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到京师后没几天，中日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就传来了，各级官员和各地举子纷纷上书反对，后来这段“公车上书”的公案也被康有为及其党徒拿来粉饰和夸耀。
实际上，自从李鸿章去日本以后，反对议和的上书就没有停止过，广东举人的两份签名呈文，也找不到康有为的名字，而且其中只是要求拒和再战，没有提及什么变法维新。为什么康有为没有签名呢？倒不是因为他不愿意签名，而是因为他在家乡臭名远扬，广东举人都不愿意与他为伍。而最关键的是，这些呈文根本没有上递，也就是说，康有为后来所谓的《上清帝第二书》可能根本不是这时候写的，更不可能被光绪看到。
在饱经挫折以后，命运终于眷顾了康有为，5月3日会试放榜，他总算考中了进士。当然，有一种说法，就是本来主考官是准备录取梁启超、不录取康有为的，但是误把梁启超的卷子看成了康有为的，所以梁启超就没有高中。
高中进士以后，康有为自然精神更为振奋，也更看到了甲午战后的有机时机，所以赶紧在5月29日上递了一个折子，这就是他所谓的《上清帝第三书》。这封充满激进变革论调的奏书倒是投合了当时的需要，所以督察院最终帮他上递了，光绪皇帝阅后也非常重视，就命人抄了一份，又给慈禧太后拿去过目。
从洋务运动方面看，慈禧太后不算保守的人，偏重实用主义，她也一向有讲西学的主张，所以甲午战败后，慈禧太后主张向西方加大学习力度也是必然的了。1895年7月19日提倡民营企业的上谕，其实就是清王朝维新变法的起点，而不是三年后的《明定国是诏》。因此说，康有为的上书至多算一种推动变法的增量，而不是决定性的变量。
在第三书写完后，康有为又再接再厉，撰写了他所谓的《上清帝第四书》，但这回因为署工部侍郎李文田的阻挠，没能递上去。康有为跟李文田是什么过节呢？原来康有为初到京师的时候，曾经在李家住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康有为居然跟人家李家的老妈子互撕起来，结果被李文田赶了出来，从此李文田就认识到了康有为的无行面目。这里也可见康有为这种所谓读书人真是处处丢人现眼，丢读书人的脸。
第四书虽然没有上达天听，但是却引来了帝师翁同龢的赏识。翁同龢之所以愿意接见康有为，可能还是他出于扩大党徒、巩固权势的目的。翁同龢在这个时候，也不能不考虑举起变法的旗帜，让康有为做他的马前卒也是可行的，何况康有为曾多次以各种低姿态取悦他。据茅海建考证，在戊戌变法之前，思想较为开明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原本是有望入京主持变法的，但是因为翁同龢从中作梗而作罢，否则就没有康有为表演的机会了，因为张之洞很讨厌康有为。【参见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
《上清帝第三书》虽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但是康有为并未能一炮而红，第四书又没有能递上去，如果想扩大影响，康有为还得另辟蹊径，所以康党就在上海刻印了一部《公车上书记》，准备大肆发行。按照这个书的内容，“联合签名上书”的人有1300名举人，后来的历史教科书里也把这个事情当真了，因为是康有为自己说的，而被官方认定为“进步人士”说的话就是可信的，反之那些被定性为“反动人物”所说的话就不可信。实际上“公车上书”根本就是无中生有的事，顶多是康有为有过这种想法。《公车上书记》本身已经是内容相当可疑了，书出版以后，康有为后人说是“为人传钞，刻遍天下”，更是没影儿的事儿，不但书本身是康有为自费出版的，也根本卖不出去，才出版了五十天，就打一两折了，接近白送了。
《公车上书记》也没有打响，康有为再接再厉，于1895年8月17日在北京办起了一个名为《万国公报》的刊物，《万国公报》这个名头原本是一位传教士设立的上海广学会的刊物，已经行销多年了，康有为故意盗用人家的名字，侵犯人家的知识产权（不过那时候可能法律方面还不完善）。刊物出来以后，就是白送给那些朝中有权势的那些大臣，可是成本很高，康有为有点承受不起。这时候袁世凯等人准备筹开一个学会，里面准备邀请康有为，这个会有钱，可以资助《万国公报》，可是还没等康有为笑出来，那个学会里就有人大揭康有为的老底，说他成天吃花酒，不像话，搞得康有为很被动，北京实在待不下去了，康有为就于10月17日南下了。后来他在南京见到了两江总督张之洞，起初张对康还有点好感。
