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是现代国家的先决条件，在逻辑上宪法先于现代国家。
宪法定义了现代的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让他们得体共处。
近代中国人按照现代个人和国家的标准来构建国家，就迎来了中国宪法的格林威治时刻。
民主的好坏不是看直接参与人的多少，而是要看最终是不是符合政治的根本目的。
全民参与政治不但成本高得无法负担，而且有违现代社会的分工原则，在现代社会政治已经成为了一个高度专业的领域，代议制是各国必然的选择。
在代议制的框架里，公民在投票完毕以后，转向以监督权力的方式来参与政治。
古希腊孕育了宪法的种子，根源在于古希腊人的生活方式，注重户外注重政治，古希腊人作为公民直接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宪法的本质是公民法，公民的理念是宪法的一个重要的来源。
古代中国和公民的对应的概念是百姓，古代中国以及其他古文明没有孕育出宪法，是因为缺少公民做的最重要的条件。
除了公民的生活方式，另一个来源是契约观念，这种观念在宪法史上最大的成果是大宪章。
借助官本位的选拔制度在封地上的强硬政策，古代中国解决了君主和贵族之间相互猜疑的问题，而因果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逐渐形成了贵族和君主会有义务互相制衡的局面。
英国贵族和君主之间的契约具有强大的约束力，谁也不敢轻易打破大宪章的签订，是这种契约的延续。
政党有两种竞争型和非竞争，分别代表部分人群和全体人民。
宪法的要求，但要发挥良好的作用，必须有成熟的文化和制度的保障。
王朝国家有两个根本性的大问题，一是没有办法保证君主意志有控制力，二是处理不好民众和国家之间的关系
宪法出现以后，有些国家转变成了现代国家，就把王朝国家的问题解决了，他们的国力增强，还影响到了其他国家和地区，随着现代国家的模式被推行到世界各地，所有国家都加入到同一赛道里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宪法定义了现代国家的格林威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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