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大多数

君特·格拉斯在《铁皮鼓》里，写了一个不肯长大的人。小奥斯卡发现周围的世界太过荒诞，就暗下 决心要永远做小孩子。在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成全 了他的决心，所以他就成了个侏儒。这个故事太过神 奇，但很有意思。人要永远做小孩子虽办不到，但想 要保持沉默是能办到的。
在我周围，像我这种性格的人特多──在公众场 合什么都不说，到了私下里则妙语连珠，换言之，对 信得过的人什么都说，对信不过的人什么都不说。起 初我以为这是因为经历了严酷的时期(文革)，后来才 发现，这是中国人的通病。龙应台女士就大发感慨， 问中国人为什么不说话。她在国外住了很多年，几乎 变成了个心直口快的外国人。她把保持沉默看做怯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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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是不对的。 沉默是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一种生活方式。
它的价值观很简单:开口是银，沉默是金。一种文化 之内，往往有一种交流信息的独特方式，甚至是特有 的语言，有一些独有的信息，文化可以传播，等等。 这才能叫作文化。
沉默有自己的语言。举个住楼的人都知道的例子: 假设有人常把一辆自行车放在你门口的楼道上，挡了 你的路，你可以开口去说:打电话给居委会;或者直 接找到车主，说道:同志，五讲四美，请你注意。此 后他会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回答你，我就不敢保证。我 估计他最起码要说你“事儿”，假如你是女的，他还会 说你“事儿妈”，不管你有多大岁数，够不够做他妈。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沉默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这种行 为的厌恶之情:把他车胎里的气放掉。干这件事时， 当然要注意别被车主看见。
还有一种更损的方式，不值得推荐，那就是在车 胎上按上个图钉。有人按了图钉再拔下来，这样车主 找不到窟窿在哪儿，补带时更困难。假如车子可以搬 动，把它挪到难找的地方去，让车主找不着它，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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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选择。这方面就说这么多，因为我不想编沉默的 辞典。
一种文化必有一些独有的信息，沉默也是有的。 戈尔巴乔夫说过这样的话:有一件事是公开的秘密， 假如你想给自己盖个小房子，就得给主管官员些贿赂， 再到国家的工地上偷点建筑材料。这样的事干得说不 得，属于沉默;再加上讲这些话时，戈氏是苏共总书 记，所以当然语惊四座。还有一点要补充的，那就是: 属于沉默的事用话讲了出来，总是这么怪怪的。
沉默也可以传播。在某些年代里，所有的人都不 说话了，沉默就像野火一样四下漫延着。把这叫作传 播，多少有点过甚其辞，但也不离大谱。在沉默的年 代里，人们也在传播小道消息，这件事破坏了沉默的 完整性。好在这种话语我们只在一些特定的场合说， 比方说，公共厕所。最起码在追查谣言时，我们是这 样交待的:这话我是在厕所里听说的!
这样小道消息就成了包含着排便艰巨的呓语，不 值得认真对待。另外，公厕虽然也是公共场合，但我 有种强烈的欲望，要把它排除在外，因为它太脏了。 我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从我懂事的年龄就常听人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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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生于一个神圣的时代，多么幸福，而且 肩负着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圣使命等等;在 甜蜜之余也有一点怀疑:这么多美事怎么都叫我赶上 了。再说，含蓄是我们的家教。
