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书都是在省图借的。看来图书馆和印刷书才是读书最终的归宿。图书馆提供了众多的选择，但一本书从偶然相遇到必然读完，既是一场缘分，也是一种宿命。就如在电台里听到一首动人心弦的歌曲。印刷书的质感，展卷到释卷的动作与过程，让阅读体验完整。印刷术虽然在技术进步上远不及电子书激进，但依然向前发展着。美国出版的部分书籍，现在还注明了纸张质量。例如本书就是“acid-free, archival-quality paper”。
这本书是我读过的最贵一本书。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售价90美元，省图记录的馆藏价格是664人民币。为此还必须在借书卡上再充500元，升级为4级会员（最高级）才可以借阅。
这本书也是我读的第一本当代中国籍史学家用英文写的历史专注。上一部读的是黄仁宇写的《万历十五年》。很遗憾，到目前为止，我只知道作者是Xiaowei Zheng，成书时是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研究所的历史副教授。查遍国内的网络，连他的中文名字都未搜到。书籍的致敬页，透露了一些作者的家学渊源。 作者的祖父郑天翔，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属于30年代从大学生，然后加入中共，进而进入延安的一批知识分子。从网上的信息来看，其父辈基本以红二代的身份在体制内发展。到其一代已几无记述。
这本书抓住我的有两点。第一是所关注的历史事件——辛亥革命，但其关注的重点是四川的“保路运动”，这与传统“武昌起义”的视角很不一样。其次是论述的重点是Politics of Rights，这也与传统的分析视角有差异。“辛亥革命”被定义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相较于其推翻的满清帝制，我们传统的观点更着重于强调制度的现代化性，但是未更深入的剖析这种现代化性的本源是来自政治对于人权，包括群体有别于外的主权和内部个体平等的民权的变革引发。作者能够把这个作为题眼，的确吸引人。
更深一层好奇在于自己的无知。中国两千年的帝制，随着“辛亥革命”在短短几个月内崩塌，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死亡人数最少，进行时间最快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在传统的历史论述里，都被认为是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的，但革命的时候孙中山并不在国。而革命之后，作为领导者的孙中山和同盟会却被临阵举旗的袁世凯拿走了所有的革命果实。这样的时间线与因果论，不由让人觉得牵强。认真找一本有关“辛亥革命”的书读一读，也一直是我的愿望。
果然，作者在序言里就罗列了目前关于“辛亥革命”的五种论述架构。
第一种就是胜利者论。国民党启，共产党承，也是现在最主流的论述。也即孙中山领导同盟会，同盟会领导国民，驱逐鞑虏，光复中华。
第二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论。也即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生产力催生新阶级，新阶级领导新革命理论应用到“辛亥革命”这个具体事件上。确立“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集大成者是华中师大的章开沅。
第三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论。核心在于当时清政府的治理能力已经不能满足新的社会结构，彼此间的张力造就了革命。
第四种是日渐流行的现代化论。这个观点的师尊是托克维尔。虽然托克维尔并没有针对“辛亥革命”有过半句评述，但是其对于法国大革命的分析可以搬抄到“辛亥革命”，也即整个满清的治理体系严重滞后于现代化，造就了革命。从这个角度来看，先有王岐山推荐党员干部看《旧制度与大革命》，后有中共十八界三种全会提出第五个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第五种，也是最新的一种，是知识分子与文化论。这个观点主要是分析知识分子，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和启蒙动员对“辛亥革命”的影响。这个观点的方法论，跟我读上一本，舒衡哲的’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很像。
革命的本意是革除天授之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里，“天授”最具备合法性也最符合审美观。之后革命慢慢就演变成对占据主流地位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制度的颠覆与新塑。中国过去两千多年帝制历史，实际是处于一个治乱循环的过程。一个是游牧民族的入侵，一个是内部斗争的王朝更替，都很难可以上升到“革命”这个层面，更多的可以归属于“变法”或“维新”。因为中央之国的天下观，两千多年未变；秦汉以后的儒家，虽然经过了新儒家的宋明理学，但是社会分层拥权的价值观未变；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治理制度未变。“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帝制，这是一个跨时代的成果。但是与之“革命”意义对应的“破”与“立”到底是什么？这些“破立”新于何处，延续的意义又是什么？本书的作者试图从世界观，价值观，制度设计和方法论的视角来看“破”与“立”，一方面解释“辛亥革命”的成，另一方面解释“辛亥革命”未能达成初衷的憾，从发愤著史的角度来看，这个动机既有高度，也有足够强的现实意义。