12月上旬张之洞的党羽在上海建立了一个强学会，康有为也没跟人家商议，就在1896年1月12日刊行了一个《强学报》，一共出了3号，都是赠阅。前面我们说过，康有为这家伙野心非常大，他的政治目标实际上是要推翻大清，建立一个“孔教共和国”，加上他做事缺乏考虑，所以时不时就要流露一下。
可能是自觉有张之洞的庇佑吧，在《强学报》创刊后，康有为居然敢不用大清的纪年，直接使用孔子纪年，结果被人参了一本，导致被迫停刊。这要是在过去，康有为还是有抄家灭族的风险，幸好此时大清的言论控制更加宽松了。康有为也失去了张之洞的好感，于是他就在1896年初回到了广东，继续在万木草堂讲学，并完成了《孔子改制考》、《日本变政记》等著作。
在另一方面，康党加强了跟兴中会的合作，美其名曰“保中国不保大清”，不过对于兴中会，康有为的算盘其实也是想利用兴中会的内部矛盾，以便于夺取人家的领导权，双方后来也因为权力之争闹得很不愉快。与此同时，北京、上海两地的维新活动比较活跃，梁启超在上海的《时务报》担任了主笔。《时务报》是在汪康年、黄遵宪等人的倡导下创办的，他们实际上也有变法思想，汪康年的议论非常稳健，而黄遵宪曾经出使过日本、美国、英国等地，对于世界局势的理解比较透彻。
1897年2月康有为再游广西，康有为最念念不忘的还是开学会，3月7日就得以成立了一个圣学会，捧场的官绅士子不少，康有为的名头也大了，他为官员和商人做牵线人、经纪人之类的，居然得以抽取提成上万两白银，为日后的活动提供了经费。眼看在广西的事业比较顺利，康有为就想着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应该把宣传工作深入了底层民众中去，效法洪秀全在广西建立发展基地。
具体做法就是以下几种：比如印一些很通俗的材料发放到民间，里面把所谓“康子”的名字写大好几倍，这可真是胆大包天；又试图把圣学会建成为一个拥有武装的政治团体，当6月份兴安县会党起事的时候，康有为乘机要求地方官在桂林戒严，还请求去办团练武装。这些请求引起了当地官员的警觉，一一加以拒绝，康有为一看情势不妙，又于7月份回到了广州。，9月份又去了上海与梁启超见面。
【从以上的事例看，康有为确实是野心勃勃，他的胃口大得很，可是这个人的手段和谋略不是一般得差，甚至到后面我们更会看到，连个起码的秘密，康有为都保守不住，更别说干这种风险极大、要求极高的事情了，真可谓是“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了。此人不仅是志大才疏，简直是毫无自知之明，干什么都不行，后来经营实业也非常失败，真正体现了一个传统中国读书人的那种百无一用的劣根性——当然，这些人本身是受这套烂污制度所毒害的，只是这些人反过来又祸害整个社会。】
五、
儒家的经典之一《礼记·礼运》篇中描述了一个“大同”社会与“小康”社会的政治图景，什么叫“大同”社会呢？就是三代的那种带有朴素民主意味的贤人政治，所以儒家都以“大同”作为最高的治世理想。康有为就把自己未来要建立的国度称之为“大同国”，而他要推翻的大清政权，就被他蔑称为“大浊国”，这也是对“大清”的一种反向的嘲讽。【如果他推翻的是大明政权，那么他可能要蔑称为“大暗国”了。】
在立足广西的企图受挫之后，康门师徒的上海之会又确定以湖南为颠覆清朝的基地，因为当时的湖南巡抚陈宝箴正在进行维新变法，风气较为开明。陈宝箴跟张之洞在学术与革新思想方面有很多共同语言，所以双方是互相支持的。湖南方面起初也欢迎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这些维新人士在湖南展开积极的活动，比如办报、讲学什么的。只不过康党也一心进行种族革命，所以当时谭嗣同、梁启超还刻印了《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反清材料。这一群人可以说是当时中国最激进的人，甚至比孙文他们还要激进、还要疯狂，在康有为的构想中，他将来是要做“孔教共和国”的教主的，而谭嗣同可以做总统，但是国家的大权肯定是掌握在教主手里的。
