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赧王十九年（前296年），楚怀王的灵柩从秦国送回楚国，标志着秦国再一次刷新了道德下线。如果我们从国家实力的角度回顾商鞅变法以来的秦国历史，必须用上“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狂飙突进”这些大词，但如果从道德角度来看，最合适的成语就该反过来了，变成了“江河日下”、“一蟹不如一蟹”。秦国每次耍流氓，都很容易让人惊叹一句“无耻至极”，然后发现这只是错觉，因为无耻虽然无耻，但从来不曾“至极”。
如果我们把时间尺度放大，从春秋初年一路看下来，就会清晰地看到，所谓礼崩乐坏，所谓宗法制度和封建制度的瓦解，所谓中央集权的加强，这一切的大势所趋，确实在跟传统道德背道而驰。
传统道德，也就是孔子和孟子他们心心念念的那种道德模式，来自宗法封建的贵族土壤，而宗法封建这种社会结构虽然已经是高度文明化之后的结果，却并没有很背离人类天然的群居模式。所以我们从骨子里，从基因里，就更容易认同孔孟道德，鄙视秦国的价值观。但没办法，形势比人强，于是乎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那么问题来了：秦国这么流氓，肯定犯众怒吧？
犯了众怒，还能讨得到便宜吗？
五国伐秦
齐、韩、魏、赵、宋同击秦，至盐氏而还。秦与韩武遂、与魏封陵以和。
从《资治通鉴》的记载来看，秦国这回确实犯了众怒，以至于齐、韩、魏、赵、宋联合起来去打秦国，打到一个叫盐氏的地方，然后退兵。秦国把从前从韩国手里抢来的武遂还给了韩国，把从前从魏国手里抢来的封陵还给了魏国，跟联军讲了和。
这段记载相当令人费解，它的出处是《史记·秦本纪》，但有一点改动。《史记》版本的原话是“齐、韩、魏、赵、宋、中山五国共攻秦”，明明白纸黑字一共记载了6个国家，但司马迁可能数错了，写成“五国共攻秦”。司马光很细致，删掉了中山国。
这样删很合理，因为当时的中山国已经被赵武灵王打得只剩最后一口气了，马上就要正式亡国了，不可能还有余力参与这场联合军事行动，更不可能跟赵国这个大仇人打配合。但是，赵国和宋国不是跟秦国结盟了吗，怎么就突然转变立场，配合齐、韩、魏一道进攻秦国了呢？而且在战争结束之后，赵、宋两国得到了什么呢？
盘点一下战果，我们看到韩国和魏国各自收回了武遂和封陵这两大重镇，多年来难得有这样一场大丰收。我们不妨简单回忆一下，当年秦武王派甘茂攻打韩国宜阳，甘茂攻陷宜阳之后，主力部队从宜阳北上，横渡黄河，在黄河北岸的武遂修筑防御工事。
这样一来，洛水经过宜阳流向东北，黄河经过武遂流向东南，周天子的地盘正好在这两河夹角之间，秦武王问鼎周室的野心险些就要达成了。后来秦武王暴毙，秦国内乱，甘茂为求自保，想要把武遂归还韩国，慷国家之慨淡化自己和韩国的仇恨。再后来甘茂出逃，秦国再夺武遂，好一番动荡不安。
而秦国在“季君之乱”以后，为了敲打幕后的魏国，出兵夺取了魏国的蒲阪、晋阳、封陵，这是周赧王十二年（前303年）的事情。现在，时间仅仅过了7年，秦国竟然就把武遂和封陵这两块吃到嘴里的肥肉吐出来了。
疑点重重
再看齐国，什么地盘都没得到。这也正常，因为齐国首先就没损失什么，不存在“收复失地”这个目标。就算秦国割让一片土地出来，齐国隔着三晋也没法去治理飞地。再者，齐国号召合纵，对齐湣王来说是为了趁机拿下宋国，对孟尝君来说，一来是为了巩固个人地位，二来大概只是为了出鸡鸣狗盗事件的一口恶气吧。
再看宋国，它跟秦国并不接壤，当中隔着韩国和魏国，参与伐秦显然捞不到实际利益，还得时刻防着东边和自己接壤、对自己一直虎视眈眈的齐国。再看赵国，莫名其妙地加入联军，莫名其妙地一无所得，难道只是想表明自己改弦更张的态度，向合纵阵营纳投名状吗？
如果说赵、宋两国真被秦国对待楚怀王的下流行径激起了正义感，非要加入反秦阵营打秦国一顿不可的话，但真正的受害人楚国为什么反而并不在联军阵营之内呢？
赵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
