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催生出表达的欲望,坐在这里,坐在杭州的雪夜里,坐在二零一八年的末尾,我不得不开始叙述。
前天,凌晨四点钟,躺在床上,而后得知奥兹逝世的消息。不会有人懂得我的孤独和痛苦,此刻,这个世界又空了,虽然它从来都没有满过。
在那段灰暗里,逼仄的房间,窘迫的经济,满是阴影的记忆,过于柔和的风,过于温暖的阳光,一切都使我惶恐。冬日北京的暖气热得人心生烦躁,卧室被一张不合时宜的大床挤得无法呼吸,窗边的矮木架上堆着比人还高的书,书皮被阳光晒得发白。好在夜里并不算太吵闹,昏黄的小台灯夹在床头,我蜷缩着,阅读奥兹,许多年前,奥兹蜷缩着,在以色列的炮火声里。我们都以蜷缩的姿态应对动荡,内在或外在。“孤独酷似沉重的铁锤,击碎玻璃,锻造钢铁”他写道,我是玻璃,是《一样的海》中的戴维。
依旧蜷缩着,在重庆,在我十二岁那年搬进的屋子里,在卧室飘窗的榻榻米上,我再一次阅读奥兹。紧接着,我去往藏地,脆弱的心脏很快适应了藏地的海拔。经堂的屋顶很高,僧人用藏语诵经,我靠在柱子上,光照进经堂,产生丁达尔效应。半透明的光束后面,是画在墙上的释迦摩尼像,是佛经里讲述的极乐世界。
过去、未来和现在迅速地坍塌成一个原点,又迅速地拉成一条线,我知道,在未来印刷出的书页上,在未来搜索出的网页里,奥兹的生命在此刻被终结。
睡眠因为过激的情绪,将我抛弃,天边泛白的时候,我还在读保罗·奥斯特的书。奥斯特在巴黎看到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作曲家S和茨维塔耶娃的儿子。茨维塔耶娃,关于她所有的记忆都开始于童年时候书房的绿色书柜,不是时下流行的复古墨绿,而是最平凡的树叶绿。书柜是外公亲手做的,笨重又结实,从我记事起,它就是某种神秘的象征。直到后来,我总是被惩罚,被反锁在书房里,得以与神秘独处。我爬上书柜,打开玻璃门,抚摸每一本书,然后发现母亲大学时候的笔记本。明黄色胶皮笔记本,A5大小,摘抄着茨维塔耶娃的诗句,字迹带着青涩与拘谨,与后来的龙飞凤舞截然不同。“在肉体中仿佛在监禁中,在自我中好似身处单人牢房,世界不过是在高墙之内”,钢笔摘抄的诗句,墨蓝色墨水,我无法理解和感知,也不敢询问,只能产生出恐惧和向往。母亲被一层又一层半透明的,坚韧的胶纸包裹着,变得更加神秘,以至于我在往后数年里,都不曾理解她。
她也不曾理解我,在我服用抗抑郁药物的日子里,她时常问出一些我无法回答的问题,直到某天,我用茨维塔耶娃的诗句回答她——在肉体中仿佛在监禁中,在自我中好似身处单人牢房,世界不过是在高墙之内。心底里那个不曾长大的灵魂期待着母亲的反应,并试图将此作为相互理解的开始。没有任何反应,母亲忘记了她摘抄过的诗句,摆在她面前的不是一个渴望被理解的孩子,而是一头将无关痛痒的过往夸大成痛苦的怪兽。
四十八小时后,我接受了这个事实,脑海里回荡着母亲数次对我说过的话——连这点痛苦都承受不住,如何面对将来更加复杂的生活。这句话一定是不对的,这剥夺了我向母亲表达痛苦的权利。
后来,我不再向她表达痛苦,并成为一个不合格的成年人,所有人都看得见我的情绪,除了母亲。但这并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我有自己的人生需要继续,比如在奥兹逝世的日子,出门去参加某书店关于保罗·奥斯特的活动。
出门意味着洗头,意味着我必须戴上耳机,好在我都没有遗忘。36路公交车一直不肯来,空气冻住了,公交站里所有的围巾和帽子都冻住了,堵成一片通红的公路也冻住了,只有耳机里巴赫的法国组曲流动着。所有人都焦虑起来,我感到不安,又随即获得了一种不可名状的平静,这种平静源于对过往和未来的思索,独独抛开了现在。
书店在巨大的商场的隐蔽处,穿过走廊,再走下楼梯才能望到书店并不明显的招牌。已经迟到了半个多小时,无所谓再多上几分钟,我打量着书店还未装修好的部分,并推测书店刚开业不久。
的确刚开业,甚至是第一次举办此类活动,但人意外的多。我躲在活动现场的角落里,捧着一杯热水,抬头看着顶上工业风的装修和并不刺眼的灯光,音响里的声音忽远忽近。保罗·奥斯特的眼睛盯着我,像是卡夫卡的眼睛,我局促又惶恐,不自觉地回想起奥兹的逝世。“当你有幸生活在故事之中,世界的悲苦也就消失了”——墙上挂着这句话,摘自保罗·奥斯特《布鲁克林的荒诞夜》,默念了两遍,音响里主持人的声音竟提到了奥兹的逝世,我感到自己正在坍塌,变成一个二维生物,又迅速恢复立体。
在活动场所里的人物开始社交时,我逃离了活动场所,走上楼梯,穿过走廊,路过一排扭蛋机,扭蛋机里没有我想要的玩偶。
快递柜像另一种形式的扭蛋机,介于知与未知之间,取出包裹的一瞬间,未知被打破。包裹上填着我大学时候的电话,是朋友偶然的失误,却又像是注定要寄给过去似的,过去与现在重叠在一起。
特定的时间节点上,重叠被撕扯开来,二零一五年末的北京,二零一六年末的长沙,二零一七年末的深圳,和此刻,二零一八年末的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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