1897年冬天，康党在上海先后刻印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日本变政记》等书，影响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康党还在日本横滨与孙文的兴中会合作创办了一个横滨大同学校，这当然不是一个普通的学校，有跟孙党加强合作、培养革命力量的目的，也有“狡兔三窟”的意思，以便于将来形势不利时到这里落脚。
前面已经说过，如果不是帝师翁同龢有意阻止张之洞到中央主持改革工作，那么很可能就不会有康有为什么事，因为张之洞这时候已经非常反感、反对康有为了。但是翁同龢大概是很想通过间接主导这场变法运动来巩固自己的权势，而他本人一向又不太讲西学、讲变法，那么也就只有寻找一位代理人了。康有为无疑正是翁同龢所要寻找的比较合适的代理人，康有为热衷于名利，又没有什么根底，如果抬举他一下、将其收入帐下，恐怕康有为就会对自己感恩戴德、言听计从了。据我自己分析，可能这就是翁同龢之所以向光绪帝推荐康有为的主因吧，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在专制政治中，权力斗争与路线分歧始终是很难分得清的，路线斗争很容易演变为权力斗争，权力斗争也很容易转化为路线斗争，最后导致有很好的路线也走不了。
1897年11月，康有为扬言要移民巴西，以开辟“新中国”。11月14日，德国强占胶州湾的消息传来，举国再次震惊，思变的情绪更为高涨，康有为自称自己又写了一个《上清帝第五书》，可惜还是没能递上去；但与此同时，由于先前积累了大量的钱财，康有为通过贿赂当道和太监，再加上翁同龢的举荐，确实是在政治道路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有望将个人的想法上达天听了。
1898年1月24日下午，总理衙门的五位大臣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张荫桓等在总署西花厅传见了康有为，虽然康有为并未能说动一干人等，但还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就是可以给皇上递折子了。1月29日，康有为又在总署上递了一份所谓《上清帝第六书》，直到3月11日总署才代递这份折子给光绪帝。但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这些折子的真实内容与十几年后康有为公布的内容，是差别很大的。
康有为要实现自己“大同国”的宏伟目标，就必须逐步掌握最高权力，他早期讲议院、讲民权，目的无非是为无所凭借的自己跻身政坛提供平台；可是在1898年初终于有机会对光绪帝直接施加影响之后，康有为很自然的会判断：如果真的开议院、兴民权，那只会增加自己的竞争者而稀释掉自己对光绪帝的影响力。因此，在判断光绪帝对自己已经言听计从之后，康有为在现阶段的政治设计就陡然转变为了反议院、反民权，唯以君权来治理天下——那么，这跟一般的皇权专制有何区别呢？没有任何本质区别嘛，制度的本质还是老一套啊！
不过，在康有为这里还是有区别的，那就是这个君权必须通过他康有为及其党人组成的制度局来行使，所以茅海建老师就指出：“当时的守旧派与维新派在许多地方是权力斗争，而非在政治理念。”只是康有为玩了点新花样，也算是与时俱进版的权斗。
对此赵立人老师又感慨道：“事实上，类似情况中国历朝均有，至近代尤彰明较著而已。不同的政治派别尽管打出的旗号千差万别，看似水火不容；然而一旦掌控权力之后，无论声称的是创新还是保守，其实际政治理念和运作模式往往如出一辙，仅有程度之分，而无本质之别。意识形态成了权力斗争的装饰品。”【P126】这既是一种对历史的洞见，也是过来人的一种真知灼见吧，这段话真的是值得再三品味。
在频频上奏章的同时，康有为不但没有放弃、反而加紧了开展武装斗争的准备。首先还是舆论方面的准备，他反复渲染孔子是“天子”、是“神明”、是“圣王”、是“教主”，目的正是借宾定主，确定自己的“超天子”、“超神明”、“超圣王”、“超教主”的地位。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康有为接下来就需要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干部队伍，所以他创立了保国会。康有为的用心非常歹毒，他运用阴谋手段，试图让朝廷兴起一场“衣冠大狱”，这样既可以帮助自己除掉一部分政敌，又可以把罪名归结到朝廷身上，他本人及其党羽就可以坐收渔人之利。可是偏偏光绪帝决定不予追究，康有为以打“擦边球”手法建立保国会的企图失败了，大狱也兴不起来了。
