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是，所谓的“密诏”就被康党当作了发动政变的动员令，那么这个“密诏”到底有几道呢？内容又是什么？
康有为自己说光绪给了他“密诏”，要他起兵勤王。但是赵立人老师考证之后说，密诏只有给杨锐那一道，根本没有给他康有为的；茅海建老师分析，就算是真有密诏，也只是要求康有为尽快南下，以待来日使用什么的；康有为自己后来所展示的那份密诏，里面说什么“将来更效驱驰，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根本不像皇帝对大臣说话的语气，造假的破绽太明显了。
康有为大概在7月底以前就联络过袁世凯，为了进一步拉拢袁世凯，康有为实际上是有些手段的。就在9月11日，他代翰林院侍读学徐致靖上折子保荐袁世凯。已经在官场摸爬滚打几十年的帝师翁同龢已经被打发会原籍了，光绪皇帝合格时候所能倚重的也只有康有为等人了，于是他就在采纳了康有为的意见，立即召袁世凯来京陛见。
按照康有为的设想，除了加官进爵，皇帝再对袁世凯特别拉拢一下，这事估计就成了。然后，康党可以借助袁世凯的兵力将颐和园围住，然后事先安插在袁世凯身边做参谋的谭嗣同的密友、江湖人士毕永年率同党百余人直接去挟持住慈禧太后，必要的时候可以杀掉慈禧。别说杀慈禧了，这百余人放在袁世凯身边，事成之后把袁世凯杀掉都有可能啊，但袁世凯是多么聪明的人，除了康有为，谁还敢存有这种奢望？
14日袁世凯到达北京，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了袁世凯，光绪帝见袁世凯极力赞扬新政，就当天提升他为候补侍郎，命其继续专办练兵事宜。次日袁世凯又入宫谢恩，光绪又夸奖他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实际上就是暗示袁世凯以后可以不必受荣禄的节制，也有栽培他将来独当一面的意思。
非常之时的破格之赏，意味着非常的利用，对此袁世凯的头脑还是十分清楚的。18日，他便分别拜访了一干守旧王公大臣的府邸，表白自己的心迹。就在当天夜里，谭嗣同去拜访了袁世凯，当时袁世凯住在法华寺，谭嗣同试图用王允挑拨吕布除掉董卓的故智，让袁世凯除掉自己的顶头上司荣禄（与此同时，光绪帝按照康党的建议要给袁世凯加官进爵，以示拉拢）。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当时是湖北巡抚，谭嗣同可以说是典型的官二代，本该是一个纨绔子弟，可是他这个人品格高尚，热情洋溢，具有一定的头脑，其实他之前也是反对联络袁世凯的，无奈康有为听不进去，谭嗣同一面希望自己联络的那些江湖势力和他的挚友唐才常带领人马入京相助，一面就只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经过与袁世凯的一番交谈，虽然袁世凯表面做了可以围困颐和园的承诺，但是谭嗣同却越发确信袁世凯这个人不可靠，而且把这么大胆的密谋告诉了对方，真可以说是把个人的生死交给了对方。回来以后，谭嗣同把法华寺之行告诉了毕永年，毕永年一听就知道大事不妙，他赶紧劝说谭嗣同离开虎口，以免与维新事业同归于尽！
可是谭嗣同这个人是个世间奇男子，他的品格非常高尚，他不愿意这样有始无终，而且他内心也比较矛盾吧，虽然他有革命的心思，但应该也有些旧观念吧，他见光绪如此厚待自己，出于忠君思想也好，出于士为知己者死的心理也好，反正他开始准备以一死酬“圣主”【两年后唐才常的心理也非常矛盾，在保皇和革命之间游移不定】。另外，谭嗣同看到日本为什么实现了明治维新，也为此死难了很多志士，因此他认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谭嗣同虽然是生长在一个官宦之家，但是从小生母死得早，他没少在家里受虐待，多次险些丧命，由此对于生命有了跟别人不同的看法，他在自己的《仁学·自序》中曾提到：“吾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濒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他自己认为，是独特而痛苦的生长环境，决定了他轻生命、利人、不辞劳苦的可贵意念。