本书的史料选择也颇具匠心。选择“保路运动”这一相对生僻的领域，让观察和分析“辛亥革命”有了新的视角。从时间跨度来看，本书起于“太平天国”终于“安福国会”，基本涵盖了近代史上推翻帝制到走向共和的大部分尝试。从叙述阶层来看，上至中央政府及派系，下到农民、戏子、秘密结社——袍哥会。这中间抓住了一个主线，人心之变；三个视角，经济与政治；中央与地方；官与民；这种条块纵横的叙事，让对历史的观察和分析立体并具备穿透力。
从世界观而言，辛亥前后，外国人用实力逼着中国人极不情愿地放弃了过去“中央之国”的优越感，开启了以当下“救国”，最终“强国”的追寻。这跟费正清，史景迁关于中国近现代史“应激”论的主张一致。但是这里面以“国”为目标的追求，就为后续价值观，方法论上应对埋下了伏笔。更准确地说，就是轻视了“民”的诉求
价值观在辛亥前后最大的变化就是政治哲学，尤其是权力来源发生了变化。虽然中国古代孟子也有“民本”的思想。但是孟子“民本”的本质是“民本”为像，“天意”是根。而能够代表“天意”行权的只有天子，天子成为“天意”的执行者和解释者。以皇权为根本，经由官僚和士绅基本垄断了政治权力。普通民众既不参与政治，也无法表达意见。“科举”为这种分层的权力结构和社会结构提供了狭窄的流通通道。而到了辛亥，对于权力终极来源的挑战，诸如权力在民，主权归民，民众平等的概念开始启蒙发酵，颠覆了过去的价值观。最为典型的有两个代表。“太平天国”期间，太平军攻克的城市几乎都有官僚和士绅自尽，以身殉道。而到了辛亥，几乎没有官僚和士绅在统治权转换以后自尽，因为这些人以无旧“道”可殉。更有甚者，改换门庭，冠以新“道”，摇身一变成了新时代的“都督”。另一个则是“跪”这样原本普遍的下层对上层的社交和礼仪行为，自辛亥以后，不再出现在中国。辛亥在“权力”来源，参与，分配上的新观念，真正颠覆了过去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为辛亥及以后的革命完成了最根本的价值新塑和政治动员。
而一场深刻而广泛的政治动员，既依赖于内外部的客观条件，也依赖于能够发动和引导这一动员的人。冯友兰在其晚年的回忆录里面，明确地表达过自己对辛亥革命的观点，就是辛亥革命的根本还是绅权的变化，由“在朝”的绅权变成了“在野”的绅权。言下之意，这就不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中国的绅权从权力纵向看，是连接政府与民众的桥梁。士绅地位的获取需要政府授予（科举），特权需要政府背书。但是他们又不是公务员，不进入政府体系，不直接接受政府供养，但是完成政府指令的落实。从横向来看，士绅群体是数量最大，覆盖最广，基层职能最强的政府同盟军。所以士绅对政府的态度，往往决定了政权的稳定性。当这些人是政府拥趸的时候，政府就如虎添翼，固若金汤。当这些人反对政府时，政府就危在旦夕。士绅通过他们手里的价值和文化定义权，是唯一一个有能力完成广泛政治动员的群体。所以哈佛中国史有一个结论，清政府取消“科举”改建学堂的制度变革是压垮帝制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旦让士绅与政府离心离德，政府的统治基础不但崩裂，还会引入一批强有力的颠覆者。而新近流行起来的第五种关于“辛亥革命”的论述，重点放在知识分子和文化变化，也是这个视角的延伸。
随着价值观发生变化，对于政治制度的安排自然需要，也必然发生变化。辛亥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共和制”的制度安排。虽然“辛亥革命”预想的共和制与实际的共和制相去甚远，但是作为一个拥有最大民意支持的制度安排和政治遗产，自北洋，经国名党到共产党，都维持了“共和”在国名和国体的体现。“共和制”下，立宪是最基本的制度安排。“晚清”最大胆，也是最激进的政治变革就是立宪，结果立宪没有成为晚清的救命稻草，却成为了晚清的掘墓人。但是“立宪”除了规范权力来源和分配之外，背后有一个核心指向，到底是强国（政府）还是通过保民（通过制约政府，保障民权）。作者认为“中央之国”的历史自信和外侮带来的危机感，加上赢家通吃的政治家思维，让辛亥开启的新的制度安排，总是指向“强国”的选择，错失众多历史机会，让中国的“共和”和“立宪”之路依然在路上。
这本书给我启迪的几个地方记录一下。
第一， 要说明一场变化，与旧比“破”，于现看“立”，以未来看不足，是一个完整的叙事逻辑和分析框架。
第二， 中国古代史治乱循环；中国近代史缺憾不断。体用到底如何结合？如何克服之间的矛盾？如何以不走旧路为目标，从世界观，价值观到制度安排一体成型既是大问题，也是大学问。
第三， 解剖好一只麻雀，画一幅工笔的小章于前；建立联系，阐述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的宏观动因，就如远处写意的云雨山林打底。作者的这种分析思路跟唐宋的山水立轴，尤其是职业画师的山水立轴构图几近一致。看来著微兼具的美学思想跨界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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