再看赵国，如果赵国真的加入了合纵联军，那么不问可知，赵国军队的统帅应该就是已经做了主父的赵武灵王。但就在本年度的大事件里，《资治通鉴》有记载说，赵武灵王巡视新近占领的疆土，出代地一路向西，在西河遇到了楼烦部落首领，收编了楼烦军队。
赵国所谓新领土，只能是从中山国抢来的地盘。赵武灵王从中山去代地，再去西河，看来这一年主要都在北边活动，和联军的行军路线南辕北辙。
再来看看盐氏这个地方，原本属于魏国，紧挨着魏国早期的首都安邑。盐氏大约在今天的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顾名思义，当地真的存在盐湖，从古到今都在，就像死海一样，是内陆地区非常重要的一处食盐产地。不知道盐氏什么时间归了秦国，又或者这时候还是魏国的地盘，但无论如何，联军如果仅仅打到盐氏，对秦国实在构不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秦国没道理因此就把武遂和封陵两大重镇拱手相送。
疑点重重，怎么解释都解释不圆。拿各种史料参照来看，似乎当初孟尝君逃离秦国之后，重新担任齐国总理，积极联合韩、魏两国再结合纵联盟，浩浩荡荡去打秦国，强攻函谷关，这一打就从周赧王十七年（前298年）打到了周赧王十九年（前296年），时间跨度足有3年之久。最有戏剧性的是，就在周赧王十九年，秦国送回楚怀王灵柩的这一年里，合纵联军好像真的打进函谷关了。
合理的推测
杨宽先生的名著《战国史》和《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就是把事情分析到这一步的，说在联军进攻函谷关的3年间，赵、宋两国都持观望态度，当联军终于打进函谷关之后，赵、宋两国趁火打劫，伙同齐、魏、韩一道进军，打到盐氏，迫使秦国割地求和。
杨宽先生的总结陈辞是这样的：“这个战役和上次齐、韩、魏合纵攻楚一样，由齐将匡章为统帅，这是东方诸国合纵攻秦第一次攻入函谷关迫使秦归还重要侵地的胜利。”（《战国史》，2003，p.376）
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的话，就和《资治通鉴》的记载完全没法合拍了，而且怎么都感觉不太合乎情理。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以现有的史料实在没法让人看清，只能说基本可靠的大脉络是这样几个：
（1）孟尝君才一逃回齐国，确实重新掌权，并且积极推动合纵，联合韩、魏两国一起去打秦国。
（2）这一次合纵联盟和秦国在函谷关外相持不下，确实很耗时间。
（3）秦国确实吃了亏，把武遂和封陵分别退还了韩、魏两国，双方就这样握手言和了。
至于其他事情，实在查无实据，我只简单谈谈个人感觉好了。我更倾向于认为赵、宋两国并没有参与合纵攻秦，赵武灵王一直在北边忙着，而在秦国这边，函谷关很可能并未失守，秦国最多只是在关外打了败仗，一时忍辱媾和之后，转过年来就要报仇雪恨了。
反过来看，如果联军真的打进了函谷关，无论如何也应该派驻重兵，再搞一下基础建设，把函谷关从秦国的东方门户变成中原诸侯卡死秦国东进之路的核心枢纽。至少联军当中的韩、魏两国太明白函谷关如何关系重大，打进函谷关又是如何的侥幸，实在不可能打下来却又弃守。如果真有什么事情可以使韩、魏两国弃守函谷关的话，那就只能是国内发生了危机四伏的政权更迭了，并且，必须是两国同时发生才行。
魏襄王薨，子昭王立。
韩襄王薨，子釐王咎立。
也许事情真就这么凑巧。让我们回到《资治通鉴》，就在这一年里，魏襄王过世，魏昭王继位，韩襄王过世，韩釐王继位。这位韩釐王，就是前边讲过韩国3位公子竞争继承权事件里的那位公子咎。
下一年里，秦国不出意外地展开了报复，但赵国那边才是《资治通鉴》浓墨重彩的对象，因为赵国内部发生了一桩极具资治意义的人伦惨剧，导致英明神武的赵武灵王竟然以饿死收场，这真是谁都想不到的事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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