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越辩越明,似乎真是这样子的。可是,得有一个基本前提,你必须与讲理的人的辩论。若与不讲理的,你与他辩辩试试。我们一次又一次,只发现与不讲理的越辩越糊涂,越辩越心烦。那个著名的段子是对的,再次温习下:“有的人,你跟他讲道理,他跟你耍流氓;你跟他耍流氓,他跟你讲法制;你跟他讲法制,他跟你讲政治;你跟他讲政治,他跟你讲国情;你跟他讲国情,他跟你讲接轨;你跟他讲接轨,他跟你讲文化;你跟他讲文化,他跟你讲老子;你跟他讲老子,他跟你装孙子!你跟他装孙子,他跟你讲道理”。
古人早就告诉我们了,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秀才与兵,都只是比喻,前者代表讲理的人,后者代表胡扯蛋的人。事实上,过去的秀才集团与大兵团队中也都有讲理与不讲理的人同时存在,只不过古时的士兵受到社会的一定的歧视,就拿他们开涮了。今天,我们要污名化某些人群,也是用此法。一度时间,河南人遭受地域歧视,就被搞出好多故事来,让他们中比较敏感讲自尊的人气得三尸暴跳也无可奈何。
极端派之所以成为极端派,就是在于不讲理。如果他们讲理,就不是极端派了。
一个人极端之后,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这三观是扭曲的,看世界带着偏见与固执,对事实、常理、常识随时可以歪解与曲解,你是说不通他的。一个人习惯于趴在猪圈里,你跟你说外面有多好,有多整洁,有多自由,他才不相信呢。他坚信的只有呆在猪圈里,一日三餐才有保证。为什么会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当一些人把邪恶与恐怖当作自己的信仰之后,你想唤醒他们,解放他们,他们反而视你为仇寇。那些已经被魔化了的IS恐怖分子,你去试图说服他们,感化他们,他们二话不说,就会拿刀子来割你的脑袋。
在极端派那里,永难找到理解、尊重与妥协,永难存在什么共识或最大公约数。他们的致命伤,是受暴力与服从的游戏所驱使。左边的人并不掩饰这一点,特别有种英雄、青天、红太阳之类偶像情结。右边的人嘴上喊自由、民主、人权之类的口号,但他们思维模式与行为,正与这些响亮的口号相违背。没有自由精神的人唱自由之歌,没有民主精神的人塑造民主女神,不尊重的人民的人把人民两字放到嘴上,实际上,左右两派是一家,极端派都是在给未来画馅饼,最后只落两个字——骗人。
辩论需要遵守逻辑,极端派不跟你讲逻辑。在中国传统思维与文化里,逻辑不是说完全没有,但缺少完整的逻辑思维是客观事实。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要在明末由意大利传教士傅泛济、南怀仁与中国儒生李之藻于1631~1641年间翻译刻印,但明朝于1644年完蛋了,满清的治国理念是以大屠杀与文字狱为核心的奴才文化,这部《逻辑学》便没有了传播价值,只能束之高阁。直到民国时代,逻辑这门学科才从西方重新引进,但一般人要在大学时代才会学到逻辑学。直到今天,逻辑学仍然基本是大学才有的课程。这样,中国人的思辨就比较重感性而不是理性,一些人逻辑混乱根本就不在乎,便给极端派的野蛮生长创造了优渥的土壤。
极端派翻来覆去的,是要宣扬他们的理念,并且要别人屈从他们。他们都是自己先服从了别人,钻进了某个套子里,然后要要求别人跟着那么做。你与他们辩论,他们却只是通过辩论这个形式来宣扬他们的东西。讲不过你,就偷换概念,就骂骂咧咧,喊打喊杀,就要问候你的十八代祖宗,灭了你全家。因此,再有力的证据,再明晰的道理,再严谨的逻辑摆到他们面前,他们只要用“老子不信你那一套”、“你这是恶毒诬蔑”、“我看你就是狗杂碎”或诛心论、阴谋论和所谓的辩证法(实为诡辩术)就将你给顶回去了。因此,莫想与极端派有什么正常的辩论,除非你闲也是闲的,与他们对骂与相互攻击而闹着玩儿。
一个人不能自悟,不能觉醒,不能找到自己的良知与初心,最容易的是自大与狂妄,那就会蛮不讲理。对此,诸君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所以,你会发现与某些人怼上十几年乃至一辈子,仍然无法与之正常交流与沟通。最明智的方法,只有不理他们。
当然,对极端观点与极端派,我们又要懂得区分。有的人是完全的反人类、反文明、反智的极端派,有的人只是在某个观念、某件事上中魔了。也不排除一些极端派终能觉悟与觉醒,但在他们未醒之前,与他们是讲不成道理的。而觉悟与觉醒,是自我醒悟,自我启蒙,外人强逼不了,引导不了。一个人能否走上正道,靠的是自己。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提醒未被魔化的人不要走进魔道而已。在正常的社会,极端派只会是极少数,他们自说自嗨,没有多少人听他们胡言乱语。但有时候,社会会生病的,极端派就会形成强大的势力,以势以权压人。这时候,对策还是不理。极端人必做极端事,最后必然落得个天怒人怨的下场。你要有足够的耐心,因为历史是公正的,时间终会讲清楚一切的一切。淡定一些,从容一些。你看看那些嚣张、野蛮、虚狂之人是什么结局,权当看戏,便可看出许多乐子来。
你对功名利禄越是看得淡,就越对极端派的那一套把戏看得真切。这是一个秘诀。极端派的疯狂既然你阻止不了,那就由他们吧。上帝要他灭亡,必要他猖狂。真是这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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