孩子，我只能每周工作一次，多了我承受不了。在最初的一年多，我会情感隔离，不去想那些不舒适和绝望。第二年第三年，可能因为个人分析的原因，我开始去看这一部分，这一部分也排山倒海得袭来，绝望、无助、愤怒……。被遗弃、残障都是重大创伤，对任何一个人而言，这些都是难以承受的。可是，在人类的群体中，就是有这样一部分人要去承受这一部分。慢慢得，我发现，人啊，每一个人，其实都有崩溃、绝望和无能为力的那一部分，就像整个人类群体要有这一部分特殊人群一样。无论如何，你是无法消除的。人活着，不是消除困难或苦难，而是能与自己的困难或苦难共存，能用你功能良好的的那一部分去抱持和守候你困难的那一部分。守候或许就会有超越，这就为它赋予了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