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粒红豆和一部奇书

一粒红豆和一部奇书

1940年，史学大师陈寅恪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某日见报紙广告，有人出售藏书，当即前往。

挑来挑去，没一本入眼。可售书者，围前围后，很是殷勤。陈先生觉得空手而去，不好意思。于是问，有没有其他的要卖。

那人眼神不错，看出面前这位儒者，非等闲之辈，便告知陈先生，他曾去过常熟白卯港，钱谦益的故居，就是号称红豆村的那处庭院。

话刚落音，陈先生一听“钱谦益”，一听“红豆村”，惊詫之余，连忙追问：阁下果然去过那里？那人回答：不但去过，还在钱家庭院那棵红豆树下，拾到一粒红豆。先生若感兴趣，我拱手相让。

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一粒红豆，远比买到几册罕见古籍，更让陈先生欣喜若狂。后来回忆道：“寅恪闻之大喜，遂付重值”，“自此遂重读钱集，不仅借以温旧梦，寄遐思。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也。”

我猜想，这天晚上，陈先生一定是彻夜未眠。他用眼疾日重的目光，凝视着手中的红豆，心思梦游一般地早已到了西湖边上的絳云楼。

陈先生恍恍惚惚看见，在这间有73个用樟木板打成大柜子的藏书楼里，满腹经纶的钱大学士正和他并肩而坐。一旁的柳如是女士红袖添香，不停的端杯递盏。陈先生受宠若惊之余，一再表白对两位名垂千古的杰出之士的由衷倾慕。特别是对他们不顾世俗舆论的闲言碎语，敢于冲破种种道德偏见，“行结郦礼于芙蓉舫中”的瞠目之举，敬佩得五体投地。所以，不顾学识浅陋，决定撰写一部以此为题旨的著述，略表心意。这种打算已酝酿多时，偶然获得的红豆，愈发坚定了这一信念。

陈先生还特别请钱老前辈，谅解他的直言。他斗胆认为，夫人柳氏除了气节品格可誉为“罕见之独立女子”，其诗词作品，丝毫不比阁下大作逊色。《金明池咏寒柳》，绝对堪称明末词坛的扛鼎之作。所以他才不避讳掠美的嫌疑，硬是在书房名之为“金明馆”，“寒柳堂”。

当然，这个时候，陈先生并不知道最终完成的书稿，会由原来拟就的书名《钱柳因缘诗释证稿》，更改为《柳如是别传》了。

学术著作，大抵都是理性思维的结晶。可陈先生这部《柳如是别传》，却另当别论。他

是借助“释证”的研究方式，在“温旧梦，寄遐思”。甚至可以说，先生是通过“别传”，在与钱谦益柳如是进行心灵的贴近和情感的沟通。他一改作为学者常有的严谨严肃的冷峻面孔，展露出一个性情中人的真实情愫，不掩不遮地直述胸臆，倾诉心曲。先生意识到，这是纯属另类的著述，引用项莲生的话，“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加以自潮式的辩解。

陈先生这档“无益之事”，竟然持续了十多年之久。1955年元旦，新年第一天，他一连作了两首诗，感喟“笺释钱柳因缘诗未成”。后一首如此吟叹：“高楼冥想独徘徊，歌哭无端紙一堆。天壤九销奇女气，江关谁省暮年衰。残编点滴残山泪，绝命从容绝代才。留得秋潭仙侣曲，人间遗恨总难裁。”由此可见，对于“未成”，该有多么焦虑怅惘，简直心急如焚了。这都是那粒红豆惹的祸。

因为是“笺释”，自然要引经据典，旁征博引。陈先生已经失明，所需资料，只能凭借头脑对以往的阅读记忆来搜寻。之后依靠助手查证，落实到书稿上。写作中涉及正史，野史，年谱，方志，诗话，戏曲，小说等等，统共六百多种典籍。六百多种，卷帙浩繁，真是叹为观止，令人咋舌。

想当年，钱谦益的絳云楼遭遇火灾，73大柜子藏书，全数化为灰烬。他曾扬言：“天能烧我屋内书，不能烧我腹内书。”陈先生完全可以说，天能禁我两眼著书，却不能禁我心腹著书。

一粒红豆和一部奇书

1964年，当书稿画完最后一个句号时，陈先生双手抚摸厚厚的紙页，瘦削的两颊，染上一片喜色，干枯的两眼，热泪盈眶了。随后，仿照佛门禅语的句式，请助手记录下两段《稿竟说偈》，“刻意伤春，贮泪盈把。痛哭古人，留赠来者。”

1990年8月，洋洋洒洒八十万言的《柳如是别传》，终于横空问世，成为学术界读书界的一大盛事。可陈先生，十一年前，走完八十年的坎坷历程，已经乘鹤西去，未免有点遗憾。九泉之下，还是会长长吐出一口气，感到无限欣慰。

红豆，到底开花结果了，而且结的是一颗沉甸甸的大果实。