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百分之六七十最后走进了毒气室、坐上了电椅，或是挂在了绞索上的杀人犯在邻居们眼中都和富勒毛刷推销员一样温和。温和、安静、教养良好，正如罗杰，韦德太太。
时间让一切都变得卑贱，可鄙，满面褶皱。人生的悲剧，不在于美丽之物英年早逝，而在于他们会变得衰老，变得卑贱。
这就是新闻工作中最让人沮丧的一点。你总知道这么多你用不上的事情。你会变得愤世嫉俗。
只要所有形式的赌博都在某些地方合法，而某些形式的赌博在所有地方都合法，就没有人制止得了赌博。
也许这都得怪那些个电视广告。它们会让你厌恶每一样它们向你推销的东西。天啊，他们肯定以为公众全都是些白痴。每次我一看见某个一身白大褂、脖子上挂着个听诊器的傻瓜手中举着一管牙膏，或是一盒香烟，或是一听啤酒，或是一瓶漱口药，或是一罐洗发水，或是一盒不知叫什么的东西，能够让一个满身肥肉的摔跤手散发出紫丁香般的体味，我都会特意做一条笔记，确保以后绝不买这样东西。哼，哪怕我真喜欢那东西，我都不会买。
自作聪明的人欺骗不了任何人，除了他自己。
警察从不告别。他们总是希望能在指认嫌犯的队列中再见到你。
我们也想斗胆在此引用那部经过官方认可的戏剧杰作——《哈姆雷特》中的一句台词——一句金言，却恰好是从一个败类口中说出：“谁是真有罪的，让斧钺加在他的头上吧。”
出自巜哈姆雷特》第四幕，此话由害死哈姆雷特父亲的国王所说。
“再见，琳达。希望你能找到你想要的。”
“再见，”她冷冷地说。“我一向能找到我想要的。可我一旦找到，却又不想要了。”
我恨开赌场的，他用粗暴的声音说道。我恨他们，就像我恨毒贩子。他们是在迎合纵容一种同毒品一样腐化人心的疾病。你以为里诺和维加斯的那些气派宫殿提供的只是无伤大雅的娱乐？扯淡，他们瞄准的是那些小人物，那些想不劳而获的傻瓜，那个进门时口袋里揣着一信封的工资，结果输掉了下星期柴米油盐钱的小伙子。有钱的赌棍可以输掉四万大洋然后一笑了之，下次照样还来玩上几局。可有钱的赌徒成就不了大生意，伙计。真正的大买卖在于一分一毛，两毛五半块，还有偶然一遇的一块钱，甚至是五块。那些做成大生意的，他们的钱来得就像你卫生闻水管里滴出的水——涓涓细流，永不停歇。任何时候、任何人想要干掉一个职业赌棍，我都举双手赞成。我喜欢这样的好事。而每当州政府从赌博业中收钱，还管那叫税收时，政府就是在为黑帮的生意添柴加火。理发师或是美容院小妹押了两块钱去赌马，这钱就是贡献给犯罪辛迪加的，这才是利润的大头所在。人们都想要一支诚实的警察队伍。可为了什么呢？为了保护那些手头有一把贵宾卡的人吗？在加州，我们有合法的赛马场，全年开动。他们合法经营，州政府抽取提成，而在赛马场押注的每一块钱都对应着在各路赌马庄家那里押注的十块钱。赛程单上往往有八九场比赛，而其中的半数——那些选手没啥分量的一往往无人关注。这时候，只要有人点个头，比赛随时可能被操纵。一名骑师只有一种办法可以赢得比赛，可他却有二十种办法能够输掉比赛，哪怕每八杆就安插一名管事在场监视也无济于事，只要那骑师有手段。这是合法的赌博，朋友，清清白白、正正经经的生意，经州府批准。所以，这样的生意完全没错，不是吗？不，我不这么看。因为这是赌博，它滋生赌棍，而当你将这一切的利害得失都通盘计算一遍后，你会发现这世上只有一种赌博：不道德的赌博。
某种意义上讲，所有的警察都一个德性。他们全都怪错了对象。有人在骰子桌上输掉了工资，那就禁止赌博。有人喝醉了，那就禁酒。有人在车祸中撞死人了，那就禁止制造汽车。有人在旅馆房间里和一个姑娘睡觉被人逮到了，那就禁止性交。有人摔下楼梯了，那就禁止盖房子。”
“行啦，闭嘴！”