应该说谭嗣同确实是一位与康有为这种货色完全不同的维新志士，是真正大写的人，他虽然思想和个性比较激烈，可是如果不跟康有为搅在一起，恐怕不会死的那么早吧！甚至还可能大有作为！
【在讲述下面的史实之前，我不能不再强调一句，戊戌政变前后的事情有点复杂，一不小心就可能要搞错，如果这里我出现了什么史实上的硬伤，还请大家多谅解吧。毕竟也不是写论文，我所查考的资料不是很多。】
9月19日下午康有为在出京以前，还见了一下来华访问的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伊藤博文对康有为丝毫不以为然，从骨子里就看不起他，所以毫不掩饰地以教训、轻蔑的口吻跟康有为说话（跟荣禄、李鸿章等人讲话时就比较客气）。后来康有为去了日本，伊藤博文不但与他没有任何来往，还说康年壮气锐、轻率短虑，不足以成事，并且也加入了驱逐康有为的行列。
20日，袁世凯再次入宫，向光绪请训告别，按照袁世凯自己的记述说，光绪悄悄的告诉他说，入宫他差事办得好，就升他做直隶总督；但是袁世凯上奏说：“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忧,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轻进，如操之太急，必生流弊。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至新进诸臣，固不乏明达猛勇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陈。”这里袁世凯实际上也委婉地表示了不同意康有为、谭嗣同等人政变计划的意思，也希望皇上引用稳健、老成的维新派主持变法。
当天袁世凯就乘坐火车返回了天津，然后前往荣禄处告发康党的密谋，荣禄此时是直隶总督，办公地址是天津（有时候也在保定）。荣禄虽然是慈禧的宠臣，可是他却没有立即把康党的密谋上告慈禧太后，反而是拖延了24个小时，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据赵立人老师分析，荣禄与袁世凯二人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但是他们生怕密谋会危及光绪帝，所以犹豫再三，最后实在是想不出什么保全皇帝的好办法，只好如实上告【后来慈禧还想废黜光绪，但荣禄表示反对】。不管怎么说，因为这种告密活动，袁世凯在历史上的名声算是第一次被严重搞臭了，我们今天重新检讨这段历史，我想也应该还给袁世凯一个公道吧。
在慈禧老佛爷看来，光绪提拔袁世凯应该是一个很不妙的信号，21日慈禧在保守派的呼声之下，不得不决定先发制人，再次出来“训政”，并且把光绪给软禁起来。这个时候慈禧其实心情依然很轻松，不觉得有啥大事，所以当天又优哉游哉地返回了颐和园。历史上将慈禧及保守派的这种行为称之为“戊戌政变”，实际上权力一直牢牢掌握在慈禧手里啊，她还用政变吗？发动政变未遂的是康党啊，慈禧的行动其实只是一场政治整肃活动而已，这种整肃可大可小，对光绪的发落也是可轻可重。
应该是在第二天，也就是22日，荣禄进京把袁世凯告密的内容向慈禧做了汇报，慈禧听后大惊，当即下令捉拿康党，一时间缇骑四出，京师的气氛骤然紧张万分，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首先被捕。次日清晨，正在忙活着营救光绪帝的谭嗣同被捕，接着林旭、杨锐、杨深秀等人也陆续被捕，并且还从他们的住处搜查出了大量的信件。凭借着这一大堆口无遮挡、藕断丝连的信件，原本是可以搞一场政治大清洗的，可是在9月28日清廷突然就将所谓“戊戌六君子”给处决了，也没怎么审问。后来这个惊天大案也没株连多少人，像康梁的亲属也都跑到了香港和澳门等地【梁启超家本来过得非常困苦，梁启超老爹一看儿子名动天下了，虽然被朝廷通缉了，但更应该给家里做点贡献了，还专门跑到日本管儿子要了2000块大洋，不给就不走，梁启超没办法就请朋友集了资，2000块大洋绝对是当时的一笔巨款，从此梁父就过上了滋润的生活，这真是国家不幸梁家幸】，不兴大狱，这真可以说皇权专制之下空前绝后的事情了。慈禧这样处理，完全是为了安定人心、安定官心考虑，也怕进一步激化朝廷内部的矛盾，以免让这个本已风雨飘摇的朝廷经受巨大的震动吧。