与此同时，康有为与孙文合作的事情也被人揭发出来，险些酿成大案，这里我们就不细说了，大家只要理解康有为的拙劣，就不难想象他的做事风格及其后果【康有为经常是前脚弄出一个阴谋，后脚报纸上就登出来了，反正他的保密能力接近于零】。不过幸好这个时候曾经的大清柱梁之一恭亲王奕䜣死了，朝廷有点忙乱，针对康党的大狱也没有兴起来，但康党和孙党的关系在这时却因为权力之争而急剧恶化。
当然，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为什么像恭亲王奕䜣等人那么激烈反对任用康有为，临死之前也告诫光绪帝“当慎重，不可轻任小人”，奕䜣就认为康有为是小人，一方面可能是觉得此人德行有问题，另一方面应该就是听到过不少风声，觉得这家伙对大清统治非常不利。总之各种因素吧，实际上都不利于康有为掌握权力，因为反感他的人太多太多了，再加上他行事手段拙劣，也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主儿。翁同龢不久之后为什么迅速与康有为做切割，恐怕一部分原因就在这里，另外可能也是觉得康有为的学术思想实在是太荒谬和危险吧。
在康有为等人的推动下，大清朝廷于1898年6月11日颁布了一道《明定国是诏》，这被认为是“百日维新”的开始，真可谓是“清虽旧邦，其命维新”了。不过需要我们注意的是，真正决定这一重大国策的人，既不是光绪帝，更不是康有为等人，而是真正握有大权的慈禧太后，慈禧显然已经接受了变法的主张。
四天以后，清廷宣布了重要的人事变动，翁同龢被开缺回籍，这是光绪皇帝亲自决定的。在这个节骨眼上皇帝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老师赶走呢？恐怕这个不满由来已久，而最直接的起因可能就是翁同龢对待康有为的态度急转直下，甚至好几次当面顶撞光绪帝，非要把康有为赶走不可。而光绪帝此时不谙实情又对康有为深有好感，自然对翁同龢越加反感，干脆就把他赶出了中央。
百日维新的开始，显得大有希望：既然慈禧和光绪帝在康有为的推动下，都“咸与维新”了，则变法就应当顺利进行。可是后来发生的一切怎么反差那么大呢？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后党、帝党和康党虽然都有变法图存之志，可他们最感兴趣的，还是对权力的争夺！
慈禧企图借助变法巩固自己的权位，这也同时就意味着在她老人家的有生之年，光绪帝只能做一个傀儡（除非光绪皇帝可以多活几年，才可能有大权独揽的希望）。但是光绪帝不想做傀儡，他希望借着变法来打破慈禧的束缚，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君主。而康有为呢？他更想利用帝后矛盾来夺取最高权力。这样一来，改革必然就沦为了争权夺利的幌子，或者说，争权就压倒了改革！
【说到这里，还是要请大家仔细的思考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可悲的情况。这里我就做一下历史的引申吧，比如说北宋时期的王安石变法，这场变法属于体制内变革。我以前提过，王安石变法也不能说没有成功，至少解决政府财政问题的目的是达到了，但是呢？因为变法而加速了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激化了党争，实际上反而毒化了政治空气，进而加速了北宋的灭亡。陈寅恪先生以前就说过，他年轻时候肯定王安石，但是到了晚年，就很同情和倾向司马光了。】
六、
《明定国是诏》发布以后，一道道新政谕旨就像雪片一般不断降下来，而康有为也不失时机，一面频频上书，一面组织、鼓动其他人举荐自己出任要职。
