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写“中产阶级”，注定是个严肃的话题。作为市井小民，本不该费这个心思、也没这个能力，来触碰如此宏观的话题。
奈何有些资讯最近几次三番地把我的思绪往这方面引。罢了，我就当吃饱了骂街来写，您就当是狗咬人来看吧。
一，当前社会存在严重的财富分配不公
近期一则新闻亮瞎了不少人的眼：复旦大学一位30年教龄的老教授，每月应发工资15000多元，实际到手的月工资8200多元！这2个数字是远低于人们对这个身份对应待遇的想像。难怪不时有报道高校教师在社会上兼职，有了这个事实，我们就完全能够理解和接受了。若换成我自己，在高校工作二三十年，工资收入一二十万，那要么兼职要么辞职，否则早不玩了。
扩招后的高校，收入巨大且稳定，还没有“消费者”对“产品”的挑剔，体制上彻底解决了供需关系，可以说是实在难得的“好生意”。既然如此，为什么教授的工资待遇上不去呢？无论从哪方面讲都行，有人出来解释一下吗？难道真的是“知识无价”、“奋斗无门”了？
再看一例。4月份热播的反腐大剧《人民的名义》，留下一个话题：该剧共80多个演职人员，其中40来个老戏骨，他们的片酬竟然只花了4500万元！网上有消息称，其中陆毅一个人收了2000万元，其他演员平均70万元。时下那些光靠脸却又不要脸的“小鲜肉”来说，这片酬简直不值一提。所以，很多人都一边在痛骂“小鲜肉”贪得无厌厚颜无耻，一边对老戏骨们视金钱如粪土、高风亮节的精神唏嘘不已。
我找度娘查了一下“人民的名义拍了多久”，答案是2016年2月10日至6月1日。拍完过的儿童节。
没学过高数的文科狗默默算了一下：不到4个月，人均赚了70万大洋！这他娘的比打劫的不差呀，还名利双收，立了贞节牌坊！
再引申一下：这40来个老戏骨在这部主旋律作品中体现了重义轻利高风亮节，那么以前在其他作品中的片酬如何呢？这次“成名成家”后是不是又要以天价片酬去接新片呢？如果不提价，其他演员的片酬不下来，对他们不公。如果提价，他们这次表现该不该获得表扬呢？这么二难的选择，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说明演艺圈娱乐圈已经成为收入特权圈子了？怎么变成这样的？谁允许的？谁该对此负责呢？
一个国家、社会，能靠娱乐圈和追星族来支撑吗？他们能成为国家的脊梁吗？即使是娱乐业高度发达、具备明显比较优势的韩国、美国，这一产业在其国内也不构成核心竞争力，不能像我国一样占据那么多的“政协”、“人大”席位，占据那么多的媒体资源，享有那么多的话语权。
谁才是国家之倚重、社会之希望？哪些人才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石？
这个问题的答案，用时下不明觉厉的一个词，可以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基石。能否形成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实现高品质民主的前提条件。中二代，是世界各发达国家高科技人才的主要来源（中一代，大多为自身的发展而错过了创新年龄；富二代，大多只图享受而缺乏进取心）。
可悲的现状是，很多不该成为中产阶级的群体提前进入甚至已经超越这个阶段进入了富裕、富豪阶级了，而很多本应该属于中产阶级的群体却因经济地位原因无法进入或很难进入中产阶级。这是全社会的悲剧，蕴含极大的战略风险。
二，有关“中产阶级”的表述
中产阶级（或中产阶层），是指人们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得到满足，且中等层次的“感情需求和尊重需求”也得到了较好满足，但不到追求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求”的阶级（或阶层）。由于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且大部分人的财富是以家庭为单元拥有的，所以中产阶级主要由“中产家庭”组成。
中产阶级，大多从事脑力劳动，或技术基础的体力劳动，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追求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一般也拥有一定的管理权和支配权。同时，他们大多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换言之，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上看，他们均居于现阶段社会的中间水平。
有关这个概念的具体表述有很多，鄙人比较认同、且表述比较全面的一个说法是：中产阶级具备以下特点：月收入4.5万、年收入在50以上；除了稳定的收入，还要有百万级的资产；除了票子还要有房子和车子；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或者较高的社会地位；追求健康，注重运动；旅游、购物、娱乐一个不能少；不失格调的生活品质；有道德、有礼仪、有素质；拥有良好的生活品味；重视精神上的追求。
三，按正常逻辑，谁能成为“有产阶级”？
中产阶层的主要来源，应该是教育和能力发展正常的中产子女（二代或多代），部分接受了良好教育并有较强职业能力的“贫二代”，以及少数“返贫”的“富二代”。
中产阶层发展的主要障碍，可能包括但不限于落后保守的社会制度，阻碍了贫困阶层子女的上升通道，使社会阶层固化。
“中产阶级”的评判标准，包括了经济收入、教育背景、社会地位，还需要具备个人素养、情怀、品味、精神追求等。但如今社会上，只要有了经济地位上的优势，马太效应就发生作用，让这些人的教育背景、社会地位、生活品质、精神追求都后来居上。马恩理论在中国有了变种：经济地位决定上层建筑，变成了经济地位决定一切。
如此，由于体制、制度性缺陷，很多中高级教育、科研、技术人才以及第一产业中的人才直接因为经济收入指标达不到，而直接无缘“中产阶级”。而一些演艺、体育、炒股、炒房、走私等本应边缘的人群却在特殊时期实现了经济地位上升，再通过各种便捷渠道获得了高层次的教育和社会地位甚至政治地位，成为“中产阶级”甚至“特权阶级”。
更可怕的现实是，寒门难出贵子，经济地位处于劣势的个人奋斗难以改变个人和家庭命运，社会阶层日趋固化，社会危机潜伏。
四，谁在打劫社会中坚力量？
有幸挤进了“中产阶级”，是否万事大吉呢？也不尽然。“焦虑”成为很多人的心理疾病。
举例来看。假设夫妻都是事业单位职工，家庭年收入大概20万左右。若购置了2套房产，又生了二胎。那么每个月还贷约9000元，还要负担一个小孩上小学的学费补课费，还有二娃的奶粉钱，加上一家人正常的生活开支，估计余额也所剩无几。
中产阶级表面上往往有不错的收入，有房有车，有不错的生活，但体面的生活需要不菲的开支，扣除房贷、车贷、信用卡还款之后，月收入难有剩余。
其中开支的大项主要是房贷、下一代教育支出、健康医疗支持、车辆支出。各个城市的房价就不在此讨论了，这个“人民公敌”是打劫社会财富的首恶，但却一再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和鼓励，中央一时还奈何不了。这个土地财政又是怎么形成的？相信多数读者都有结论。
我要指出的是，包括房地产、教育、医疗、车辆交通方面的开支，有哪一项的受益方能是普通老百姓吗？这几个产业的发展，其利润都进了谁的腰包？总而言之：非富即贵！老百姓享受到的改革红利还是太少了。
总的来说，三个“焦虑”需要依靠改革来化解：一是社会财富的分配机制如何日趋公平合理？二是经济基础暂时不具优势的底层民众能否获得公平的上升通道？三是如何让普通民众分享改革红利，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无论是若干万亿投资，老百姓只能当个消费者，也有机会参与其中，成为财富的分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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