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飏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他最后被灭三族主要是因为政治上站错了队，他站在曹爽一边，结局也是注定了的。
在《魏略》中记载：“邓飏字玄茂，邓禹后也。少得士名于京师。明帝时为尚书郎，除洛阳令，坐事免，拜中郎，又入兼中书郎。初，飏与李胜等为浮华友，及在中书，浮华事发，被斥出，遂不复用。”
没想到的是，明帝驾崩后，小皇帝曹芳即位，大将军曹爽和太尉司马懿共同辅政，邓飏被任命为颍川太守，不久转大将军长史，迁侍中、尚书。简单来说，邓飏成了曹爽的党羽。
当时，曹爽权倾朝野，他的党羽有：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等人。其中何晏、邓飏、丁谧等合称台中“三狗”，时人骂何、邓、丁为“台中三狗”，有“二狗崖柴不可当，一狗凭默作狙囊”之语。他们动不动就弹劾别人，很多人因此遭殃。“飏为人好货，前在内职，许臧艾授以显官，艾以父妾与飏，故京师为之语曰：‘以官易妇邓玄茂。’每所荐达，多如此比。”包括把郭太后软禁起来，也是他们的主意。因此，司马懿特别痛恨他们。“奏使郭太后出居别宫，及遣乐安王使北诣邺，又遣文钦令还淮南，皆谧之计。司马宣王由是特深恨之。”
邓飏
邓飏还在正始五年（244年），怂恿曹爽伐蜀，司马懿劝谏曹爽不听，执意前去。结果大败而归。“飏等欲令爽立威名于天下，劝使伐蜀，爽从其言，宣王止之不能禁。正始五年，爽乃西至长安，大发卒六七万人，从骆谷入。是时，关中及氐、羌转输不能供，牛马骡驴多死，民夷号泣道路。入谷行数百里，贼因山为固，兵不得进。爽参军杨伟为爽陈形势，宜急还，不然将败。爽不悦，乃引军还。”
正始十年（249年）初高平陵之变发生。“十年正月，车驾朝高平陵，爽兄弟皆从。宣王部勒兵马，先据武库，遂出屯洛水浮桥。奏爽曰：‘臣昔从辽东还，先帝诏陛下、秦王及臣升御床，把臣臂，深以后事为念。臣言“二祖亦属臣以后事，此自陛下所见，无所忧苦；万一有不如意，臣当以死奉明诏”。黄门令董箕等，才人侍疾者，皆所闻知。今大将军爽背弃顾命，败乱国典，内则僭拟，外专威权；破坏诸营，尽据禁兵，群官要职，皆置所亲；殿中宿卫，历世旧人皆复斥出，欲置新人以树私计；根据槃互，纵恣日甚。外既如此，又以黄门张当为都监，专共交关，看察至尊，侯伺神器，离间二宫，伤害骨肉。天下汹汹，人怀危惧，陛下但为寄坐，岂得久安！此非先帝诏陛下及臣升御床之本意也。臣虽朽迈，敢忘枉言？昔赵高极意，秦氏以灭；吕、霍早断，汉祚永世。此乃陛下之大鉴，臣受命之时也。太尉臣济、尚书令臣孚等，皆以爽为有无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卫，奏永宁宫。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臣辄敕主者及黄门令罢爽、羲、训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车驾；敢有稽留，便以军法从事。臣辄力疾，将兵屯洛水浮桥，伺察非常。’爽得宣王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为。大司农沛国桓范闻兵起，不应太后召，矫诏开平昌门，拔取剑戟，略将门候，南奔爽。宣王知，曰：‘范画策，爽必不能用范计。’范说爽使车驾幸许昌，招外兵。爽兄弟犹豫未决，范重谓羲曰：‘当今日，卿门户求贫贱复可得乎？且匹夫持质一人，尚欲望活，今卿与天子相随，令于天下，谁敢不应者？’羲犹不能纳。侍中许允、尚书陈泰说爽，使早自归罪。爽于是遣允、泰诣宣王，归罪请死，乃通宣王奏事。”司马懿逮捕黄门张当，因为这个太监张当将先帝曹叡的才人张、何等私下弄出宫送给曹爽玩弄。于是，张当被严刑拷打，“遂免爽兄弟，以侯还第。初，张当私以所择才人张、何等与爽。疑其有奸，收当治罪。当陈爽与晏等阴谋反逆，并先习兵，须三月中欲发，于是收晏等下狱。会公卿朝臣廷议，以为‘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将而必诛”。爽以支属，世蒙殊宠，亲受先帝握手遗诏，讬以天下，而包藏祸心，蔑弃顾命，乃与晏、飏及当等谋图神器，范党同罪人，皆为大逆不道’。于是收爽、羲、训、晏、飏、谧、轨、胜、范、当等，皆伏诛，夷三族。”
总而言之，邓飏就是因为“谋反罪”被夷灭三族，当然了，真正原因是他站错了队，站在了曹爽那一边。本身邓飏已经被魏明帝曹叡遗弃、禁用，却被曹爽拿来用为亲信，已经属于万幸，但他不知道明哲保身，自取其祸，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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