在三年困难时期，有一天开饭时，每人碗里有一 小片腊肉。我弟弟见了以后，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 冲上阳台，朝全世界放声高呼:我们家吃大鱼大肉了! 结果是被我爸爸拖回来臭揍了一顿。经过这样的教育， 我一直比较深沉。所以听到别人说:我们多么幸福、 多么神圣时，别人在受苦，我们没有受等等，心里老 在想着:假如我们真遇上了这么多美事，不把它说出 来会不会更好。当然，这不是说，我不想履行自己的 神圣职责。对于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我是这么想 的:与其大呼小叫说要去解放他们、让人家苦等，倒 不如一声不吭。忽然有一天把他们解放，给他们一个 意外惊喜。
总而言之，我总是从实际的方面去考虑，而且考 虑得很周到。智者千虑尚且难免一失，何况当年我只 是个小孩子。我就没想到这些奇妙的话语只是说给自 己听的，而且不准备当真去解放谁。总而言之，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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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天性谨慎，是我变得沉默的起因。 与沉默的大多数相反，任何年代都有人在公共场
合喋喋不休。我觉得他们是少数人，可能有人会不同 意。如福科先生所言，话语即权力。当我的同龄人开 始说话时，给我一种极恶劣的印象。有位朋友写了一 本书，写的是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书名为《血统》。 可以想见，她出身不好。她要我给她的书写个序。这 件事使我想起来自己在那些年的所见所闻。
文革开始时，我十四岁，正上初中一年级。有一 天，忽然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班上的一部份同学忽然 变成了红五类，另一部份则成了黑五类。我自己的情 况特殊，还说不清是哪一类。当然，这红和黑的说法 并不是我们发明出来，这个变化也不是由我们发起的。 照我看来，红的同学忽然得到了很大的好处，这是值 得祝贺的。黑的同学忽然遇上了很大的不幸，也值得 同情。我不等对他们一一表示祝贺和同情，一些红的 同学就把脑袋刮光，束上了大皮带，站在校门口，问 每一个想进来的人:你什么出身?他们对同班同学问 得格外仔细，一听到他们报出不好的出身，就从牙缝 里迸出三个字:“狗崽子!”当然，我能理解他们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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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了红五类的狂喜，但为此非要使自己的同学在大 庭广众下变成狗崽子，未免也太过份。这使我以为， 使用话语权是人前显贵，而且总都是为了好的目的。 现在看来，我当年以为的未必对，但也未必全错。
话语有一个神圣的使命，就是想要证明说话者本 身与众不同，是芸芸众生中的娇娇者。现在常听说的 一种说法是:中国人拥有世界上最杰出的文化，在全 世界一切人中最聪明。对此我不想唱任何一种反调， 我也不想当人民公敌。我还持十几岁时的态度:假设 这些都是实情，我们不妨把这些保藏在内心处不说， “闷兹蜜”。这些话讲出来是不好的，正如在文革时， 你可以因自己是红五类而沾沾自喜，但不要到人前去 显贵，更不要说别人是狗崽子。根除了此类话语，我 们这里的话就会少很多，但也未尝不是好事。
现在我要说的是另一个题目:我上小学六年级时， 暑期布置的读书作业是《南方来信》。那是一本记述越 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读物，其中充满了处决、拷打 和虐杀。看完以后，心里充满了怪怪的想法。那时正 在青春期的前沿，差一点要变成个性变态了。总而言 之，假如对我的那种教育完全成功，换言之，假如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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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园丁、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对我的期望得以实现，我 就想像不出现在我怎能不嗜杀成性、怎能不残忍，或 者说，在我身上，怎么还会保留了一些人性。好在人 不光是在书本上学习，还会在沉默中学习。这是我人 性尚存的主因。
现在我就在发掘沉默，但不是作为一个社会科学 工作者来发掘。这篇东西大体属于文学的范畴，所谓 文学就是:先把文章写到好看，别的就管他妈的。现 在我来说明自己为什么人性尚存。文化革命刚开始时， 我住在一所大学里。有一天，我从校外回来，遇上一 大夥人，正在向校门口行进。走在前面的是一夥大学 生，彼此争论不休，而且嗓门很大;当然是在用时髦 话语争吵，除了毛主席的教导，还经常提到“十六条”。 所谓十六条，是中央颁布的展开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规 定，其中有一条叫作“要文斗、不要武斗”，制定出来 就是供大家违反之用。在那些争论的人之中，有一个 人居于中心地位。但他双唇紧闭，一声不吭，唇边似 有血迹。在场的大学生有一半在追问他，要他开口说 话，另一半则在维护他，不让他说话。
