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80年的夏天来到那个叫做望海寺的海滨小镇。当时的情景只剩下一些记忆的碎片。我们捻转坐了几趟火车,很多时候迷迷糊糊,只记得车厢里挤着很多人,横七竖八的靠在巨大的包袱上昏睡。终于在一个夜里到达了锦西站,印象中只有昏暗的站台,和站台上几点冷冷的水银灯。我背着一个小水壶,搬着一个小板凳--那是我唯一搬得动的东西。站台上空无一人,爸爸妈妈姐姐他们好像是有什么事情,留我一个人在那里看守一大堆行李。多年后我跟人讲起这段经历,作为曾经的一个充满安全感的社会的例证,却总是被质疑。原因很简单,那一年我3岁,人们怎么可能相信一个三岁孩子的记忆?但那一幕景象是如此的清晰,以至于这么多年过去,那冷冷的水银灯光都不曾微微泛黄。
初到望海寺我们一家住在文化宫广场旁边的招待所,楼下是饭店,早上人们排队买豆浆油条。那油条放了很多碱,黄黄的,很多时候黏在一起,一点都不蓬松。关于那段时间有两个画面非常清晰,一个是我午睡醒来,妈妈正坐在床边和某个阿姨聊天。我盯着床边,墙上白灰落了一大片,脱落处不知谁用彩色粉笔画了些什么。午后的阳光斑驳的洒在那面墙上,画面定格在我幼小的记忆里。另一个是二姐从楼层的公共厕所跑回来,惊恐的报告黄黄的粪便溢出了便池。写下这段文字时,二姐夸张的表情又浮现在眼前,历历如昨。
后来我们就搬到了3-14,在四楼。印象中四楼很高,门口是一个很大的垃圾箱,垃圾是从各层楼道里一个小门中抛下。按理说门口就是垃圾箱应该很脏,但我童年的记忆里却从没有脏乱与异味。14年春节我回望海寺,专程故地重游。一瞬间我感觉时间仿佛凝固了,似乎穿越回了30年前,一切都没有变,但一切又似乎小了很多,恍惚中不知身处哪个时空,徒留一个中年汉子在寒风中潸然泪下。
房间很小,被隔成两间,我跟爸爸妈妈睡在隔出的里间,两个姐姐睡在外间,外间还有个沙发,兼具客厅和餐厅功能。有一个很小的厨房,妈妈在里面忙碌时,我进去都嫌拥挤。厨房有个小阳台,但居然没有门,需要翻窗而入,而我至今不解既然设计了阳台,为何又没有门?
那时候二姐还没有上小学,妈妈也还没去工作,在家里二姐就跟我吹牛。她说毛主席非常厉害,一拳就能把我们房间的墙打穿,但列宁更厉害。如何厉害呢,她用脚踩住一个小板凳,就是我千里迢迢从老家搬来的那个小板凳,绘声绘色的说,列宁一脚就可以把这个小板凳,穿破水泥地板,跺到楼下去。对政治人物的宣传,是如何投影到学龄前孩子的脑海里,实在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
有一次妈妈去菜场买菜,我和二姐在家里。风吹动了屋角的蛛网在晃动。二姐吓唬我说有妖怪来了,说着说着自己都信了,于是我们两个躲到厨房里,用小板凳堵上厨房的门。妈妈回家后发现了躲在厨房角落里吓得发抖的姐弟俩,着实笑了我们好一阵子。而那时我想的就是,如果我是列宁就好了,我一定不怕那个妖怪。
望海寺在80年代初的时候经过一次大规模的翻建。那是望海寺最浩大的一个工程,地震棚被拆除,文化宫广场修建了花坛,儿童乐园和海滨公园应该都是在那个时间修建。从我们4楼的窗户看下去,就是通往职工医院的路,那里被挖开修路,但地势较低,一到雨天,积水淹没,就看不出哪里被挖开了,那里是路。有一天大雨,我们姐弟三个伏在窗前,看过往的人,或撑伞而行,或骑着自行车从水中趟过。每当有人摔到坑里,浑身湿透,我们三个就没心没肺的拍手大笑。后来爸爸知道了,一通严厉批评。之后就再没有过这种幸灾乐祸的机会,但之后无数次聊起,却总被我们姐弟三个引为童年最有趣的事之一。
夏天照例少不了冰棍儿。开始是1分3分,后来涨到3分5分了,3分的是一坨甜冰,5分的就是雪糕了。大姐掌握着几毛巨款的零花钱。那时候妈妈已经去上班了,暑假大姐带着二姐和我在家里,下午听到外面骑着自行车叫卖冰棍的小贩经过,于是姐弟三个一起跑出门,急着要去买冰棍。刚出门,砰的一声,风吹关了大门,而姐姐忘带了钥匙。应该是邻居的某个叔叔给爸爸打了电话,于是当他匆匆忙忙骑自行车赶回来的时候,看到我们姐弟三个齐齐坐在家门口的楼梯上,嘴里还含着早已吃完的冰棍杆儿。