“没问题，我闭嘴。我只是个普通公民。够了，伯尼。我们有黑帮、犯罪辛迪加和打手团，不是因为我们的市政厅里和立法机构里有腐败的政客还有他们的走狗。犯罪不是疾病，它只是症状。警察就像一个你有脑肿瘤却只知给你开阿司匹林的医生，只是警察可能更愿意选择包皮铁棍作为治疗手段。我们是一个庞大、粗野、富有又野蛮的民族，犯罪就是我们为之支付的代价，而有组织犯罪就是我们为组织支付的代价。它已经伴随了我们很久。有组织犯罪就是光鲜的美元那肮脏的背面。”
“也许你从来就没有在酒吧里向女人献殷勤过。”
“我确实很少这样干。酒吧里的灯光太暗了。”
“可许多女人去酒吧，就是等着有人来献殷勤的。”
“许多女人早上起床时，脑袋里也装着同样的想法。”
“可酒精是一种催情剂——某种程度上说。’
“医生推荐的。”
“谁提医生啦？我要我的香槟。”
“你很爱我吗？还是说，如果我跟你上床，你就会很爱我？”
“也许吧。”
“你不必非跟我上床不可，你知道的。我并不十分坚持这一点。”
“谢谢你。”
“我要我的香槟。”
“你有多少钱？”
“全部加起来？我怎么知道？大概有八百万美元吧。”
“我决定跟你上床了。”
“唯利是图的家伙，”她说道。
“香槟的钱是我付的。”
“让香槟见鬼去吧，”她说。
大多数的有钱人都根本不配有钱，也不知道该怎么过有钱的生活。可这样的日子长不了。很快我们就会遭遇又一场战争，而等到战争结束时，每个人都将是身无分文——除了那些流氓坏蛋和骗子。而我们其他人——我们都将被税收压榨得一无所有。
一百个人当中大概能有一对神仙眷侣吧。剩下的都只是在努力维持婚姻。二十年后，男人的全部所有就只是车库里的一张工作台了。美国姑娘们都棒极了。美国太太们却太爱霸占领地了。
第一场离婚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在那之后，离婚就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了。对你而言不成问题。十年后，你或许会在街上与我擦肩而过，却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究竟在哪里见过我——假使你还能注意到我的话。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做，”她说。“可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千万别说我是个女人，而女人永远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做任何一件事。”
法国人有一条谚语，说的就是这种感觉。那群混蛋为每一种感觉都发明了一条谚语，而他们的话永远是对的。
一声告别就是迈入死亡一小步。
“我不是在生你的气。你就是那样的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始终猜不透你。你行事很地道，人品也很地道，可你身上不知什么地方就是不对劲。你有你的为人准则，你也总是遵守准则，可这些准则仅仅是你个人的。它们与任何的伦理规范或道德顾忌都不相干。你是一个善良的人，因为你有一颗善良的心。可你与流氓无赖为伍时就跟你同正人君子做伴时一样开开心心——只要那些流氓英语说得还算溜，餐桌上的举止还算得体。你是一个道德上的失败主义者。我想这或许是那场战争造成的结果，但话说回来，我看你也有可能是天生如此。”
“可你买下了大半个我，特里。只用了一丝微笑、一个点头、一次挥手，外加一间清静的酒吧里的几杯清静的酒。这一切都很美好——在它没有被打破的时候。再见了，朋友。我不想说告别。我在那个字眼尚有意义的时候已经对你说过它了。当我说出它时，它是一个哀伤、孤独、无可挽回的词。”
（作者：雷蒙德·钱德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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