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伯父，是浦江县檀溪镇平湖村“醉月园”中重要人物。鉴于平时，常有朋友来向伯父求证土改时期的故人或故事；这里我特收录了伯父土改时期工作、生活二三事，以飨读者。行文，以伯父为第一人称。欢迎大家，就有关“醉月园”人物、事件等，发表自己的看法或提供线索。
浦江县檀溪镇平湖村“醉月园”内天井
全国解放时，我十六岁，在村里协助驻村干部组织农会儿童团，不久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次年十月被选拔参加区土改工作队。队长叫徐明，是一位高个子的未婚青年，复旦大学毕业，又当过新四军，有知识，有经验，他是我的第一个上级。因为我没带“被头”,他让我与他同睡一张床。我也不懂事，一切听他安排。他对我像小弟弟一样照顾。
土改分三期，第一期在中余乡中余村试点，我跟着大家一户户登记填表，整个村无地主富农，群众发动也不充分,后被称为和平士改，到第二期还专门留人补课。第二期我被分配到佛堂乡，负责一个小山村。这个村也无地主，但一个保长与士匪有勾结，有命案，潜逃在外；后虽被捕，但当时村里有不安全的紧张空气。徐明特地从区里要来一支步枪，交给我，并教我怎么使用。他还关照村里民兵组织保护我，这一点我事先并不知道。有一天，晚上会议结束较迟,深夜回乡政府，要走五六里山路,农会干部要派民兵护送，被我拒绝了。我一手照手电，一手提着枪，匆匆上路。走出村子不远,路一边是山,另一边是小溪,溪那边也是山。转过一山坡,穿过一空旷田地，又走到山边。山上树木茂盛,有坟头,有山鸡与野猫的叫声。我嘴上说不怕，心里却虚。于是把手电放进包里,将子弹上了膛，双手托着步枪,踏着微弱的月光，慢慢往前走。如听见树丛里有响动,我连忙瞄准目标，并大声呼喊:“谁?”我从来没有打过枪,此刻也不想打。我这完全是为了壮壮胆而已。这样，紧张地走到乡政府，才舒了一口气，不料发现背后跟过来两位民兵。我质问他们,他们笑笑说他们是执行任务。
第二天,我就这事去向徐明检讨,他说:“不必。你进去才几天群众就被发动起来了，农会干部说‘小陈都不怕土匪,我们更不应怕’，他们说要向你学习呢!”我说:“工作才开头,就这么照顾我?”他说:“保证每个队员的安全,这是组织的要求,所以你走夜路由民兵护送就不要拒绝了。我们做好工作,就是对农民兄弟的最好的感谢!”
士改第三期我负责平湖乡的湖山村，乡政府所在地不在平湖村(我家所在)，而在寺前村（现在是檀溪镇政府所在地）。寺前、平湖与湖山，间隔着壶源江，三个村成三角形,间距都在五里左右。湖山村背后靠山，三面是平原水田，被壶源江(也叫溪)半包围着。这村百多户人家，从地主、富农到贫、雇农，各阶层都有，情况比前两期复杂的多。我真正的士改生活，就是在这里经历的。
我依靠农会干部，排贫、雇农积极分子，办学习班，选择苦大仇深的贫、雇农，开诉苦大会，控诉姓赵的地主罪行。
两个人上台诉苦，一个是姓陈的佃农，因天灾收成不好，交不足租粮，地主收回租地，被迫外出讨饭；另一个是姓周的贫农，受高利贷欺压的，竟把女儿许给地主作小老婆，女儿不从，逃到十里路外的外婆家两年多，现在才回来。但，他们的发言平平淡淡，激不起阶级仇恨，诉苦大会失败。
我和农会干部分析原因，大家都说他们是介绍情况，不是诉苦，没有把地主的可恨之处如实说出来,我问这是为什么?
