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维也纳，结束他长达好几年的流浪生涯，希特勒在慕尼黑入伍，并在1914年迎来了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我来说”他在我的奋斗里坦言，“衷心感谢上天赐给我这个能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幸福机会。”
当我阅读到这位疯狂的独裁者如此“真挚”的内心独白时，我始料不及地感到作呕，究竟是哪一种极度扭曲之灵魂，能够使得一个人丧尽天良地祈祷战争与灾祸降临，梦寐以求着用刺刀和军靴去征服原本不属于他的土地和人民？漫漫五千年中华史，我在脑海里给希特勒下了一个或许很偏执的定义：奸贼，乱世之奸贼。
正是这样一个“奸贼”，在他到达慕尼黑的这些年里，迅速从一个士兵蜕变为轰动一时的纳粹党领袖。那么，什么是纳粹党，它代表什么群体，它何以吸引数以万计的信徒，这个政党的邪恶思想和渊源来自哪里？二十世纪初的德国社会是什么样的状况？带着诸多疑问，我在《第三帝国的兴亡》里寻找端倪。
国家社会党
一次他在陆军训练班上听到戈特弗雷德·弗德尔的一次讲课。弗德尔是个土木工程师,经济学方面的怪人他坚决相信,除了“创造性”和“生产性”的资本之外,还有种“投机性”的资本,这种“投机性”资本就是德国大多数经济问题的原因,他主张禁止这种资本,1917年,他组织了一个团体来实现这个目标,这个团体的名称叫做“德国打破利息奴役制度战斗联盟”经济学一窍不通的希特勒听了弗德尔的演讲后很受影响。他认为弗德尔的“打破利息奴役制度”的要求是“建立一个新政党的基础的基本先决条件”之一。他说,在弗德尔的演讲中,“我感到有一个可以用于这场未来斗争的有力口号”
但是在开始的时候,他并没有感觉到德国工人党有什么重要意义,他去参加该党集会是奉命而去的,这次集会参加的一共只有25人,地点是在施端纳克勃劳啤酒馆的一间阴暗的房间里。希特勒从开始一直坐到散场,觉得会议开得很沉闷,一点也没有什么好印象,他说,这是“一个与其他许多新组织没有什么不同的新组织,当时的时代是这样一个时代:任何人都对现状不满,都觉得有必要组织一个新党,这种新组织遍地皆是,过不了很久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我觉得德国工人党没有什么不同”,在弗德尔发言结束后,希特勒正要离开时,一个“教授”站了起来,反驳弗德尔的论点,并且建议巴伐利亚同普鲁士脱离关系,另外同奥地利组织一个南德意志国家,这在当时的维也纳是个很流行的主张,但是它却起了希持勒的狂怒,据他后来自己说,此事使他站起身来对“这位有学间的先生”加以一番痛斥。话显然说得十分尖锐,据希特勒说,那位“教授”“像只落水狗般”夹着尾巴溜走了,而其余的听众则“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个无名小子。有一个人一一据希特勒说当时没有听清他的姓名—在后面追上来,把一本小册子塞在他手里。
这个人是安东·德莱克斯勒,锁匠出身,他可以说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真正奠基人。德菜克斯勒是个面有病容,目戴眼镜的人,没有受过正式教育,能够独立思考,但是头脑偏狭,思想混乱,文章固然写得不好,演讲更是糟糕,他当时在慕尼黑铁路工厂工作198年3月7日他组织了一个“独立工人委员会”同自由的工会中的马克思主义作斗争,鼓吹为德国争取“公正的”和平。实际上,这是在北德建立的“根据工人阶级路线促进和平协会”这个运动的一个分支机构(德国当时和后来一直到1933年都有不少这种名字起得十分堂皇的行施压力的团体)。德莱克斯勒所拉到的会员从来没有超出40个。1919年1月他的委员会同一个叫做“政治工人集团”的差不多的团体合并,后者原来是由一个名叫卡尔·哈勒的报社记者领导的。新组织的成员不到100个,名叫德国工人党,由哈勒担任第一任主席。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很少提到他的一些后来无声无息的早期同志,但是却恭维哈勒是个“正直的”和“确实很有教养的”人,不过对于他缺乏“演讲天才”表示惋惜。也许哈勒之所以有此一笔带过的光荣,主要是因为他顽固地认为希特勒演讲拙劣,这种看法使这个纳粹党的领袖一直很恼火,他在自传中一点也没有隐讳这一点。无论如何,德莱克斯勒似乎是这个规模很小、默默无闻的德国工人党的主要推动力。