可是，变法维新事业暂时是夭折了，慈禧又恢复了很多旧法，其中很多确实是倒行逆施的举措。慈禧之所以如此转变，也跟她对西学、对革新派的观感大变有关，不能不暂时排斥西学，排斥革新派。另外，日本、英国方面还帮助康有为、梁启超脱逃，还纵容他们在报纸上诋毁自己，纵容他们对朝廷和自己胡喷，这让慈禧也恨上了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列强。【这里我们当然可以责怪慈禧的非理性情绪，但是如果没有康有为等人的这种轻率、鲁莽、极端的表现，那么断然不至于慈禧会如此反动。如果说谁要对大清变法的失败来承担一份责任的话，那么康有为的责任无疑是相当大的。】
康有为是9月20日出京的，去上海的路上还在烟台上岸买了烟台的梨和一些供玩赏的石头。愚蠢、麻木的康有为对于朝中的变局和形势的危险几乎一无所知，如果不是上海方面的清朝官员的失手和英国方面的出手，那么康有为必然难逃厄运，接着英国人又把康有为转送到日本人手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其实是有保护所谓“政治犯”的意思，因为他们也相信康有为是所谓“保皇派”，而西方对于光绪还是很有好感的。梁启超在政变发生时逃到了日本领事馆，如果不是因为荣禄有点惜才，没有跟日本人撕破脸，那么梁启超恐怕也是在劫难逃。
康有为到了日本以后，日本的《时事新闻》报道说：“来日本的清国亡命客康有为，不以死承当政变的决心，今回的政变事前已知悉，不和同志人士相商量，竟率先逃出北京。”虽然这一报道不太真实，但是也严重打击了康有为在日本人心中的形象。先期逃到日本的维新派人士王照在与日本方面的犬养毅笔谈时，则指责康、梁是“庸医杀人”。后来加上嫖妓不给钱等恶行，以及清廷的抗议，日本人就把康有为给礼送出境了；而梁启超则被认为是可造之材，就被允许留在日本进行学习。
康有为名义上是“保皇派”，编造出那些“衣带诏”一类的鬼话，实际上他巴不得光绪真的跟慈禧闹翻，也巴不得光绪早死，这样就死无对证了，他也可以打着“保皇”的幌子来四处招摇撞骗。过去有学者就指责康有为，说他在海外的言论大大损害了光绪与慈禧之间的关系，如果是为了光绪的安危考虑，那么康有为应该极力表达光绪孝敬慈禧的意思，而不是相反——现在我们明白了，在这个问题上，康有为倒不是蠢，而是坏，是没安好心！
1899年4月7日，康有为抵达了加拿大的维多利亚。7月20日，保皇会正式成立。康有为原本是一个“种族革命”的倡导者啊，为什么他现在又打“保皇”的旗号了呢，而且一打还十多年，甚至是一辈子呢？其实他的出发点完全是出于个人利益考虑！如果他不打保皇的旗号或者打一段就不打了，那么不利于维护他的忠义形象，不利于他在海外大肆搜刮钱财了，因为当时海外华人是普遍同情光绪、推崇光绪的，康有为正是摸准了海外华人的这种心理。当然，梁启超还是有点不一样，他是从一种学理的高度、一种政治的判断着眼，认为君主立宪制更适宜当时的中国，所以一直坚持保皇立场，尽管他对于清朝皇帝也不是那么尊重。
这里我们再介绍一个秘闻，就是慈禧和清廷曾经收买杀手想要刺杀康有为。当时两广总督李鸿章还联系了孙文方面，孙文同意刺杀康有为是报私仇呢，还是故意想骗李鸿章的钱呢？而李鸿章是那么好骗的吗？我觉得孙文也许有可能真想干掉康有为。
因为庚子国变发生，李鸿章被清廷从广东招到北方跟八国联军谈判，在途经上海时，李鸿章与孙文两个人于1900年9月1日可能还在上海见了一面，看来谈得不错。可是后来李鸿章一去不返，次年就死在了天津，联络刺杀康有为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有一回康有为在香港落脚时的确是差点倒霉，可是由于港英总督的保护，再次让康有为这个大祸害死里逃生。
八、
下面是最后一节了，我们就长话短说吧。
康有为在海外，完全是把政治做成了一桩生意，为了筹得更多的款项，除了保皇的大旗，还必须要有更能激动人心的宣传亮点，慈禧一伙策划的“己亥建储”闹剧，以及唐才常主动请缨“勤王”，都为康有为提供了良机。
应该说国家不幸却成全了康有为，当然庚子国难的直接原因也是由于戊戌维新中康有为等人的恶劣表现所引发的保守派反扑，因为宣传亮点突出，康有为一伙确实在画外华人圈里搂到了好多钱。但是后来唐才常为什么失败和死难了呢？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康有为根本不愿意出血，答应的事情不兑现；因为军费迟迟不能到账，唐才常这边已经联络就绪的准备参加举事的清军官兵，就有些心灰意冷、离心离德了，有些人为求自保和富贵，甚至还出首密告。