在电视剧《走向共和》里，康有为说“名不必自我立，功不必自我成”，如果这是历史上真实的康有为的心声就好了。他即使不被朝廷重用，也完全可以作为一个维新变法的呐喊者、鼓吹者和新政的监督者、批评者，那么他就真成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先驱了，可惜康有为不仅是一个权欲熏心、居心叵测之徒，本质上也是不学无术、歪门邪道之徒。
6月16日，光绪帝终于召见了康有为，康有为后来自己说召见时间超过了两个多小时，这是别人从来都没有过的殊荣。但是实际上呢？据考证，可能也就十几分钟吧；他又胡说什么光绪帝流露出对慈禧的不满，这也非常可疑。俄国沙皇彼得大帝在推行改革时，以铁血手段大规模诛杀政治上的反对派，不管是何等亲贵的人物，一律不宽恕【其实彼得这种搞法本身也是君主集权的表现】；康有为就觉得这个路子对头，所以他怂恿光绪帝杀几个一品大臣，展示一下变法维新的气魄和决心，这样就没人敢反对改革了，他康某人也就可以借机填空了！
康有为的这种狂妄和幼稚显然不会给别人留下什么好印象，反而平白无故地增加了反对的力量，把自己置于多数大臣的反对面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这个人真是一点脑子没有，做事情只顾往前钻，丝毫不考虑后果。当然了，他最大的无知是根本不了解光绪的处境，光绪就是真有心杀几个一品大员，他也没这个力量啊！【我看梁启超写的谭嗣同传，谭嗣同好像也不了解光绪近似一个虚君，直到光绪被软禁了，谭嗣同才如大梦初醒！】
由于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的反清内容非常露骨，很多大臣都向皇帝进言劝谏，可是康有为及时地进献了一部洁本的《孔子改制考》，总算是把光绪暂时给蒙蔽过去了【实际上时间一长，这种事情还是会露馅的，因为这个证据太容易掌握了】。可是光绪身边几乎所有的要员都知道康有为不是什么正经货，连远在湖南的陈宝箴也希望皇帝在任用康有为时，应该仔细地考察一下他的人品心术，实际上这是一种婉言劝谏。7月3日，光绪帝又召见了梁启超，当时梁启超已经是名声赫赫的人物，按照朝廷的通例，皇上召见一个举人，一般会让他入职翰林院，最起码也应该安排一个内阁中书的职务，可是光绪帝只是给了梁启超一个六品卿衔，让他办理译书局事务。实际上光绪这样安排，就是因为对康党还很不放心。
康有为一看这个情况，气得一度想一走了之，随后坏消息又不断传来。这个时候康有为原先的盟友、御史文悌突然跟康有为翻脸，他把康有为的一个大阴谋给揭发了出来，但是光绪帝没明白文悌是什么意思吧（可能是康有为的出格让皇帝难以置信），结果反而罢了文悌的御史职务。康有为虽然再次化险为夷，但是各种不满和失望，由此更加坚定了他发动一场“汤武革命”的决心——当然，我们要说，以他这种十分业余的水平，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
光绪皇帝长期生活在慈禧的严威之下，内心的滋味确实是不好受的，他试着去剥夺慈禧的权力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他的权谋水平也不高，所以很容易弄巧成拙。话说9月4日，光绪皇帝罢黜了礼部六堂官，这种举措可谓是鲁莽灭裂、石破天惊，不仅激起了多数士大夫对新政的强烈不满，也激化了帝后之间的矛盾。
可这却是康有为乐见的，促成帝后的关系破裂，这样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打着勤王旗号来行动了。其实早在1895年6月间，康有为就说过，如果不能像张柬之发动“神龙政变”推翻武则天、扶持唐中宗复辟那样，那么就不可能搞成新政，这是康有为掩人耳目的说辞，但也说明他早就有了发动宫廷政变、暴力夺权的想法。
为了将自己的计划付诸实施，康党首先去拉拢武卫军将领，这里我要解释一下，这个武卫军就是属于当时的京畿卫戍部队吧，实际上就是拱卫京师安全的，下面提到的袁世凯、聂士成、董福祥等人都是武卫军的将领。如果可以说动武卫军倒戈，自然就可以让他们变成控制京师的力量。