在慕尼黑陆军第七军区参谋银工作的恩斯特·罗姆上尉在希特勒之前参加了这个党。他是一个体格魁梧的职业军人,脖子粗壮像头公牛,眼睛细小像只肥猪,险上疤痕斑斑,上半截鼻子在1914年给子弹打掉了。他生性爱好政治,有天赋组织能力。像希特勒一样,他对民主共和国和他认为应该对之负责的“十一月罪人”怀有强烈的憎恨。他的目标是重建一个强大的民族主义的德国,他同希特勒一样认为只有靠一个以下层阶级为基础的政党才能做到这一点,不像大多数正规军官,他本人就是来自这个阶级。他是一个狠毒、无情、猛干的人,不过也像许多早期纳粹党人一样,是个有相公癖的人。他参与建立了第一批纳粹党打手,后来扩建成为冲锋队,一直由他领导,直到1934年他被希特勒处决为止。罗姆不仅给这个新党带来了大批退伍军人和自由团义勇军,成了该党初期的骨干,而且由于他是控制着巴伐利亚的陆军的一名军官,也为希特勒和他的运动取得了当局的保护,有时甚至是支持。没有这种帮助,希特勒要想煽动人民推翻共和国的运动,也许是永远不能够得到真正开展的。可以肯定,没有巴伐利亚政府和警察的容忍,他是不可能安然无事地采取他的恐怖和恫吓手段的。
狄特里希·埃卡特比希特勒大21岁,常常被称为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精神上的奠基人。他是一个机智的新闻记者,同时又是个平庸的诗人和剧作家。他翻译过易卜生的《派尔·金特》(《PeerGent》),写过一些从未上演过的剧本。在柏林,他曾经像希特勒在维也纳一样,过了一阵子波希米亚式的流浪生活,成了一个酒鬼,吸过吗啡,据海登的材料,还进过精神病院,在那里,他才总算能把自己的剧本上演,让病人来当演员。他在战争结束时回到故乡巴伐利亚,在慕尼黑的艺术家荟集的施瓦勃林区的勃伦纳赛尔酒馆里,在一群钦慕者前面,宣传亚利安人的优越性,主张消灭犹太人,推翻柏林的“猪猡”我们需要一个头子,”当时在慕尼黑工作的新闻记者海登引述埃卡特1919年对勃伦纳赛尔酒馆的常客作的演讲说,“他要能够吃得消机枪的声音。群众是需要吓一吓的。我们不能用军官,因为大家现在不再尊重他们了。最好是一个能说会道的工人…他不需要什么脑筋他必须是个单身汉,这样我们就能吸引妇女。
”这个酗酒的诗人*在阿道夫·希特勒身上发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人。难道还有比这更自然的事情吗?他在德国工人党内成了这个新起的年轻人的亲密顾问,借书给他阅读,帮助他提高他的德文一一文字的和口头的—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广大朋友,其中不仅有愿意出钱捐助该党经费和维持希特勒生活的阔佬,而且有像鲁道夫·赫斯和阿尔弗雷德·罗森堡这样的未来助手。希特勒对埃卡特的仰慕之情一直没有减退过,《我的奋斗》中最后一句话就是表示对这位古怪的导师的感激:他是—希特勒在该书的结尾中说—“最优秀的人,在他的著作中,在他的思想中,最后在他的行动中,一生致力于唤起我国人民”。
创建国家社会党的人就是这么一批无奇不有的失常的怪物,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是在开始形成一个在13年内将席卷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而且为德国建立第三帝国的运动。思想混乱的锁匠德莱克斯勒提供了一个核心,酗酒的诗人埃卡特提供了一部分“精神上的”基础,经济学怪人弗德尔提供了可以算是意识形态的东西,有相公癖的罗姆提供了陆军和退伍军人的支持,至于将这个原来不过是酒馆小房间里的辩论会的组织建设成为一个势力大的政党,这项工作的领导责任现在就落在这个年纪不满31岁以前完全默默无闻的流浪汉阿道夫·希特勒的身上了。
一群妄谈政治的疯狂人物就在这里云集了，很快，他们这个党将震惊世界。
第三帝国的思想及其渊源