唐才常的自立军失败以后，为了制造新的宣传热点，康有为还联络内地的江湖势力、会党势力，想要利用他们来闹出一些动静来；但是康有为的卑劣在于，一点钱都不想出，只想让马儿跑，却不给马儿草吃。在这方面他还不如孙文做的好，人家孙文好歹是给钱的，孙文本人也会往起事的现场走一走，那些江湖势力虽然都是乌合之众，但是也算守江湖规矩，就算造反工作不认真，但动静肯定会闹一闹的。
孙文是说大话，使小钱，康有为是说大话不使钱，为了给大家一个交代，等到某地闹出民乱了，康党就非说那是他们组织和发动的，可是久而久之大家就看透了他们这种卑鄙的伎俩。为了减少成本，康有为还试图收买一个女的进宫去刺杀慈禧，但是那个女的提出必须资助自己在美国完成高等教育，这样就可以打着入宫做女老师的幌子接近慈禧。可是没想到那个女的学成毕业以后，居然改主意了，算是把康有为也骗了一把。
保皇会设立总会和分会，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160多个城市都建立了分会组织，康有为这个人一点民主精神都没有，所以保皇会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一切大权都掌握在康有为这个总会长手里。当时仅仅在海外的粤籍华人就有五百万人，起初保皇会的欺骗性又很强，所以保皇会的进项还是很丰厚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康有为把孔子的学说完全扭曲为一种邪教，然后再把它当成自己敛财的工具，其实这就跟很多邪教的套路是一模一样的。战后韩国的第一任总统李承晚当时混得不好，他眼见康圣人手面特别大，就特别羡慕，还试图骗康有为几个钱儿花花，但是康有为太抠门了，李承晚没能如愿】。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就看穿了康有为的伎俩，加上保皇会没有什么实际成绩，所以资助不断减少，保皇会慢慢也就衰败下去了。
康有为本人也是奢侈无度，他在海外购买了大量的文物，花费甚巨。康有为也试图以投资的方式来扩大财富，可是由于此人根本不具备经营管理才能，再加上支出毫无节制，所以他的投资活动也是基本以失败告终。
在1908年前后，由于公私不分、管理混乱，又随意挪用商业资金为别用，导致康有为在商务方面出现了严重危机。这本来是他咎由自取，可是却硬想拉人家不相关的振华公司做垫背的，强取人家入股的血汗钱，来填补自己的亏空造成的大窟窿。同样持保皇立场的刘士骥等人出于对股东负责，硬是回绝了康有为的过分要求，结果引发了一场振华血案（梁启超在其中也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刘士骥的被杀，令康党在道义上彻底破产，它也成为很多华侨由保皇而转向革命的一大动因。【应该说这场血案完全是一场刑事案件，而不算政治案件，虽然证据确凿，但是清政府害怕对外交涉，不敢要求引渡康有为。P355】
康有为在海外只是一味玩乐逍遥，正经事一点不干。以前还有人传言说康有为曾经就美国排华法案向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进行过面谈和抗议，可是一经细致考证，也发现这是子虚乌有的。梁启超在日本办报，资金紧张，按理说康有为应该出点血，可是梁启超再三央求，康有为就是不给，导致梁启超的生活非常困苦。梁启超后来跟康有为若即若离，故意是因为康有为“干啥啥不行”，但一部分原因也是这个当老师的太无情无义，“吃啥啥不剩”！
另外，康有为还故意骗婚，在海外谎称自己是一个鳏夫，娶了一个小他三十三岁的何姓女子（1891—1915）。这个何姓女子是一个新女性，当她发现自己原来不过是康有为的一个小妾时，内心抑郁万分，导致二十四的芳龄就过世了。
除了各种公费旅游，康有为不仅拿着搂来的钱为自己盖了多处别墅，也先后娶了六位夫人（其中还有一位曾是他的日本籍女佣），在他70岁去世时，尚有四位夫人在世。
