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期，有一个老人特别爱听故事。
每天清晨，他都怀着无比期待的心情，因为客人们总会分享一些新鲜的市井传闻。
如果对方很健谈，很能分享，他便静静倾听，乐在其中。
如果对方不善言辞，羞涩木讷，他便让对方讲道听途说的鬼故事，或者干脆鼓励对方：
“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这种心态，像极了清代写《聊斋志异》的蒲松龄。
在以往的认知里，“游戏人生”是一种轻佻可鄙的处事态度。
大把的时间挥霍在无意义的事物上，无论对于兴邦立业，还是谋取功名，似乎都毫无帮助。
但是，如果把人生看成一场游戏，以终极玩家的心态进退自如，在任何涉足的领域都镌刻下足迹，并且乐在其中，这何尝不是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呢？
老顽童稀有，大玩家更可贵，这个爱让对方瞎编故事的老人，就是名垂千古的网红男神——苏轼。
很多天才的文学家，在青年时期就已展露出独特的禀赋。
同李白和白居易等人一样，二十多岁的苏轼已经是名满京城的新生代领军者。
公元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那一年，他刚好二十岁。
他的每篇文章问世，都会在宋朝最顶级的朋友圈引发高度关注和转载。
无论是老一辈文坛领袖欧阳修，还是和欧阳修针锋相对的梅尧臣，都对这个眉州来的年轻人赞不绝口。
欧阳修甚至给予了这样的评价：
“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这个评价有没有过誉之嫌？当然没有，甚至还趋于保守。
因为苏轼不仅是文章独步天下，他的诗词、他的书画，都足以和同时代顶级人物相提并论。
文章自不必说，唐宋八大家，苏家父子占了三个，这点和建安七子里的三曹异曲同工。
谈到诗歌，他能够和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比肩，合力推动了宋诗的发展。
论起词作，他更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豪放派宗师，放到历史长河里也是顶流名家。
至于书法和绘画，纵然没有他的文学才能那么耀眼，但也不失为宋朝的门面。
套用现代的说法，苏轼就是一个“综合能力”非常出众的人，能力体系既突出又全面。
更加可怕的是，他当官也能成为一把好手。
文人从政，历朝历代的评价都是贬多于褒。
无论是李白的“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还是纪晓岚等人对朝政时弊的讽刺，都充满了文人的理想主义色彩。
至于政坛的波诡云谲，沙场的险象环生，文人们是压根体会不到的。
所以，人们总倾向于认为文人空谈误国，读书人搞不好政治。
但苏轼绝然不同，无论在哪里任职，他在当地都留下了有口皆碑的美誉。
苏轼担任徐州知州期间，黄河水势泛涨，狂涌而出的洪水甚至把徐州城墙冲击得摇摇欲坠。
眼见如此情景，城里面的有钱人都想出城避祸，苏轼立即站出来说：
“如果富民们竞相出城，那么整个徐州都会动摇，我该和谁一起奋战到底呢？”
于是，他一面制止百姓出城，稳定民心，一方面亲自去说服武卫营的禁军，让他们出手相助。
而且，苏轼完全没有地方行政长官的架子，撩起裤腿就往前线冲锋。
这一来，士兵和百姓都颇为震动，纷纷跟随苏轼的脚步，协力抗灾。
再到后面，苏轼奏请加固徐州城墙和堤防，朝廷也都答应了。
一个平日里被众星捧月，下笔顷刻便能技惊四座的大文豪，居然能够随时为了百姓放下身段，这也令很多人刮目相看。
遍观苏轼的词作，尽管气象万千，笔力深厚，但情感上都把自己和时代与土壤紧密相连。
没有无病呻吟，没有空谈误国，无论词藻还是寓意，历经千年的冲刷依然熠熠生辉。因此，词圣二字，苏轼当之无愧。
除了“词圣”之外，他还担得起另外一个称号，那就是“情圣”。
按照大家惯常的印象，情圣都是像慕容复一样风度翩翩，像徐志摩一样细腻敏锐的人，既有颜值，又有情商。
就颜值来说，苏轼确实不是标准的美男子。
从画像来看，他虬髯长须，和他的豪放词风很契合。而且，坊间还有苏小妹笑话他长脸的段子。
相传，苏轼和苏小妹互相损怼，苏轼笑话妹妹额头高，就写道：
“未出门前三五步， 额头已至画堂前。 ”
对此，苏小妹也不甘示弱，立即回敬：
去年一滴相思泪， 至今还未流到腮。
尽管苏小妹这个人物本身是虚构的，但从这些梗和笑点来看，苏轼确实也拥有类似的外形特征。
可情圣的标准，从来不是这些表象。