文化革命里到处都有两派之争，这是个具体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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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至于队伍的后半部分，是一帮像我这么大的男孩 子，一个个也是双唇紧闭，一声不吭，但唇边没有血 迹，阴魂不散地跟在后面。有几个大学生想把他们拦 住，但是不成功，你把正面拦住，他们就从侧面绕过 去，但保持着一声不吭的态度。这件事相当古怪，因 为我们院里的孩子相当的厉害，不但敢吵敢骂，而且 动起手来，大学生还未必是个儿，那天真是令人意外 的老实。我立刻投身其中，问他们出了什么事，怪的 是这些孩子都不理我，继续双唇紧闭，两眼发直，显 出一种坚忍的态度，继续向前行进──这情形好像他 们发了一种集体性的癔症。
有关癔症，我们知道，有一种一声不吭，只顾扬 尘舞蹈;另一种喋喋不休，就不大扬尘舞蹈。不管哪 一种，心里想的和表现出来的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在 北方插队时，村里有几个妇女有癔症，其中有一位， 假如你信她的说法，她其实是个死去多年的狐狸，成 天和丈夫(假定此说成立，这位丈夫就是个兽奸犯) 吵吵闹闹，以狐狸的名义要求吃肉。但肉割来以后， 她要求把肉煮熟，并以大蒜佐餐。很显然，这不合乎 狐狸的饮食习惯。所以，实际上是她，而不是它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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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至于文化革命，有几分像场集体性的癔症，大家 闹的和心里想的也不是一回事。但是我说的那些大学 里的男孩子其实没有犯癔症。后来，我揪住了一个和 我很熟的孩子，问出了这件事的始末:原来，在大学 生宿舍的盥洗室里，有两个学生在洗脸时相遇，为各 自不同的观点争辩起来。争着争着，就打了起来。其 中一位受了伤，已被送到医院。另一位没受伤，理所 当然地成了打人凶手，就是走在队伍前列的那一位。 这一大夥人在理论上是前往某个机构(叫作校革委还 是筹委会，我已经不记得了)讲理，实际上是在校园 里做无目标的布朗运动。
这个故事还有另一个线索:被打伤的学生血肉模 糊，有一只耳朵(是左耳还是右耳已经记不得，但我 肯定是两者之一)的一部份不见了，在现场也没有找 到。根据一种安加莎·克里斯蒂式的推理，这块耳朵 不会在别的地方，只能在打人的学生嘴里，假如他还 没把它吃下去的话;因为此君不但脾气暴燥，急了的 时候还会咬人，而且咬了不止一次了。我急于交待这 件事的要点，忽略了一些细节，比方说，受伤的学生 曾经惨叫了一声，别人就闻声而来，使打人者没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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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把耳朵吐出来藏起来，等等。总之，此君现在只有 两个选择，或是在大庭广众之中把耳朵吐出来，证明 自己的品行恶劣，或者把它吞下去。我听到这些话， 马上就加入了尾随的行列，双唇紧闭，牙关紧咬，并 且感觉到自己嘴里仿佛含了一块咸咸的东西。
现在我必须承认，我没有看到那件事的结局;因 为天晚了，回家太晚会有麻烦。但我的确关心着这件 事的进展，几乎失眠。这件事的结局是别人告诉我的: 最后，那个咬人的学生把耳朵吐了出来，并且被人逮 住了。不知你会怎么看，反正当时我觉得如释重负: 不管怎么说，人性尚且存在。同类不会相食，也不会 把别人的一部份吞下去。当然，这件事可能会说明一 些别的东西:比方说，咬掉的耳朵块太大，咬人的学 生嗓子眼太细，但这些可能性我都不愿意考虑。我说 到这件事，是想说明我自己曾在沉默中学到了一点东 西，而这些东西是好的。这是我选择沉默的主要原因 之一:从话语中，你很少能学到人性，从沉默中却能。 假如还想学得更多，那就要继续一声不吭。
有一件事大多数人都知道:我们可以在沉默和话 语两种文化中选择。我个人经历过很多选择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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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说，插队的时候，有些插友就选择了说点什么， 到“积代会”上去“讲用”，然后就会有些好处。有些话 年轻的朋友不熟悉，我只能简单地解释道:积代会是 “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讲用是指 讲自己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参加了积代 会，就是积极分子。而积极分子是个好意思。