但是除了历史以外,希特勒还从哪里得到思想上的启发呢?他在德国内外的反对者不是太忙,就是太笨,没有在尚不太晚的时候注意到这一点,但是他却像许多德国人一样,兼收并蓄地汲取了19世纪德国思想家各种各样不负责任和狂妄自大的思想。这些乱七八糟的思想,希特勒都是从阿尔弗雷德·罗森堡这样糊涂的冒牌哲学家或者他那醉釀釀的诗人朋友狄特里希·埃卡特那里拾来的牙慧,却以一个初入门者的满腔热情来奉为至宝。更糟糕的是,他决心要把这些思想付诸实行,只要一有机会。
我们前面已经谈到,萦绕在希特勒脑际的这些思想是些什么思想:对战争和征服的歌颂,极权主义国家的绝对权力;认为亚利安人即日耳曼人是主宰种族的信念,对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的仇视;对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蔑视。这些思想都不是希特勒独创之见一虽然实行这种思想的方式后来证明是他的独创。这些思想来自在希特勒出生前一个世纪内支配德国思想界的一批无奇不有的学问渊博然而头脑有失平衡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教育家。后来事实证明,这些思想不仅对德国人,而且对很大一部分人类也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1807年,普鲁士在耶拿屈辱地被拿破仑击败以后,约翰·戈特利勃·菲希特开始在他担任哲学教授职位的柏林大学的讲坛上发表他著名的《告日耳曼民族书》。这些演讲深深地激动了和鼓舞了个陷于四分五裂的战败国家的人民,它们的响亮回声即使到了第三帝国时代仍旧隐约可闻。对于一个战败国的意气沮丧的人民来说,菲希特的教导是一种醉人的烈酒。在他看来,拉丁民族—特别是法国人一和犹太人都是腐朽种族。只有日耳曼人才有中兴的可能。他们的语言是最纯洁的,最与众不同的。只有在他们的影响下,历史才能展开一个新的纪元。这个新纪元将反映宇宙的法则。它将由一批为数不多的社会精华来领导,他们没有任何“个人”性质的道德观念的约東。这些思想就是我们上面已经看到的希特勒写在他的《我的奋斗》中的一部分思想
菲希特1814年逝世后,他在柏林大学的讲座由格奥尔格·威廉·弗雷德里希·黑格尔继任。黑格尔是一个思想敏锐、观察深刻的人,他的辩证法启发了马克思和列宁,因此对共产主义思想的确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把国家颂扬为人类生活中至高无上的主宰的思想,为俾斯麦的第二帝国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国铺平了道路。在黑格尔看来,国家就是一切,或者几乎就是一切。他认为国家是“世界精神”的最高表现;它是“道德的宇宙”;它是“伦理概念……伦理思想……认识和思维本身的体现”;国家“对个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个人的至高无上的责任是做国家的一分子……因为世界精神的权利是超越一切个人特殊权利的那么个人在世界上的幸福在哪里呢?黑格尔答复说,“世界历史不是幸福的帝国。幸福的时期,”他宣称,“是历史上空白的篇页,因为这些时期是和谐一致、没有冲突的时期”。战争是最伟大的纯洁剂。在黑格尔看来,它有益于“为长期和平所腐化的各国人民的伦理健康,正如刮风使海洋去除长期平静所造成的污秽一样”。
任何传统的道德和伦理观念都不得影响至高无上的国家或领导国家的“英雄”。“世界历史占有一个更高的地位……不相干的道德要求绝不能与世界性历史性的功业及其实现发生冲突。绝不能以喃喃连祷的那些个人品德、一谦虚、仁爱、宽容—来反对它们这样强大的一种形式〔国家〕必须践踏许多无辜的花草一压碎它的前进道路上的许多东西。”
把尼来当作纳粹世界观的创始者之一是不无理由的。这个哲学家不是曾经用尽其精辟的警句格言,来大力反对民主和议会制度、宣传权力的意志、赞美战争、宣布主宰种族和超人的来临吗?几乎在任何想象得到的问题上,一个纳粹党人都可以得意地引用他的话,而且事实也确实如此关于基督教义:“是最大的不幸,是最重大的根本错误…我称它为人类无法洗雪的污点……这种基督教义不过是社会主义者的典型说教。”关于国家、权力和人类的丛林世界:“社会一向认为美德不过是取得力量、权力和秩序的手段。国家(是)有组织的不道德……(是)打仗、征服、报复的意志……社会无权仅仅为其本身的缘故而存在,它只能充当下层建筑和脚手架,为让精选的种族得以借之上升,担负更高的责任…所谓生活权利、工作权利、幸福权利这种东西是根本没有的:在这一方面,人类同最低贱的蛆虫没有区别。”他颂扬超人是肉食猛兽,“杰出的金发碧眼野兽,虎视眈眈地等待扑向猎获物和胜利。