大家沉默不语。好一回,有人问我:“陈同志,土改结束后，地主会不会来要还土地,会不会倒算帐?”我反问道:“您说呢?”他说:“我也没准数。”弄了半天他们是怕地主变天。
病根找到了，但原因的原因是我粗心，工作未做到家。
于是,我一面组织骨干重新学习，重点解决怕地主变天思想，一面深人到那两户贫雇农家，耐心交谈，了解真实情况。
当他们的种种疑虑被解除后，郁积心头的苦水便突涌而出。原来那姓陈的女儿长得漂亮，姓赵的地主欲娶她作小老婆，姓陈的不依。姓赵的故意选在春耕前，近落秧时，突然取消租约。姓陈的苦苦哀求，要解约，至少也要到秋后。但姓赵的不答应，姓陈的便跪在地上，乞求给一口饭吃。姓赵的竟说，这败了他的祖德家风，让狗腿子拖出门外。那姓周的原是为老婆治病，告贷无门，才求到姓赵的地主家。当时，那姓赵的非常客气和慷慨，满口答应:“看在你小女身上，我借给你，给别人是月息五分，给你只三分,三个月一结,这是通例。”姓周的借钱心切，千恩万谢地走了，有什么后果竟全然不知。当时，他小女才十四岁,地主算计，两年后这笔债利滚利要涨至近三倍，到时候你姓周的还不了,不同意拿女儿抵债都不行。这就是地主老财的狼心狗肺。
同样两个人，第二次诉苦大会发言完全不一样，他们一上来就声泪俱下，句句像利剑刺向地主老财。大会在祠堂里召开，戏台上悬挂一盏汽油灯，台中间一张桌子，坐着两位农会干部，一主持，一喊口号，那姓赵的地主立在旁,低着头，两手微微发抖,他大概也想不到会有这种场面。
发言人一个接一个,问题越揭越多,情绪越来越激昂。被压迫阶级的血海深仇，一旦被泄放出来，什么力量都无法阻挡。
我站在台下静静地观察。群众发动起来了，我心里很高兴，一边在思考下一步的工作。
但意外事情突然发生了，有人高喊“也让姓赵的去尝尝讨饭的滋味!"随即一片叫好声。喊话人是民兵头头,我觉得苗头不对，马上去找农会干部商量。他们竟不接受我的劝告，却支持民兵们高举着火把,押着姓赵的地主，回去去抄姓赵的家，声言要将他家男女老少全部扫地出门。
我无奈，迅速跑到寺前去向徐明报告，徐刚睡下被我叫起。我喘着气说大事不好，他说不要急,坐下慢慢说。听我说完，他说:“看来这事在大会前他们已策划好,您一点没察觉?”我说:“没有。不过经您这一指点，想想可能是的，一定是的。”他说:“好，我们现在就走。”
在路上,他跟我讲了一篇大道理。群众运动有两个倾向，一个是“左”，一个是右。运动初期，右了群众发动不起来，所以要防右；群众发动起来后,容易偏“左”，所以要防“左”。不过，讲讲容易，做起来很难。其实,这些道理我已听过多次,但今天听来特感亲切。
赶回湖山时，姓赵的地主一家已被赶出家门,大门已封,财物未动。我立即通知农会干部和民兵队长来开会,会上我先表态,今天发生的事我有责任,现在请徐队长讲话。徐明说，要讲责任不是别人，而是他没有把可能出现的问题和防范的措施讲清楚。接着,他讲我们打倒地主是消灭地主阶级,不是消灭地主分子；有血债的当然要法办，一般的地主分子，还是要给出路,让他们在劳动中改过自新,重新做人。他说:“这是共产党的主张,是毛主席的主张,你们赞不赞成?”那位农会主席说:“那当然拥护!说实话，陈同志也这样讲的，只是我们感情上过不去，太便宜了地主老财。这次事情是在第二次学习结束时就筹划的，怕陈同志阻止，所以瞒着他，请徐队长不要责怪他。”
徐明笑笑说:“你们的情绪我理解，但情感不能代替党的政策。你们前段运动搞得很好，出点差错是难免的，但知错要改。你们今天的错误能不能当天改正?如能在天亮前改过来，就不算错误好不好?”大家笑着说。“好。”于是他又分吩咐：“你们在天亮前去把姚赵的一家找回来，你们不必去道歉，你们就说:我们请示了，上级领导说共产党的政策是要改造你们，要你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大家说:“好。”
一起原以为难以收拾的危机就这样轻松地解决了。
这里我还想讲一下我家邻舍的一个地主家的情况。这地主本人年纪已大,且耳聋,八字胡子，抽水烟,平时不干事,对上祭祖或过什么节，就请他来讲“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之类的道理，颇得村民好评。他有两个儿子，老大叫陈增希,他参加劳动,他的老婆是我姑姑的女儿,我叫表姐,老二叫陈楫希，比我小一岁，我们从小就一起游玩一起读书，是好朋友。他们家有个长工，实际是管家，一切农务安排井井有条,且与主人同桌吃饭。土改工作队找他谈，要他起来诉苦,他说没有苦,他现在的生活比自己家好得多，气得工作队同志骂他是“地主狗腿子”，说要将他与地主一起批斗，他们来征求我意见。
我说按土改政策这家庭是地主,但地主分子只一人,其他人不是。这个地主有点特殊,无论地主本人还是长工即你们说的“狗腿子”都没有民愤，佃农欠租有,但没有逼缴，也没利滚利的盘剥。他家财力有限，他们原来的住房被日本鬼子烧了,到现在只复建了两间半，一大块屋基还空着。最后,我说我们是亲戚又是朋友,我的看法可能不妥,仅供参考。后来他们调查证明,我讲的基本属实。所以士改对他们除减少土地外，没有发生不应有的伤害。当然,楫希作为地主的子弟，不可能像我一样出来工作,那是另外的问题。
土改是一场阶级斗争，可当时的工作环境还是求实的，并没有像后来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和“文革”那样，非我即敌，无限上纲上线。那时的同志关系亲密无间,有啥说啥，有意见当面说，不转弯抹角，不同意可反批评，说过就算，不积私怨，因为大家都是为了革命工作。
经过士改,我至少明白了三点:第一,说实话,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不是看别人颜色说话,更不是为了个人目的而乱说；第二，做实事,态度认真,不浮不躁，一步一个脚印，力求把工作做到家,使主观符合客观，防止出错；第三，自已错误应勇于承担责任,别人错误若与己有关,也应主动承担责任，以从严律己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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