另一种机会是当学生时，假如在会上积极发言， 再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就可能当学生干部，学生干部 又是个好意思。这些机会我都自愿地放弃了。选择了 说话的朋友可能不相信我是自愿放弃的，他们会认为， 我不会说话或者不够档次，不配说话。因为话语即权 力，权力又是个好意思，所以的确有不少人挖空心思 要打进话语的圈子，甚至在争夺“话语权”。我说我是 自愿放弃的，有人会不信──好在还有不少人会相信。 主要的原因是进了那个圈子就要说那种话，甚至要以 那种话来思索，我觉得不够有意思。据我所知，那个 圈子里常常犯着贫乏症。
二十多年前，我在云南当知青。除了穿着比较乾 净、皮肤比较白晰之外，当地人怎么看待我们，是个 很费猜的问题。我觉得，他们以为我们都是台面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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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必须用台面上的语言和我们交谈──最起码在我 们刚去时，他们是这样想的。这当然是一个误会，但 并不讨厌。还有个讨厌的误会是:他们以为我们很有 钱，在集市上死命地朝我们要高价，以致我们买点东 西，总要比当地人多花一两倍的钱。
后来我们就用一种独特的方法买东西:不还价， 甩下一叠毛票让你慢慢数，同时把货物抱走。等你数 清了毛票，连人带货都找不到了。起初我们给的是公 道价，后来有人就越给越少，甚至在毛票里杂有些分 票。假如我说自己洁身自好，没干过这种事，你一定 不相信;所以我决定不争辩。终于有一天，有个学生 在这样买东西时被老乡扯住了;但这个人决不是我。 那位老乡决定要说该同学一顿，期期艾艾地憋了好半 天，才说出:哇!不行啦!思想啦!斗私批修啦!后 来我们回家去，为该老乡的话语笑得打滚。可想而知， 在今天，那老乡就会说:哇!不行啦!五讲啦!四美 啦!三热爱啦!同样也会使我们笑得要死。从当时的 情形和该老乡的情绪来看，他想说的只是一句很简单 的话，那一句话的头一个字发音和洗澡的澡有些相似。
我举这个例子，绝不是讨了便宜又要卖乖，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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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说明一下话语的贫乏。用它来说话都相当困难，更 不要说用它来思想了。话语圈子里的朋友会说，我举 了一个很恶劣的例子----我记住这种事，只是为 了丑化生活;但我自己觉得不是的。还有一些人会说， 我们这些熟练掌握了话语的人在嘲笑贫下中农，这是 个卑劣的行为。说实在的，那些话我虽耳熟，但让我 把它当众讲出口来，那情形不见得比该老乡好很多。 我希望自己朴实无华，说起话来，不要这样绕嘴，这 样古怪，这样让人害怕。这也是我保持沉默的原因之 一。
中国人有句古话:敬惜字纸。这话有古今两种通 俗变体:古代人们说，用印了字的纸擦屁股要瞎眼睛; 现代有种近似科学的说法:用有油墨的纸擦屁股会生 痔疮。其实，真正要敬惜的根本就不是纸，而是字。 文字神圣。我没听到外国有类似的说法，他们那里神 圣的东西都与上帝有关。人间的事物要想神圣，必须 经过上帝或者上帝在人间代理机构的认可。听说，天 主教的主教就需要教皇来祝圣。相比之下，中国人就 不需要这个手续。只要读点书，识点字，就可以写文 章。写来写去，自祝自圣。这件事有好处，也有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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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好处是达到神圣的手续甚为简便，坏处是写什么 都要带点“圣”气，就丧失了平常心。我现在在写字， 写什么才能不亵渎我神圣的笔，真是个艰巨的问题。 古代和近代有两种方法可以壮我的胆。古代的方法是， 文章要从夫子曰开始。近代的方法是从“毛主席教导我 们说”开始。这两种方法我都不拟采用。其结果必然是: 这篇文字和我以往任何一篇文字一样，没有丝毫的神 圣性。我们所知道、并且可以交流的信息有三级:一 种心知肚明，但既不可说也不可写。