那么战争呢?在这个问题上,尼采采取了19世纪大多数其他德国思想家的观点这位哲学家用旧约那种宏亮的语言来写作《琐罗亚斯德如是说》。他在书里面喊道:“你们爱和平应以它作为新战争的手段,爱短期和平应胜过长期和平。我劝告你们不要工作,要去作战。我劝告你们不要和平,而要胜利。你们说,和平是甚至使战争也变成神圣的事业?我对你们说:只有战争才使一切事业变成神圣。战争与勇气所做出的丰功伟绩,大大超过慈悲。”
最后,尼采还预言未来的社会精华人物将统治世界,超人将由此产生。在《权力的意志》(《 The Will to Power》)一书中,他宣称,“一个大胆的统治者种族正在加强自己……目的应该是为在智力和意志方面天赋最厚的一种特别强壮的人准备根据新的原则估计价值标准。这种人和他周围的精华人物应该成为地球的主人”
德国最有独创之见的一位思想家的这种狂言大语,在希特勒的混乱的头脑中一定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总而言之,他把这些狂言大语—不仅是这种思想,而且连这位哲学家的过分夸张的癖好,甚至他的措辞都据为己有。“地球的主人”是《我的奋斗》中常见的话。希特勒最后认为自己就是尼采所预言的超人,这点是无可怀疑的
“凡是要想了解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的人必须了解瓦格纳希特勒常常这么说。*这可能是基于对这位伟大的作曲家的某种误解,因为,虽然理查德·瓦格纳像希特勒一样对犹太人怀有一种疯狂的仇恨,深信他们要用金钱来统治全世界,虽然他蔑视议会制度、民主主义、资产阶级的追求物质利益和庸俗习气,他也热刻地希望德国人能够“以他们特殊的天赋”,“成为世界的改造者,而不是统治者”
不过,促成产生现代德国的神话,使得现代德国有了一种日耳曼式世界观,以致希特勒和纳粹党不无理由把它接过来据为己有的,不是瓦格纳的政治著作,而是他的伟大的歌剧,这些歌剧生动地再现了日耳曼人的远古世界,它那英雄式的神话,它那战争的神祗和勇士,它那恶魔和巨龙,它那流血格斗和原始的部族礼法,它那宿命观念,它那以爱情与生命为光荣、以死亡为高贵的观念。
齐格菲和克里姆希尔德、勃隆希尔德和哈根都是许多现代德國人喜欢引以自喻的古代神话中的男女英雄人物。就是同他们起,同这个野蛮的、多神的尼伯龙根人的世界一起,一个尔虞我诈、暴力横行、血流成河,最后以Gotterdammerung(诸神的末日)告终的非理性的、英雄式的、神秘主义的世界,在沃旦历经盛衰之后纵火焚烧瓦拉拉时,在一场自我毁灭的狂乱中化为烈焰,同归于尽。这种毁灭,一直使德国人的心灵着迷,一直使他们在精神上满足了某种渴望。这些英雄人物,这个原始的巨人的世界,用梅尔的话来说,一直活在“人民的心灵中”。在这种德国人的心灵中,我们可以感觉到文明的精神与尼伯龙根人的精神的斗争,而在本书所涉的时期里,后者的精神似乎占了上风。1945年,希特勒企图与沃旦媲美,一手造成了德国的毁灭,想使德国同他一起在场大火中化为烈焰,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再者就是希特勒的种族理论。希特勒宣称,“一个人民的国家的最高目标是,努力保持那些产生文化和创造高级人类的美与尊严的原来种族成分。这又引起他大谈优生学：人民的国家……必须把种族放在一切生活的中心。它必须注意保持其纯洁…它必须努力做到,只有健康的人才能生儿育女;只有一种可耻的事情自已有病有缺陷还要生育;只有一种最高的荣誉:避免这样做。反过来,不给国家生养健康子女,必须认为是不可宽恕的。在这一点上,人民的国家必须充当千秋事业的监护人,在这种事业面前,个人不能有自己的愿望和自私心,而只有绝对服从……因此,一个人民的国家必须一开始就把婚配的水平提高,使它脱离原来那种不断损害种族纯洁性的水平,而使它具有一种制度的神圣性,必须复制上帝的形象而不是复制人和猿之间的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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