那时家里没有电视,爸妈经常带我们全家去文化宫看电影。我那时对电影毫无兴趣,因为看不懂,所以全无印象。当时放电影前总会放一些宣传片,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个工人钻到一个大铁罐子里面,然后就爆炸了,想来是当时的安全生产宣传片。画面估计是太惊悚,至今脑海里还能浮现出那个画面,也着实让我做过好多个噩梦。还记得一个电影叫《笑比哭好》,唯一的印象就是有一个人在不停的笑,另一个在不停的哭,而我觉得莫名其妙,完全不知道他们为何哭又为何笑。在一个孩子的眼中,大人的世界就是如此的荒诞。
上小学的前一年,爸爸去大连试航,一去就是半年。那时候通讯不便,中间只有书信。我妈妈一个人带着我们三个,我都不知道她怎么过来的。最大的困难是液化气罐。各家需要把气罐扛下楼,交给指定地点负责收气罐的人。空罐弄下去容易,装好了弄上四楼就比较难。妈妈用一根木棍,和11岁的大姐两个人,晃晃悠悠,一点点挪上去。有时候碰到同单元的叔叔路过,总会出手相助,那时候的邻里关系还是很和睦的。扛米,扛气罐,是那个年代家里男人最重要的职责。直到初中,可以把液化气罐扛上楼的时候,我才真正觉得自己长大了,是一个男子汉了。
居委会有个孟阿姨我很不喜欢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她的样子看起来比较凶,也许是她逗我的方式让我觉得被冒犯。一次她到我家里做客,妈妈让我背一个儿歌给她听。我不知为何竟然很想让她难堪,背了一首在老家从大孩子那里学来的有点粗鄙的儿歌。我非常清晰的记得妈妈的脸色的变化,她没有斥责我,但我已经意识到自己过了火。到今天妈妈那个脸色的变化仍然印在我脑海里,成为我内心一个小小的愧疚。前几年过年时跟妈妈提起,她已经完全没了印象。那时我几岁?4岁的样子吧,总之那个粗鄙的儿歌,我再也没有背过。
由于属于“超生”的,我没有资格进船厂的子弟幼儿园,因此我的学龄前是在各处捻转中度过的。有段时间我被送到道口的一个小幼儿园,每次妈妈送我去,我从来不哭闹。但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妈妈要离开的时候,我突然放声大哭,妈妈很奇怪,只有回来哄我,耽误了好一阵,我突然就不哭了,之后再也没有哭过。其实我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单单那次我会哭,我更愿意相信是那次哭泣让妈妈躲过了一次险境吧,冥冥中一定有种力量在安排着这一切。多年后送女儿去幼儿园,女儿也从来不哭,但我特别能理解那些哭着不让妈妈走的孩子。每个孩子都是天使,她们这样哭,一定是有缘由的,虽然大人们不懂,虽然有时候她们自己也不懂。
我曾经被托管在邻居一个王阿姨家里一段时间,后来被送到一个刘姥姥那里。刘姥姥退休了,在家里带了三五个跟我境遇相同没法上幼儿园的船厂孩子。我曾经的记忆也就只有打破了她家里的热水瓶。我初一的时候,有一次跟妈妈去菜场,碰到刘姥姥,她认出了我,兴奋的用双手捧住我的脸,叫着我的小名,不停的说都这么大了,都这么大了,几乎老泪纵横。而快到青春期的我,尴尬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之后再也没听过刘姥姥的音信,不知道她是否还健在,如果健在应该近百岁了吧,希望她能原谅我的无礼。
后来慢慢就长大了,大到那个小镇再也容不下我的梦想。当我背起行囊登上火车的时候,甚至头也不回。要是我知道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亲近那座山,那片海和那些人,我一定不会走的那么决绝。这一别就是20多年,而望海寺,成为了只有在梦中出现,让人魂牵梦绕的地方。小时候,总把自己当做外乡人,现在才知道,对我而言,那时的外乡才是故乡。你在哪里长大,哪里就是你的故乡。
如今女儿已经长大,儿子也到了我初到望海寺的年纪。14年春节的时候带女儿到望海寺玩儿,她穿着一双小红鞋,在海边白皑皑的雪堆上跑来跑去,非常开心。她说,爸爸,望海寺这个名字太好笑了,你是在寺里长大的,你是个小和尚吗?是的,在那个纯真的年代,我就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和尚,在望海寺那一片净土上快乐成长。
2017年1月2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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