另一种可说不可写，我写小说，有时就写出些汉 语拼音来。最后一种是可以写出来的。当然，说得出 的必做得出，写得出的既做得出也说得出;此理甚明。 人们对最后这类信息交流方式抱有崇敬之情。在这方 面我有一个例子:我在云南插队时，有一阵是记工员。 队里的人感觉不舒服不想上工，就给我写张假条。有 一天，队里有个小伙子感觉屁股疼，不想上工。他可 以用第一种方式通知我，到我屋里来，指指屁股，再 苦苦脸，我就会明白。用第二种方法也甚简便。不幸 他用了第三种方式。我收到那张条子，看到上面写着 “龟头疼”，就照记下来。后来这件事就传扬开来，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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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人还说，他得了杨梅大疮，否则不会疼在那个部 位上。因此他找到我，还威胁说要杀掉我。经过核实 原始凭据，发现他想按书面语言，写成臀部疼，不幸 写成了“电布疼”，除此之外，还写得十分歪歪斜斜。 以致我除了认做龟头疼，别无他法。其实呢，假如他 写屁股疼，我想他是能写出的;此人既不是龟头疼， 也不是屁股疼，而是得了痔疮;不过这一点已经无关 紧要了。要紧的是人们对于书面话语的崇敬之情。假 如这种话语不仅是写了出来，而且还印了出来，那它 简直就是神圣的了。但不管怎么说罢，我希望人们在 说话和写文章时，要有点平常心。屁股疼就说屁股疼， 不要写电布疼。至于我自己，丝毫也不相信有任何一 种话语是神圣的。缺少了这种虔诚，也就不配来说话。 我所说的一切全都过去了。似乎没有必要保持沉默了。 如前所述，我曾经是个沉默的人，这就是说，我不喜 欢在各种会议上发言，也不喜欢写稿子。这一点最近 已经发生了改变，参加会议时也会发言，有时也写点 稿。对这种改变我有种强烈的感受，有如丧失了童贞。 这就意味着我违背了多年以来的积习，不再属于沉默 的大多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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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不致为此感到痛苦，但也有一点轻微的失落 感，我们的话语圈从五十年代起，就没说过正常的话: 既鼓吹过亩产三十万吨钢，也炸过精神原子弹。说得 不好听，它是座声名狼籍的疯人院。如今我投身其中， 只能有两种可能:一是它正常了，二是我疯掉了，两 者必居其一。我当然想要弄个明白，但我无法验证自 己疯没疯。在这方面有个例子:当年里根先生以七十 以上的高龄竞选总统，有人问他:假如你当总统以后 老糊涂了怎么办?里根先生答道:没有问题。假如我 老糊涂了，一定交权给副总统。然后人家又问:你老 糊涂了以后，怎能知道自己老糊涂了?他就无言以对。 这个例子对我也适用:假如我疯掉了，一定以为自己 没有疯。我觉得话语圈子比我容易验证一些。
假如你相信我的说法，沉默的大多数比较谦虚、 比较朴直、不那么假正经，而且有较健全的人性。如 果反过来，说那少数说话的人有很多毛病，那也是不 对的。不过他们的确有缺少平常心的毛病。
几年前，我参加了一些社会学研究，因此接触了 一些“弱势群体”，其中最特别的就是同性恋者。做过 了这些研究之后，我忽然猛省到:所谓弱势群体，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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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就是因为这些话没有说出 来，所以很多人以为他们不存在或者很遥远。在中国， 人们以为同性恋者不存在。在外国，人们知道同性恋 者存在，但不知他们是谁。有两位人类学家给同性恋 者写了一本书，题目就叫做《Word is out》。然后我又 猛省到自己也属于古往今来最大的一个弱势群体，就 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种多样， 有些人没能力、或者没有机会说话;还有人有些隐情 不便说话;还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对于话语的 世界有某种厌恶之情。我就属于这最后一种。
对我来说，这是青少年时代养成的习惯，是一种 难改的积习。小时候我贫嘴聊舌，到了一定的岁数之 后就开始沉默寡言。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不会说话─ ─在私下里我说的话比任何人都不少──这只意味着 我放弃了权力。不说话的人不仅没有权力，而且会被 人看做不存在，因为人们不会知道你。
