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却客观规律,世界上似乎找不到一个可以奉行无误的真理。
从日常的衣食住行,行住坐卧来看,每一件事物,过分的多或少都会导致坏的结果。太多叫太过,太少叫不及。衣服穿的太过会热,不及会冷。食物的多少冷热咸淡等,都有其自身的太过与不及。
所谓真理,就是在太过与不及之间,找到一个恰到好处的平衡点。万事万物把握住了这个平衡点,就万事大吉,吉祥如意。把握不住,即使是以普遍认为的正确或善良的方式做事,也会导致一个坏的结果。
比如父母对孩子的宠爱,太过成为溺爱,不及产生冷淡。在溺爱与冷淡中开出的花朵,有很大几率会结出畸形的果实。又如朋友间信任的尺度,太过考验人性,于人于己都不好。不及则显得自私冷漠,难免孤独,难免形单影只。
古代有一本书叫《反经》,书中作者反对仁义礼乐、名法刑赏。他认为,仁义礼乐,名法刑赏,有好处,也有坏处,只是适用于一时,适用于某种情况的一种方法而已。每种都可以用,但不可一味推崇,导致太过而产生流弊。
如对仁,他说“故仁者,所以博施于物,亦所以生偏私。”仁爱能使人心量扩大,爱护,帮助一切。但也因为爱护太过,有时候会产生私心。如任人唯亲,区别对待。或结党营私,蝇营狗苟。
对义,他说:“义者,所以立节行,亦所以成华伪。”忠义之士,可以成为一国一世的表率,但也会被沽名钓誉之徒,借以彩饰自身。如魏晋的九品中正制,把人才分为九品,推选有道德,有学问的人成为官员。但因为话语权都掌握在豪门士族的手中,所以导致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结果。这即是一种华伪。
礼者,所以行敬谨,亦所以生惰慢。
乐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
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
法者,所以齐众异,亦所以生乖分。
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凌暴。
赏者,所以劝忠能,亦所以生鄙争。
不惟仁义礼乐、名法刑赏,每一个决断,每一种信念或行为,都有其某事某刻某地的利与弊。人终其一生的学习,学习的就是人与人如何恰到好处的相处,人与社会如何恰到好处的相处,人与自然如何恰到好处的相处。
真理在人事的范畴,不是某个具体的理论,而是在某种情况下,如何恰到好处的把握住合适的尺度。也许在这种情况下十分合适的某种处置,换一种情况,就不合适了。
把握住这个恰到好处的尺度,需要大量的学习,大量的知识。如一名酒店主厨,和家庭主妇,还有一个不会做饭的人,他们对食物处理尺度的把握,肯定是有高下之分的。同样,在运动领域,职业运动员,半职业运动员,和不爱运动的人,对这项运动,以及对自身的掌控能力,一定是有不同的。
西方对神的形容是全知全能。我想,正是因为其全知,方可全能。
在中国传统文化,把这种恰到好处称为中庸、中道、允执厥中。中庸不是庸庸碌碌和稀泥的老好人,是对事物恰到好处的处理。程颐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 朱熹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
在东方文化,有一个道的概念。这是对万物本源,宇宙真理的一个假设形容,如数学上的虚数i。老子的假设过程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
和一般认为的,专家只在其专注领域有深入了解不同。古人认为,如果能证悟到这个假设的道的境界,人会对所有学术触类旁通,成为一个代表真理的圣人。
所谓茶道、花道、香道、剑道,乃至更加干脆直接的修道之人,追寻的就是契入这种道的境界,获得一些超凡的体验与感触。以此在自身技能上登峰造极,甚或更进一步,如儒家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将之扩充出去,以使天下太平。
这种证悟了道的人,对恰到好处的真理,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勉强形容,就像做惯了菜的家庭主妇对油盐酱醋的把握。没有按着菜谱,随手一放,不思而得,就是一道好菜。
当然,这只是一个美好的假设概念。人人都在追寻,成功者却只能在传说故事里见到。普通人的生活,还是需要以理智的头脑与充沛的学识,做出最符合当下的决定。
这种决定,才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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