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子路第十三》10：孔子的目标意识
孔子说：“假如有人用我主持国家政事，一年之内就可以见到成效了，三年便能成效显著。”
孔子这话，很容易让人觉得肤浅。似乎更像是个少不更事、不知天高地厚的鲁莽小子的口吻。这个“苟”也就是假设表明，当时，是没有人真正重用孔子的。一个游走于列国之间，始终没有得到任何人重用的人，做这样的假设，非但让人怀疑他的学识，更让人怀疑他的品性。
由此可见，凭借有限的史料去判断一个人的学识和品性是鲁莽与荒谬的。
通读孔子留下，我们很难找到他少不更事、不知天高地厚的例证，也很少看到他夸夸其谈的时候。那么，孔子为什么留下了这么一段让人容易产生误解的文字呢？
可能的原因有两个：
一、文字编排的错漏
孔子时代，所读之书是“汗牛充栋”的简书，也就是用竹片或木片穿起来，刻画或写上文字的书。没有标点符号，没有封面设计那回事儿。据说孔子读《易》时，居然达到了韦编三绝的程度，也就是书读的多，读的久了，穿连逐渐的绳子都断了多次。
孔子留下的文字，在很长一段时期，也是以这种方式保存和传承的。很有可能“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这段话本来是和上下文在同一个段落里的，也就是孔子是在上下文的背景下如此讲的。
前面，孔子讲治理一个国家，应该循序渐进，主政者实行仁义之政，汇聚一定的人口基础，然后组织大家先富起来，然后在教化这个国家成为仁义之邦。然后，紧接着，老先生说了这段话。
如果联系上下文来看的话，这个“苟有用我者”的“我”所代指的便不是孔子本人，而是孔子所倡导的治国理念。
也就是说，孔子讲，用自己的治国理念来有条不紊的发展一个国家，一年可以见效，三年可以有大的改观。
孔子的自信不是对个人的盲目自信，而是对自己所研究发现的大道的道路自信，对自己所倡导的治国理念的理论自信。
二、特定背景下的不得已而言
司马迁的《史记》认为，当时有佛肸及公山不狃之召，孔子皆欲往，门人疑之，在这一背景下，孔子有了这一番辩白之辞。或者这段话是为卫灵公不能用而发。
关于佛肸及公山不狃之召的史料，大多真伪难辨。但这些史料都共性的表明这两个人都是很难有大的作为的政治势力。这两个人欲重用孔子时，是遭到孔子身边先进弟子的强烈反对的。
在这种情况下，孔子讲“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意思是说，我的治理理念即便是用在这样的地方，也是会产生效果的。认真研究孔子前面对冉有和樊迟所讲的话，我们会发现那是一个完整的良性循环。也就是说，从主政者的仁义施政，到教化民众共建仁义之邦，是一个完整的循环。即便是佛肸及公山不狃这样的政治势力，如果引入了这种良性循环机制，也会一年见效，三年有成的。
关于卫灵公不能重用孔子这件事儿，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中这样记载：卫灵公闻孔子来，喜，郊迎。问曰：“蒲可伐乎？”对曰：“可。”灵公曰：“吾大夫以为不可。今蒲，卫之所以待晋楚也，以卫伐之，无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妇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过四五人。”灵公曰：“善。”然不伐。灵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叹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
这段文字，应当是孔子之后几百年司马迁读史料的个人见解，只能当做是今天我们认识孔子的一则间接史料。
如果司马迁的判断无误，那么这段话与其说是孔子在夸海口，不如说是孔子对卫国之政的一种失望，对自己前途的一种感慨。你卫灵公也咨询我当如何治国了，也认同我所说的话，只是不去做。要知道，用我的治国理念去治国，短短一年便可以看到效果，三年便能有所成就的。为什么就不能去做呢？
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是有着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意识的。老人家讲“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在春秋末年，尚武侍力的时代，执政者都恨不得自己的政治策略能立竿见影。在这种背景下，老人家所倡导仁义之治似乎也得有一种目标意识。
一年为期，三年有成，也算是老先生对时势的妥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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