我曾经是个沉默的人，这就是说，我不喜欢在各 种会议上发言，也不喜欢写稿子。这一点最近已经发 生了改变，参加会议时也会发言，有时也写点稿。对 这种改变我有种强烈的感受，有如丧失了童贞。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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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我违背了多年以来的积习，不再属于沉默的大 多数了。我还不至为此感到痛苦，但也有一点轻微的 失落感。现在我负有双重任务，要向保持沉默的人说 明，现在我为什么要进入话语的圈子;又要向在话语 圈子里的人说明，我当初为什么要保持沉默，而且很 可能在两面都不落好。照我看来，头一个问题比较容 易回答。我发现在沉默的人中间，有些话永远说不出 来。照我看，这件事是很不对的。因此我就很想要说 些话。当然，话语的圈子里自然有它的逻辑，和我这 种逻辑有些距离。虽然大家心知肚明，但我还要说一 句，话语圈子里的人有作家、社会科学工作者，还有 些别的人。出于对最后一些人的尊重，就不说他们是 谁了──其实他们是这个圈子的主宰。我曾经是个社 会科学工作者，那时我想，社会科学的任务之一，就 是发掘沉默。就我所知，持我这种立场的人不会有好 下场。
不过，我还是想做这件事。
第二个问题是:我当初为什么要保持沉默。这个 问题难回答，是因为它涉及到一系列复杂的感觉。一 个人决定了不说话，他的理由在话语圈子里就是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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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的。但是，我当初面对的话语圈和现在的话语圈已 经不是一个了──虽然它们有一脉相承之处。
在今天的话语圈里，也许我能说明当初保持沉默 的理由。而在今后的话语圈里，人们又能说明今天保 持沉默的理由。沉默的说明总是要滞后于沉默。倘若 你问，我是不是依然部份地保持了沉默，就是明知故 问──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决定了要说说昨天的事。 但是要慢慢地说。
七八年前，我在海外留学，遇上一位老一辈的华 人教授。聊天的时候他问:你们把太太叫作“爱人”─ ─那么，把 lover 叫做什么?我呆了一下说道:叫作“第 三者”罢。他朝我哈哈大笑了一阵，使我感觉受到了暗 算，很不是滋味。回去狠狠想了一下，想出了一大堆: 情人、傍肩儿、拉边套的、乱搞男女关系的家伙、破 鞋或者野汉子，越想越歪。人家问的是我们所爱的人 应该称作什么，我竟答不上来。倘若说大陆上全体中 国人就只爱老婆或老公，别人一概不爱，那又透着虚 伪。最后我只能承认:这个称呼在话语里是没有的， 我们只是心知肚明，除了老婆和老公，我们还爱过别 人。以我自己为例，我老婆还没有和我结婚时，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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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爱她。此时她只是我的女朋友。根据话语的逻辑， 我该从领到了结婚证那一刻开始爱她，既不能迟，也 不能早。不过我很怀疑谁控制自己感情的能力有这么 老到。由此可以得到两个推论:其一，完全按照话语 的逻辑来生存，实在是困难得很。其二:创造话语的 人是一批假正经。沿着第一个推理前进，会遇上一堆 老话。越是困难，越是要上;存天理灭人欲嘛──那 些陈糠烂谷子太多了，不提也罢。让我们沿着第二条 道路前进:“爱人”这个字眼让我们想到什么?做爱。 这是个外来语，从 make love 硬译而来。本土的词儿最 常用有两个，一个太粗，根本不能写。另外一个叫作“敦 伦”。这个词儿实在有意思。假如有人说，他总是以敦 厚人伦的虔敬心情来干这件事，我倒想要认识他，因 为他将是我所认识的最不要脸的假正经。为了捍卫这 种神圣性，做爱才被叫作“敦伦”。
现在可以说说我当初保持沉默的原因。时至今日， 哪怕你借我个胆子，我也不敢说自己厌恶神圣。我只 敢说我厌恶自己说自己神圣，而且这也是实情。
在一个科幻故事里，有个科学家造了一个机器人， 各方面都和人一样，甚至和人一样的聪明，但还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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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为缺少自豪感，或者说是缺少自命不凡的天性。 这位科学家就给该机器人装上了一条男根。我很怀疑 科学家的想法是正确的。照我看来，他只消给机器人 装上一个程序，让他到处去对别人说:我们机器人是 世界上最优越的物种，就和人是一样的了。
但是要把这种经历作为教学方法来推广是不合适 的。特别是不能用咬耳朵的方法来教给大家人性的道 理，因为要是咬人耳的话，被咬的人很疼，咬猪耳的 话，效果又太差。所以，需要有文学和社会科学。我 也要挤入那个话语圈，虽然这个时而激昂、时而消沉， 时而狂吠不止、时而一声不吭的圈子，在过去几十年 里从来就没教给人一点好的东西，但我还要挤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