大清灭亡以后，自号“天游化人”的康有为不仅在国内外四处云游，还试图继续进行政治投机。1913年康有为的弟子们办了一个《不忍》杂志，这个杂志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完全是康有为的一言堂，就是说这个杂志不发表其他任何人的文章，全都是康有为的文章，可谓是世界报刊史上的罕见的一言堂！我们不得不说，康有为的这个吃相是难看到让人想骂娘！
康有为在民国初年还想倒袁，结果引起梁启超和一些弟子的尖锐批评，因为康有为是太不识时务、太缺乏自知之明了。经过弟子们的批评之后，康有为又试图跟袁世凯套近乎，后来多次想投靠袁世凯，但是袁世凯太晓得康某人是个什么货色了，所以对他既利用又防范。比如说康有为搞出了一个孔教会，想要给袁世凯抬桥子，但是当他成为孔教会的总会长之后，袁世凯看穿了康有为想要通过孔教会“尽收全国”的野心，就开始打压孔教会。
康有为后来又参与了“张勋复辟”运动，结果在失败后受到通缉。等到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驱赶到天津日租界后，唯恐落于人后的康氏不顾老迈，马上风尘仆仆地从上海赶到“行在”进行三跪九叩，着实过了一把“觐见天子”的大瘾。要做一个像郑孝胥一样的满清遗老也没什么，这无非是个人的政治选择，偏偏康氏惯于脚踩多只船，一点节操都没有，比如1923年4月炙手可热的北洋军头吴佩孚五十大寿时，康氏又特去洛阳进行祝贺，并投其所好地献寿联道：“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半纪；洛阳虎踞,八方风雨会中州。”好名的吴玉帅得联大喜，待之如上宾。
从洛阳出来以后，康有为又拿着吴佩孚的专函去了陕西，陕西督军兼省长刘镇华将他恭迎入城。刘镇华安排康有为到陕西的高校去演讲，因为当时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响彻云霄，师生们对于康有为演讲“孔教”是兴趣缺缺，纷纷退席，刘镇华急忙命士兵阻止，结果有些人居然跳了窗户逃走。
这次西安之行，康有为最惹物议的就是“盗经”一事。这件事的细节众说纷纭，有些乱，经过大致的梳理，基本可以确定这样几点：第一，康有为是觉得人家卧龙寺所收藏的经书很古老，有文物价值，因此起了据为己有之心，最后他试用骗术得手；第二，被康有为骗去的佛经是《南宋碛砂大藏经》，康有为当时的说辞可能是为了保护佛经，自己可以把佛经拉到上海进行复印，以便于保存，他嘴上说自己只要新版的无文物价值的，但是最后食言。第三，就是在运输过程中，这批佛经被遗失了一部分。为什么会遗失呢？有可能是因为康有为做贼心虚，有意为了转移他人视线，导致忙中有失吧。
【从这里我们可以再次看出，康有为的问题绝不仅仅是政治问题、学术问题，他所犯下的杀人、骗婚、骗经等恶行，事实上已经构成了民事、行事犯罪。】
1927年3月31清晨5点半69岁的康有为死在了青岛，对于他的死因众说纷纭，有的说他是死于急性病，有的则说他是死于食物中毒，更有的说是死于国民党特务的毒杀。赵立人老师分析，从国民党的行事风格和他们跟康有为的夙愿看，毒杀一个过气的政敌虽然有点匪夷所思，但也不是没有任何可能，只是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支持吧。
1919年梁鼎芬死的时候，溥仪赐予其谥号为“文忠”，康有为死后，康有为弟子徐勤的儿子徐良还跑到天津去管溥仪要谥号，当时在溥仪身边的清朝遗老陈宝琛和郑孝胥等人认为，康有为实际上是光绪帝被囚杀的祸端制造者，不应该赐予谥号，溥仪言听计从，结果气得徐良扬言要收拾陈宝琛和郑孝胥。1966年8月，位于青岛崂山某中学的康有为墓地被红小将们掘开，最后只剩下颅骨被保存于青岛博物馆。这也真可谓是恶人自有恶人磨了。
九
好的，康有为的生平就介绍到这里了，下面就补充介绍一下他在死后发表的重要作品《大同书》吧，让我们看看这部奇葩之书到底是何等“又红又专”！
《大同书》是康有为晚年的作品，它被认为是“吸收今文经学的‘公羊三世’说和《礼运》的小康大同思想，融合儒、佛二家，结合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空想社会主义，虚构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大同世界”。这部书里，充斥了康有为的各种奇谈怪论，比如他主张“大同之世，自发至须眉皆尽剃除,五阴之毛皆当剃落,惟鼻毛以御尘埃秽汽,则略剪而留之”，他居然要把人的毛发都剃干净。而且要消灭家族、家庭，“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这分明就是“共产共妻”；夫妻所生的孩子都送到公立育婴院去，“凡教养之责，皆政府任之……父母不得而私也”。