中秋月下，苏轼想念远方的弟弟苏辙，于是百感交集，提笔写下了：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妻子王弗去世多年，苏轼颇为思念，辗转反侧之际，留下了：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玫瑰花、香槟酒、甜言蜜语、海誓山盟，这些或许可以点燃一个夜晚的激情，但无法唤起千载之下的共鸣。
当苏轼的词句映入当下人们的眼帘时，我们都会感受到一股奔腾不息的能量。
这种能量不仅催化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更激起了大家对美好情感的追求。
这便是情圣的最高诠释。
前四十年的苏轼，几乎囊括了我们可以想到的一切赞美之词，仿佛他的人生也会一直这么美好下去。
这时候，“乌台诗案”出现了。
公元1079年，御史何正臣等上表弹劾苏轼，说苏轼心怀不轨，用各种暗语来讥讽当今朝政。
随后，他们又引述了大量苏轼的诗文作品出来，以作为呈堂供证。
经过一番调查，皇帝宋神宗同意了对苏轼的裁决，将其湖州知州的职务免除，让他去湖北黄州当团练副使。
难道宋神宗对苏轼也有个人成见吗？当然不是。
皇帝这么做，主要还是出于政治因素考虑。
大家或许知道，王安石曾主导变法，以他为首的改革派和司马光、欧阳修等人为首的保守派就始终格格不入。
单就文学交流而言，他们可以畅所欲言，甚至成为朋友。
但政治的竞技场上就没有这样浪漫，一旦政见不和，其下场必然是你死我活。
苏东坡一直就支持保守派，认为新法很多条例争议太大，不切实际，并多次上表进言。
这一来，就弄得王安石和宋神宗等人很恼怒，因为这个就等于否定当今的政策和改革成果。
所以，在这种政治背景下，苏轼的遭遇也是可想而知的。
但真的没有其他的原因了吗？
当然有，那就是他弟弟苏辙说的那样：“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
他的才华太耀眼，太夺目，一落笔就能颠倒众生，惊艳时代。
相比之下，朝中一帮无能之辈就显得如此黯淡无光，仿佛凤凰身边的乌鸦一般。
于是，他们就主导了一场舆论风暴，将苏轼彻底排除在他们的视野之外。
从光彩夺目的东坡居士，到被贬异地的朝廷罪人，苏轼会不会因此一蹶不振呢？
完全没有。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这一句词，出自《念奴娇·赤壁怀古》，气魄宏大，国民度超高。
但谁能想到，苏轼写这句词的时候，距离“乌台诗案”已经过了两年？
人到中年，历经沧海浮沉，却依然能够写下如此雄浑壮美的篇章。
由此可见，苏轼的胸中装着怎样的世界。
再到后来，他对于自己的人生和境遇产生了新的思考。
苏轼和高僧佛印是朋友，民间也流传了很多两人互相调侃的段子。
其中很多也跟苏小妹一样，属于虚构故事，但两人的交情确实非常深厚，经常一起泛舟长江，畅谈古今。
佛印是得道高僧，活得通透，自在自如。他的人生状态，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苏轼。
早年的苏轼，豪气干云，满怀雄心，希望能够有所作为，很有儒家士大夫的理想风范。
但当他人到中年，经历一系列的挫折后，佛家的世界又让他无比向往。
从儒到释，从积极的诉求到沉稳的观照，苏轼从新的境遇里悟到了人生的真谛：
一切都是体验，一切都是游戏。
从那以后，他真正活成了独一无二的苏东坡。
公元1101年，六十五岁的苏轼离开了这个世界。
临走之前，朝廷大赦天下，他也因此复官。满怀着喜悦，苏轼踏上了北归的旅途。
谁知在半路上，这个通透的老人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肉身虽然已经烟消云散，可他却永远活在了学校课本、影视作品和东坡肘子里面。
一个有着超高艺术成就的大文豪，同时也跟我们当下的生活如此贴近。
千百年来，学术界反复研究他，百姓们也一直喜欢他。
如此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人物，实在难以找出第二个。
在苏轼的世界，无论是平步青云，还是宦海沉浮，都是一种独特的人生体验，无有对错，无有高下。
因此，他可以在朝野之上激扬文字，也可以呼朋唤友泛舟长江，或者干脆搬个小凳子，聆听乡民口中的故事传闻。
木心说：
“智者，无非是善于找借口让自己平安消失的顽童。”
但苏轼的境界似乎更高：
我本来就很平安，为何消失呢？
这就像他那首《定风波》写的那样：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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