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里还是老一套的鸡尾酒会，大家都在扯着嗓门嚷嚷，没人在听别人，每个人都两眼放光，手里紧紧攥着一大杯酒，仿佛那是生命之源；有人满面红光，有人面色苍白，大汗淋漓——这全都取决于他们灌了多少酒下肚，还有个人的酒量。
“最近愈发严重了，但我这人一向离不开酒瓶子。年轻的时候，遇到点不好受的状况。你挺一挺也就过去了。等到你奔四十了，可就没法再这么挺过去了。”
我身子向后一仰，点了支烟。“你见我有什么事吗？”
“你觉得我在逃避什么，马洛？”
“不知道。我没有足够的信息。再说了，每个人都有点需要逃避的事情。”
我也有我想知道的事，有我必须知道的事。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事，我也不确定我自己知道。我唯一肯定的就是有这么一件事，而我必须知道。
生活不过是一场大型歌舞杂耍秀。
一个偶尔喝高的男人依然和清醒时的他是同一个人。一个酒鬼，一个真正的酒鬼，则完完全全变了个人。你根本无法对他作出任何预测，除了一点：他肯定会变成一个你以前从未见过的人。
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会把一半的精力耗费在呵护一种他们从未拥有过的尊严上。
这就是犯罪和生意之间的区别。做生意你得有资本。有时候我想，这可能是唯一的区别。”
“多么愤世嫉俗的话语啊，”我说，“可上档次的犯罪活动也需要资本。”
“那资本又在哪儿呢，老兄？肯定不从那些打劫外卖酒铺的伙计口袋里来。拜拜了。回头见。”
我的运气好得出奇，一个人只有在对一切都满不在乎的时候才能有这样的运气。
电话会让人产生强迫症。被各类新奇装置包围的现代人爱它，恨它，怕它。可他们总是毕恭毕敬地待它，哪怕是在喝醉的时候。电话是一尊物神。
死人有福消受旁人的忠诚吗？咳——我这是在透过宿醉的雾气看人生啊。
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叫做民主社会的国度里，少数服从多数。一个不错的理想——如果它真能运作起来的话。人民负责选举，但党派机器负责提名，而党派机器若想有效运转，就得花大把大把的钱。总得有人向他们提供这笔钱，而这个“人”——不论他是个人、财团、工会，还是别的什么东西，都期望能够得到某种关照作为回报。而我和我的同类们期望得到的就是能够在体面的私密中过我们的生活。我拥有报纸，但我不喜欢它们。我把它们看做是对我们目前仅存的一点私密的永恒威胁。它们总是不停地嚷嚷着出版自由，而这就意味着——除了少数几个可敬的例外——贩卖丑闻、犯罪、性、哗众取宠、仇恨、含沙射影，以及政治与金融宣传的自由。办一份报纸就是做一桩生意，目的是通过广告收入赚钱。
“钱有一种奇怪的特质，”他继续说道。“钱一旦多起来，就获得了一种自我生命，甚至是一种自我意识。钱的力量会变得难以驾驭。人一直是一种贪婪的动物。人口增长、战争的巨额花费、没收性赋税的无尽压迫——这一切都使他变得越来越贪婪。普通人是疲惫又恐惧的，而一个疲惫、恐惧的人无法负担崇高的理想。他必须养家糊口。我们这个时代见证了公德与私德的骇人滑坡。你不能指望一群生活在缺乏品质中的人能拿出品质来。你没法从大规模生产中得到品质。你也不想要品质，因为品质太持久了。于是，你取而代之以款式——一种旨在人为产生过时的商业骗局。只有让今年出售的产品在一年之后显得过时，大规模生产才能在来年继续出售其产品。我们拥有世上最洁白的厨房和最闪亮的卫生间。可就在这间可爱、洁白的厨房里，大多数美国主妇却做不出一顿堪吃的饭食，而那间可爱、闪亮的卫生间多半只是一个容器，用来盛放除臭剂、通便药、安眠药，以及那个被称作美容业的诈骗集团提供的各类产品。我们制造着世界上最漂亮的包装，马洛先生。里面的东西却基本上是垃圾。”-7
我又想要夺门而出，置身事外，可这种想法是从来不会被我采纳的。否则的话，我当初早就安安稳稳地待在我出生的那座小镇了，然后进了一家五金店，娶了老板的女儿，生了五个孩子，星期天早上给他们读报上的滑稽栏，他们不听话的时候敲他们的脑袋，和老婆喋喋不休地争吵着该给他们多少零花钱，什么样的电视节目能给他们看，什么样的广播节目能让他们听。我说不定还会成为有钱人一小镇上的有钱人，有一栋八房的私宅，一间车库两辆车，每个周日有烤鸡，客厅桌子上摆着《读者文摘》，老婆一头铸铁一样的电烫卷发，我自己一副硅酸盐水泥注成的脑瓜。这样的人生你拿去吧，朋友。我宁可选择这座肮脏污秽又堕落的大城市。