还要“设立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收入自由享用。”人“死则火葬，火葬场毗邻为肥料化工厂”。这类极端的主张，其实在大跃进时代都基本实现了，而恶果不难从亲历者的回忆里一窥究竟。偏偏还真有人拿这种东西当回事，话说1958年8月6日，国家主席刘曾派中供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专门带着《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
当康有为第一次见到黑人时，着实被吓了一跳，他居然认为黑人根本不是人，而是介于人和黑猩猩之间的一个物种，于是他就建议对黑人进行绝育手术——这可真是比种族歧视还严重的一种偏见！就像我前面说的，如果康有为这种人掌握了国家的绝对权力，他会比洪秀全还正常一点吗？估计很难！当然，中国倒真是跑步进入了供产主义！
从康有为的生平和思想来看，确实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一些深思，比如说我们要不要思考一个政治人物的私德与其公德之间的关联？当然，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也不能不先来思考一下，到底哪些算是“公德”，哪些才算是个人“私德”呢？
在西方，也有很多大知识分子是独裁者的支持者和辩护人，比如萨特、海德格尔、福柯、施密特等等，这种现象在西方知识界其实也引起过很广泛、很深入的讨论，西方也在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类人物【当然更有诸如戈培尔这类奇葩是怎么被培育出来的】。同样的，诸如康有为、孙文一类的人物，也是我们中国人所要面对的重大的历史课题。
康有为一生大话、假话说尽，其政治诚信度无限接近于零。严复就曾经说过：“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康有为其实就是这种不良风气的典型体现，而他最终也彻底沦落为一个无耻之尤的斯文败类。而康有为之所以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上拙劣表演，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晚清整个社会的一种病态和溃烂的表现，是各种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病态反应！
有人或许会问了：为什么康有为这类人物的历史形象或者说康梁的神话长期得不到袪魅呢？我想原因大概有这样几个：第一，研究这些问题本身就相当复杂，像茅海建老师就为戊戌变法这个题目花费了十三年的功夫；第二就是在中国，越激进、越看似进步的声音就容易得到肯定，康梁又长期主宰话语权，导致人们难辨真伪。第三就是1949年结束战乱之后的中国，学术研究长期不正常，实际上就耽误了拨乱反正的时间。
当然，最后我还是要说，我今天依据几位学者的研究成果所建构出的康有为形象肯定不可能是康有为的最终形象。但是论从史出，想要重新还原一个不一样的康有为，除非可以推翻这些历史证据——不过有些人尽管承认我说的这些可能都是事实，但他们还是觉得不应该彻底否定康有为，还说什么要对历史存温情！那么我只能说见仁见智吧，或者留待将来再慢慢思考和讨论。
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今晚的分享就到这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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