康有为等人的第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有着维新思想、在小站主持训练新军的袁世凯（七千兵力，战斗力强），另外就是淮军将领聂士成（掌握万余人马），但是康党中的林旭认为袁世凯这个人巧诈多智谋，不如荣禄麾下的武卫后军统领董福祥（掌握万余人马）让人放心，但是康有为最终还是别无选择又一厢情愿地把希望寄托在了袁世凯身上。可见康有为的识人之明实在是太低了，他也许根本不了解袁世凯，就幻想利用人家为自己火中取栗。另外就是我前面已经提及的，康有为做事不会保密，即便是造反这等需要万分机密、万分小心的事情，康有为也不能做到一丝不漏，所以日本驻华公使对此都有所觉察。慈禧那边了解吗？肯定也了解啊，由于康党行事张扬，外间早就在议论纷纷，慈禧最终拿到证据来出手镇压，那是早晚的事，其实也根本不用袁世凯出来告密——当然，袁世凯的所谓“告密”只是确定了慈禧出重手的时机。【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就是在慈禧出手之前的几天，为了防止京师有变，她还在山海关到北京沿途部署了重兵，总兵力超过十三万八千人，颐和园方面也加强了防卫，就是袁世凯真敢围困颐和园也难成功。】
另外，在策划军事政变的同时，康有为还企图通过劝说光绪帝设立懋勤殿来掌握权力，可以说为了夺取政权，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文斗和武斗在康有为在这里是同时策划、并行不悖的。可是，康有为的做法实在是太露骨，掌握朝廷的那些资深大臣，很容易就会看透康有为这货所兜售的这些换汤不换药、以夺取权力为目的的改革建议，所以他们绝对不可能让康有为得逞，何况还有慈禧太后撑腰，他们对皇帝的意愿也敢违背。
为了推进改革，光绪皇帝任命了一个军机四卿，这四个人分别是杨锐、刘光第、林旭和谭嗣同，他们都被赏给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以参预新政事宜。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其实杨锐和刘光第都不是康党，这里我们可以简要说一说杨锐的情况：杨锐原本是张之洞的学生，他之所以到京师来混，完全是张之洞的安排，因为张之洞对于朝廷新政和康有为都不放心，所以特意安排了杨锐这个驻京办主任来充当自己的眼线和坐探，以随时掌握京师的动向，两个人经常通信和发电报。杨锐在百日维新的末期，其实已经对所谓新政绝望了，当时他的哥哥病死了，他实际上是很想回乡奔丧的，也算远离京师这个是非之地；但是张之洞不答应，结果杨锐就赶上了后来的政变，还没等张之洞施救，杨锐就作为康党分子稀里糊涂的送了命。
任命杨锐、谭嗣同等人为军机章京，是光绪无视慈禧太后的政治权威自行做出的重大人事决定，实际上已经大大激怒了慈禧。可是光绪居然还幻想争取慈禧的支持，以便于通过创立制度局或开懋勤殿的形式掌握实权，由此打破目前的僵局，结果自然是没能如愿，反而还让帝后矛盾表面化了。我们不能说慈禧是反对变法的，但是有一个前提，不管你咋改，就是不能侵夺她老佛爷的权力，否则她绝对不会坐视——不侵夺老佛爷的权力，那还能改革呢？还叫改革吗？其实是可以的，经济改革、教育改革都很重要，适度的政治改革慈禧也不会反对。
慈禧太后给光绪耍了脸子，吓得光绪帝知难而退，这是1898年9月14日的事情。在吃了大亏以后，光绪不再让康有为替自己出主意了，反而像他认为军机四卿中最为稳健的杨锐讨主意，看看下一步该怎么办。这种咨询正是以所谓“密诏”的形式传达到杨锐这里的，而且密诏里没有提到康有为。17日，杨锐回复了皇上，给了三条比较稳健的建议，另外杨锐还建议光绪赶紧把康有为请出京师。光绪采纳了杨锐的建议，当天就下诏要康有为离开北京。杨锐的这种建议，既是为了朝廷和光绪考虑，其实也是为了拆康有为的台吧。
光绪其实是不了解杨锐跟谭嗣同等三人的真实关系的，所以他让杨锐跟谭嗣同等人一同商议。密诏只是颁给杨锐一个人的，杨锐其实完全可以不提这个事情，只是向其他三人讨点主意就行了。可是杨锐眼见康有为就要出京，在9月18日居然又拿出了密诏给林旭看，林旭是康党，真正毁灭性的危机也就由此爆发，最终不仅导致流血发生，而且导致光绪帝和变法维新同归于尽。
其实没有证据表明光绪跟康党的密谋有什么关系，他事先也不知情，但是慈禧却不这么看，所以光绪是百口莫辩——这是康有为坑死光绪、进而助推大清灭亡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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