书的主人公都身高八英尺，我的女主人公整天蜷起双腿仰卧榻上，屁股上都磨出了茧子。蕾丝与褶边，剑与马车，优雅与惬意，决斗与慷慨赴死。全是谎言。那些人用香水代替肥皂，满嘴都是烂牙，因为他们从来不刷牙，指甲缝里散发着陈年肉汁的馊味。法国贵族们会在凡尔赛宫的大理石走廊里对着墙角撒尿，等到你终于将那位可爱的侯爵夫人身上的几重内衣全部褪去，你注意到的头一件事情就是她该洗个澡了。我真该这么写。
不同的人准备自杀的方式也各不相同，有些是用烈酒，有些是用精致奢华的香槟晚餐。有些穿着晚会礼服，有些则一丝不挂。人们会在高墙的顶端自杀，在水沟里自杀，在洗手间里自杀，水中自杀，水上自杀，凌水自杀。他们会在谷仓里上吊，会在车库里吸毒气。
我一到家，就给自己调了一杯带劲儿的酒，然后站在客厅里敞开的窗户边上，一边抿着酒，一边听着月桂谷大街上汹涌的车流声，望着这座巨大狂暴的城市射出刺目的光芒，笼罩在将大街拦腰截断的群山山肩之上。远处，警车与救火车的鸣笛声忽高忽低，如女巫的尖啸，彻底的宁静从来不会持续很久。一天二十四小时，总有人在逃跑，总有人在追逃。窗外，在那片上演着千宗罪的夜色中，有人在死去，在遭受摧残，被飞起的玻璃割伤，狠狠地撞上方向盘，或是身陷沉重的轮胎下。有人在被毒打、被抢劫、被扼死、被强奸、被谋杀。有人在忍受饥饿、疾病、厌倦，绝望地面对孤独、悔恨或恐惧，他们愤怒、残忍，狂乱，浑身战栗，泣不成声。一座相较而言并不特别糟糕的城市，一座富裕的、充满活力与骄傲的城市，一座迷失的、垮掉的、从里到外全是空虚的城市。
这一切全都取决于你屁股坐在哪里，取决于你自己心里记着怎样的一本账。我没有账本。我也不在乎。
“这世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能让你挣上一千万美元的正道，”奥尔斯说。“也许大老板认为自己的手是干净的，但在生意运作的某个环节中，总有小人物会被逼得走投无路，总有清清白白的小企业不知怎的就被人坑了，只好贱价出售；总有好人会丢工作，股价被人操纵，代理权被人以贱若尘土的价格买断，而那些抽取提成的大人物和大律师事务所的进账则以万元计，只因为他们能绕过某些人民支持而富人讨厌的法律，某些动了后者利润的法律。庞大的金山意味着庞大的权力，而庞大的权力则必然会被滥用。这就是体制。也许这是我们能够达成的最好的体制，但它绝不是洁白无瑕得像一块象牙牌香皂。”
自作聪明的人欺骗不了任何人，除了他自己。记住我这句话，朋友。我是过来人。”
大家似乎永远都搞不清一个道理：想要了解什么，尽管张嘴去问就好，这一点真是教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的许多朋友都在大轰炸中遇难了。那些日子里，当你说晚安时，你尽量不让那听起来像是在告别。可往往那就是告别。当你向一个士兵告别时——那滋味更是苦涩。而阵亡的总是那些善良、温和的士兵。
让执法机构去干他们自己的脏活儿吧。让律师们去解决这个案子吧。他们为另一群律师编撰了各种法条，好让这另一群律师能在又一群叫做法官的律师面前剖文解字，如此这般才会有另一群法官来发话说第一群法官错了，再由最高法院来发话说第二群法官错了。没错，这世上确实还有一样叫做法律的东西。我们都快被法律的汪洋淹没了。而它所做的一切几乎就是为律师们创造业务。要不是有律师在背后指明生意之道，你以为那些混得风生水起的黑道头子能蹦跶几天？
一旦你认识到一个人是谋杀犯，他的形象就会不可避免地脱离真实。有些人是出于仇恨、恐惧或贪婪而谋杀。有些狡诈的凶手会事先谋划，事后指望能全身而退。有些狂怒之下的凶手根本丧失了思考功能。还有些凶手爱上了死亡，对他们而言谋杀就是一种远期的自杀。
死了。在任何一种语言中，它都是一个何其冰冷、黑暗又无声的词啊。
我走出客厅，进了厨房，煮起了咖啡——一杯接一杯的咖啡。醇厚、浓烈、苦涩、滚烫、无情、堕落。困倦之人的生命之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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